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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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在〈北伯鼎跋〉中，因北國銅器出於河北而提出「邶即燕，鄘即魯」的重要論斷，然徵之商周史事，紂子武庚與三監據以叛之地，不當遠自燕魯求之，故陳夢家復提出「邶入於燕」的主張。本文考察王國維與陳夢家二氏所據以論斷之證據，又根據上世紀後來發現的考古與古文字資料，指出邶國始封仍在朝歌之北故殷之地，武庚與三監之亂起，國與殷遺俱移，先徙入商奄之地，復遁「入於燕」。至召公北定燕地，殷遺之叛始平，其子亦獲封於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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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嘗試以古代中國與日本的敬禮比較為契機，探討儒學經典詮釋與政治秩序的關係。從本文的探討可發現，漢唐間的皇權努力藉由儒家經典詮釋以獨占一些禮儀符號，甚至是符號蘊涵的意義與語言。而獨占的企圖是為了彰顯在任何情境與脈絡中，君臣關係都具有優先性，君臣間的身分等差與隸屬關係都必須首先被強調。就拜禮而論，先秦的拜禮作為一種敬禮，在禮經中並不限定為卑者禮敬尊者之儀節，主要用於賓主間。但漢代以後，拜禮愈被視為尊卑上下間人身關係的禮儀符號，故無君拜臣之禮。換言之，拜禮從一種情境式的禮儀符號，轉換為人身關係的象徵。通過這類的經典詮釋，儒家禮制的目的在藉由禮儀符號以凸顯君臣身分的差異，並表現官僚制度中的身分位階。在六朝時期有關敬禮的辯論中，各方不明言的理論預設都是君臣尊卑秩序的優先性的政治秩序的原理，而此預設並不是直接來自於當時的儒學傳統。而就此類中國古代的所謂政治詮釋學而言，儒者是在經典中，舉證其可運用的語言符號以證成己說。儒學傳統當然是政治人物政治理念的知識來源，此不必否認，更十分重要，但也是政治理論的資料庫，儒者可以透過類似今日關鍵字檢索的方式，找尋符合己身理想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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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知幾的史學思想以實錄直書為核心，疑古惑經、批判聖人、質疑名教，卻又堅持人倫是非的標準，這些鮮明的特點實為晉唐之間學術發展和文化動向的呈現與結晶。本文從四個方面對劉氏史學思想的意義與其所以然進行探討：一、義例論的特質，說明劉知幾在方法論上的淵源；二、對「名教」的批判與堅持，顯示其史學價值論的真義；三、「史識」說與實錄史學的關涉，探討其史學的理想；四、實錄史學的時代背景，以追溯漢唐之間史學理想轉變的過程與原因。綜合這些線索，可以清楚呈現此一史學脈動在文化史上的意義。 扼要言之，處在經學精華已竭的時代，劉氏對經術中王道治平的宏圖、人倫精微的探究並無所知，因而與漢晉史學頗有隔閡；他考證雖粗，卻長於名理，具有歷史記載發展進化的眼光。他堅持史官「善惡直書」的實錄精神，意欲憑藉歷史記載扶持人倫，故而非對世俗名教的諱飾之風有所檢討不可，〈疑古〉、〈惑經〉兩文可說是實錄史學的拔本塞原之論。近人推許為具有科學精神，其實不如說他反映出當時一種特殊的儒家人文理想。至於輕視通史，忽略制度，求諸人事而不論天人之際，亦皆與此種歷史理念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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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學極盛，史家眾多，其能父子前後相繼修國史及實錄者，在北宋只有常山宋綬、敏求父子，如同漢之司馬談、遷，為當時士大夫所稱羨。 宋綬父名皋，娶宋初名儒楊徽之之獨生女，徽之家藏書甚富，死後全部贈給外孫宋綬。綬天資穎異而又好學，益增加藏書，官至參知政事，賜第京都春明坊，至敏求，歷三代經營，藏書已達三萬餘卷，外地士大夫喜讀書者，為便於借閱，多在春明坊或其附近賃屋以居，房舍租金竟較他處為高。 敏求自幼好古敏求，不以門第驕於人，而好賢下士，為歐陽修所稱。家中典藏唐代文獻最富，綬嘗編輯《唐大詔令集》，未及成而卒，敏求為之補訂分類，纂成一百三十卷。唐代諸帝之實錄自宣宗以下全缺，敏求為之補編。及仁宗詔修《唐書》，修書官王堯臣以敏求熟習唐代故實，乃薦之為編修官。後歐陽修專任刊修，亦常向敏求咨訪。英宗即位，詔修《仁宗實錄》，提舉實錄院韓琦薦敏求任編修官。神宗熙寧二年(1069)，司馬光任史館修撰，欲修《皇朝百官公卿表》，推薦敏求為同修。至十年，詔修仁宗及英宗《兩朝國史》，由宰相吳充提舉，敏求任修國史，並兼宗正寺修玉牒官，先修成帝紀草進呈。元豐二年(1079)敏求病逝時，《百官公卿表》及《兩朝國史》尚未修成，而於兩年多後，先後成書，敏求家皆得到銀絹之賜。 敏求一生著作甚富，平日於朝章國典甚留意，奉詔編修《閣門儀注》、《蕃國朝貢條例》，編成《蕃夷朝貢錄》，詳定《元正朝賀儀注》，於典制多所規畫。又於地志亦留意，修成《東京記》、《長安志》、《河南志》，於漢唐及宋之京城皆有詳細的記述。又記平生當官所聞見，有《三川下官錄》、《入蕃錄》及《春明退朝錄》，均有功於當代文獻。此外又參與編修《續國朝會要》、《元豐九域志》，雖未克就，仍是有貢獻的。如此淵博的史學家，求之古今中外，實不易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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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文本，長期以來一直被學者們視為「講客家話的客家人」之歷史，並據以重建清代臺灣的客籍源流、漢人祖籍分布以及拓墾社會。然而，由於方志一再賦予清初臺灣「客家」極其負面的形象，並宣稱他們主要來自於操潮州話（接近閩南話的方言）的潮州地區，這使得我們必須反省以往閱讀方志的方法，重新注意方志的作者及其意圖。筆者基本上認為：在研究方法或策略上，與其把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看成是一張「客家人的照片」，來觀察客家的面貌；倒不如將之視為一面「鏡子」，藉以照射清初臺灣的社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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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軍入侵海南島北岸的海口。自此，海南島為日軍所控制，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投降為止，經歷了長達六年餘的日本占領時期。日軍之占領海南島，首要目的在於獲取以鐵礦為主的資源，並且意圖以此地為南進基地。配合軍事占領的同時，「臺灣經驗」在民政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什麼是「臺灣經驗」？簡而言之是日本殖民臺灣時所累積的政治、社會、產業等各方面的「經驗」。其中最顯著的是農林產業、調查事業、熱帶醫學、警察行政及宣撫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海軍特務部的官員過半數是臺灣總督府關係者，形成民政主軸，這種人事面的結合有利於臺灣經驗的移植。而在民間事業方面，以臺銀、臺拓為首的臺灣主要企業、商社相繼前來，大量人力、物力、資金集中投入的結果，使海南島一時之間成了「第二個臺灣」。而海南島以米糖為中心的農政，又正好讓臺灣得以發揮「米糖經濟」的經驗。但是，殖民地經濟中最根本的「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現象，卻也如實的呈現。因此，臺灣在海南島最大的開發事業，即石碌鐵礦的開採及其周邊工程上缺席，僅能扮演後方支援的角色，此也正顯示出殖民地臺灣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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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間，英國自由黨領袖格蘭斯敦的政治關懷環繞著「東方問題」（即土耳其問題）而發，他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與呼籲引起英國全國輿論的關注，並使自由黨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理念與保守黨開始清楚區隔。然而在此同時，落實所謂「自由派的帝國主義」之困難，使人又頗覺自由黨缺乏與保守黨真正不同的外交策略；如何調合自由黨的道德意識與現實政治，成為格蘭斯敦在一八八○年主政後的難題，這尤其表現在自由黨政府推動柏林會議決議－保守黨政府的政策－的困境上。自由黨政府當然不能因其理想而解散大英帝國，但自由黨人在實際的政策中如何妥協調整，以圖外交上臻於其所認知的中庸之道，這是本文探討的重點。全文分為四節，首節說明自由黨人在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之前對東方問題的整體看法，第二節以政黨政治與國際政治的衝擊為背景，討論自由黨對於柏林條約接受的狀況，第三節討論一八七九至一八八○年間，在大選的情勢中，自由黨如何提出其東方政策的規劃，第四節結論解釋東方問題的爭議對於自由黨帝國政策取向成形的影響。整體而言，一八七六年以來自由黨的對外政策可說即是格蘭斯敦的路線，它以反對保守黨迪士瑞理的帝國主義為前提，而在一八八○年大選中獲得英國選民的認同，自由黨外交體系自此逐漸開展。但它的成功卻也顯示自由主義精神的沒落，這使自由黨作為帝國主義批判者的形象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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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郝大維與安樂哲於一九九九年以英文出版《逝者的民主：杜威、孔子、與中國民主之希望》一書，試以「實用且多元」的方式，在思想的層面上提出以儒家民主作為建設中國未來的願景。書中主張：中國在面對現代化的問題時，不能倚賴與中國情況實不相干的西方「植基於權利的自由主義」，但可借取美國思想家杜威的實用主義，俾與中國本有之儒家傳統，同為建立中國民主的基礎。書中論及許多當前中、西思想界和學界的重要關注，並顯示出在建立中國民主和考量實用主義於實際的應用，以及在比較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各有的長短時，必須特別留意的若干關鍵所在。 本文旨在就郝大維與安樂哲的論述取徑和內容，說明他們這一儒家民主說的特徵與相關問題。文中首先指出郝、安兩位先生在書中著重「敘述」的作法，及其與杜威實用主義之問可能有的距離，以及與羅逖新實用主義之間可能的連繫。次則，文中力圖說明郝大維與安樂哲雖然強調傳統與歷史的重要性，卻淡化了美國與中國所處情境的別異，淡化了民主之為政治結構、和個人在民主中的具體保障等重要問題。因此，在面對以權力與衝突為特徵的政治活動與社會現實時，他們的儒家民主說出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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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檢討過去學者對秦漢刑期的看法，並據江陵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部分及其它文獻與出土資料，從思想和實際存在的律令兩層次，重新論證漢文帝以前之秦漢刑法已存在刑期。文帝改革的意義並不在建立刑期，而在使原本存在的刑期制體系化和固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