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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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討《孝經》做為蒙學和女教教材的情形，兼論《孝經》文本在中國歷史上的變化。全文從一史料現象談起，即男女傳記明載傳主接受《孝經》的數量，在歷時性變化上呈現逆反的趨勢。婦女傳記的情形呼應著我們的預期，顯示宋代以降有愈來愈多士人家庭以《孝經》教育女兒，同類史料在元明以降更激增；男性傳記卻相反，唐以前的記錄比元明以降更多，顯示《孝經》在近世逐漸淡出士人傳記書寫。本文試圖從《孝經》文本性質的變化，對此現象提出解釋，並探討《孝經》與近世蒙學和女教的關係。全文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除了說明男女傳記資料記載傳主閱讀《孝經》的數量差異與變化外，也討論婦女與士人家庭教育、《孝經》與女性傳記書寫的關係，說明傳文中標榜婦女閱讀《孝經》等儒家正統典籍，除了記實，更具有象徵女德的意涵。 第二部分比較唐宋以前和元明以後《孝經》相關的史料內容，分析《孝經》文本性質在不同時代的變化。唐宋以前，《孝經》在政治與士人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頻繁出現在政治禮儀、教化、朝議辯論、宗教禮誦、驅鬼、醫療等場景，也與文人自我表述、警誡與書寫密切相關，展現多元豐富的樣貌。元明之後的《孝經》史料在樣貌上明顯較單純，但做為庶民教化與女教的史料大增，顯示該書已逐漸從朝廷政治核心舞臺淡出，轉向地方庶民教化的領域，主要以蒙書的姿態出現。因此，《孝經》在近世以士人為主的男性傳記中隱微化的現象，應反映著該書在政治與士人教育中地位的變化；而造成這種變化的主因之一便是《孝經》不再做為科舉的必試科目。 第三部分繼續討論《孝經》在明清蒙學中的地位。將首先說明研究傳統中國蒙學的困難與限制，再嘗試從兩個比較宏觀的角度－朱子理學所構想的為學次第及其影響，以及蒙學教材不斷推陳出新所造成的市場競爭－說明在近世較開放而多元的蒙學環境中，《孝經》所面臨的競爭及其維持不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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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唐代官員宦遊及其對家庭影響為核心，探討當時士人家庭的移動面向。內容分為兩個部分，首先考察造成宦遊的制度性因素；其次析論宦遊對家庭的影響。造成宦遊的制度性因素，主要在於本籍迴避、科舉考試與銓選制度的運作，其結果使得士子、官員常常奔波於住所、任所與京城之間，形成一股「以官為家」的宦遊群體。揆諸唐代文獻，常可見官員們終其一生不斷地轉換任職，其生活宛若蓬轉萍流，難以安頓。 官員頻繁地調任、移動，首當其衝即是對家庭的影響，並造成家庭型態的改變。宦門家庭的內部運作，因宦遊而起了變化，居住型態與家族聯繫都隨之轉變。家中的依附成員，同樣承擔著隨官赴任的要務，「相隨即是家」，遂為唐代官宦家庭的生活寫照。在士族解體、故里沒落的研究觀點中，適當地導入宦遊因素，將有助於釐清過去不甚清晰的中古時期家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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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十六世紀歐洲人繪製的地圖如何描繪臺灣島？以及臺灣島與Lequeo Pequeño（小琉球）、Formosa這兩個地名概念的關係。透過分析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於臺灣周遭海域的描繪方式及命名異同，本文認為在1540年代以前，歐洲人逐漸認知Lequeo（琉球）群島的存在，這是他們對臺灣附近海域認識的開始；到了1540年代以後，他們認為此一海域有大、小琉球島群，但對這些島群的分布、相對位置、島嶼大小和名稱，各有不同的看法，略可區分為四種類型：Mercator型、Homem型、Ortelius型、Dourado型地圖。 其次，探討這些地圖中，有關Lequeo Pequeño、Formosa這兩個地名概念意涵的前後變化。本文指出，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認識，存在階段性的不同，十六世紀屬於「模糊多島」的地理概念；到了十七世紀時，因新的海權力量介入，才轉為「單一大島」的認識。上述變化顯現了葡萄牙王國在東亞海域勢力的建立與消退，以及十七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在東亞海域擴張，對東亞局部地理知識建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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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將女性別立於史冊〈列女傳〉中，已有長久的歷史，各篇〈列女傳〉在選材標準與書寫重點上，稍有差異。本文以《清史稿•列女傳》為例，旨在探討編纂女性史傳時採摭女德類型之傾向與史學、制度之間的關係。 本文共分為三部分。首先分析《清史稿•列女傳》的傳記類型，以做為討論傳中女德採摭的基礎，發現本傳除了以節烈為大宗之外，亦相當重視母親的角色。第二部分觀察歷朝正史〈列女傳〉母儀寫作之傳統，以做為瞭解《清史稿•列女傳》與歷代母親形象塑造重點之異同，並凸顯《清史稿•列女傳》重銜母儀書寫傳統之特色。最後由旌表制度細則與傳記體例的變化，來論《清史稿•列女傳》著重母儀的書寫脈絡與時代背景。總之，本文試圖藉由《清史稿•列女傳》之分析，由史學發展的縱軸與橫軸，探究《清史稿•列女傳》母儀書寫的意義，以瞭解女性史傳之產生與時代制度、史學書寫風氣之間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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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代，朝鮮王朝派遣十二次使節至日本，這些朝鮮使節對日本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風俗、自然地理、學術文物、稟性好惡等，都有相當程度的觀察，並留下紀錄。其中不免有偏見、誇張、蔑視等言論，卻是瞭解當時朝鮮人對日本看法最直接的史料。本文主要根據這些紀錄，從生活習俗、禮俗風尚、男女服飾、四民生活等四方面做探討，並就通信使的看法略作評論。 通信使對日本社會的觀察有些是正確的，如日本人愛喝茶、愛乾淨、招待尊貴客人用新器皿、房內榻榻米和拉門規格劃一、崇佛、跪坐、守法等。另外，通信使亦習慣將所觀察的事物與朝鮮做比較，如篠粽類似朝鮮拳拇餅、唐糕類似朝鮮雪糕、日本家豬類似朝鮮所飼養的豬、公服類似團領服、一般男女衣服類似朝鮮女人的長衣等。 朝鮮王朝採崇儒政策，在儒教思維和習尚、觀念差異的影響下，加以憎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朝鮮使節對日本的風俗、稟性批評最嚴酷。如遊女多、男女無別、僧尼雜處、無舉哀等，因此批評日本是「禽獸之域」。對日本男性「試劍」、父子相對不解劍、夫妻寢不同席等，認為是「凶悍慘毒」、「不知人倫」。又將日本人稟性形容成軟弱、粗淺、庸陋、暴躁、輕薄、無識、無氣度等。 使節因不能自由行動，而且必須藉由翻譯溝通，對日本社會的觀察僅是部分，並非整體。另外，他們並未能以客觀、包容的心去瞭解日本的民族性和文化特質，因此有不少誤解和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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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讀者和閱讀問題的人文學科，如社會學、文學批評、哲學等之中，法國的書籍史學於70年代中葉就此問題對自身展開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反省。本文透過兩位史家－「法國書籍史之父」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和推動法國書籍史學建構閱讀之問題意識的夏提埃(Roger Chartier)-在研究過程中對批評的回應，探究他們如何在法國書籍史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探討書籍和閱讀的關係。透過比較他們所運用的概念工具、研究取徑和材料，釐清兩人在閱讀經驗的個別差異性以及相關的社會與物質條件等問題上，既分歧又不無交集的對話關係。 另一方面，本文也分析法國書籍史學如何在史家的研究實踐中，形塑出「生產、發行和接受」三稜鏡式的架構，以檢視書籍的歷史，並且把研究對象擴及至歷史上所有物質形式的溝通媒介。在延伸自書籍史的閱讀史研究中，卻忽略了討論作者亦為讀者這個重要的研究視角。本文最後借助這兩位書籍史家擴展至書寫文化史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夏提埃對此領域的定義和反省，檢驗法國近代早期書籍出版中同時身為讀者的作者、編者，在從事或介入的文本寫作和編輯形式中，如何與其訴諸的讀者群建立溝通關係，以及呈現自身的閱讀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