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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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洋欲代東魏建立北齊，卻遭遇龐大的反對浪潮，學界大多以眾人皆輕視高洋做為解釋的切入點。對此，本文則有另一層面的思考。本文認為，高歡臨死前的遺願是希望高澄、高洋兄弟能與勳貴一起支撐東魏政權，但高氏兄弟相繼執掌大權後，皆為彌補自身威望不足，不惜違背父訓，競相以建立新政權的方式鞏固權力基礎。 然而，早在高澄禪代籌劃初期，核心幕僚陳元康就直指此事不可行，理由是「時事未可」。而高洋大張旗鼓欲取魏代之的動作，更遇到一波又一波的勸阻聲浪，不僅其母婁昭君以「天位不可妄據」為由，堅決反對，諸勳貴與鄴都群臣也都極力苦勸，致使高洋不得不屈從於公意，暫時中止篡位。最後高洋雖仍遂行移鼎之事，卻是採取突襲手段，在短短七天的時間裡，營造出大勢底定的局面，讓眾人無法再有異議。眾人之所以極力阻擋高洋篡位，並非質疑高洋沒有能力扮演好皇帝的角色，而是根本就不相信人心所向的東魏政權已然行至退場時刻。從而，高洋雖順利登上帝位，但人心對魏朝依然眷戀，也深深影響了北齊初期政治的發展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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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共取得對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數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報紙事業即出現基本而全面性的改變，在發行方面尤其明顯。對於此一跨越歷史、媒體與企業經營管理三個領域的主題，本文以中共建國初期報業發行的歷史發展為主軸，配合媒體產業與企業經營管理上必須的背景說明，呈現1949年時中國報業發行原有的面貌、中共對報業發行的看法與做法，以及經過中共的統治後，中國大陸報業發行產生的徹底改變。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中國大陸的報業發行一向被城市中的大型私營報紙經銷商控制，屬於資本主義的原始叢林狀態。中共建國後，為掌握傳播媒體，確保宣傳效果，對報紙的物流系統極為重視，以控制報業發行為要務。在中央主管全國媒體的新聞總署策劃下，推出「郵發合一」政策，由公營報社帶頭裁撤發行部門，並與郵局簽約，將所有發行工作交由郵局辦理。郵發合一實施後，公營報紙全部改為郵局發行，迅速使原有私營之報紙經銷商因代銷報份萎縮而自然消失。迄1954年，中國大陸的報業發行遂進入由郵局辦理，全面被中共掌控的新局，直到1985年才有所改變。對中共建國後報業發行變局的研討，有助於了解「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共如何掌控媒體與工商企業。在中國報業史的研究上，亦有助於彌補以往多注重編輯採訪，以致報業銷售與經營管理面清晰度不足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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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傳入日本一千三百餘年，至明治維新前夕，幾乎成為日本國教。在這段過程中，聖武天皇發布的〈建國分寺之詔〉，為日本佛教的發展，在制度上提供了「政教一致」最關鍵的基礎。然而學界對於這份詔書發布的契機與背後動機的研究，長期以來主要的論證，集中在聖武天皇天平元年至十年間，日本發生史上罕見的一連串地震、旱災、蟲災、疫病這一點。而上古日本文明初開，各種典章制度未備，尤其是修史事業，尚在學步隋唐階段，以致於詔書上下文脈所顯示的時、地、事，與正史《續日本紀》收錄此詔書的紀年位置，有所落差，這點更是各家說法爭執所在。本文在前賢的研究基礎上，另將聖武天皇「未婚皇女立太子」的政治事件導入，論證出詔書本文擬定的時間點，與其背後的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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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是一個十八世紀英國的政治人物。他雖是十八世紀的人，卻與當時的主流思潮「啟蒙運動」一直存在緊張關係。他的著作常出現對「啟蒙精神」的質疑或嘲諷。過去對他的研究，有學者主張他是傾向十九世紀的浪漫運動與功利主義，也有學者認為他的思想屬於中古士林學派的自然法傳統。要之，不論何者，都認為柏克是「反啟蒙」的。對柏克來說，活在十八世紀似乎有一點時間倒錯。那麼，柏克思想是「反啟蒙」的嗎？這一篇論文的目的，是要從晚近有關啟蒙運動研究的新進展，重新檢討柏克思想與啟蒙運動－特別是英格蘭啟蒙思想－之間的關係。本文希望論證，柏克一些看似「反啟蒙」的措辭，實際上可以放在英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脈絡中理解。 1970年代以來，啟蒙運動研究有三項重要進展：其一、強調啟蒙經驗的多元性，不再視法國思想為啟蒙運動的全部；其二、發掘「情感」或「情思」在啟蒙思想中的重要性；其三，是重新發現以經驗、實用、包容為特色的「英格蘭啟蒙思想」。從這三個角度看，柏克思想並未脫離啟蒙運動的大框架。放在「英格蘭啟蒙運動」的脈絡中，柏克思想的「十八世紀」特徵就更清楚了。哲學認識論上，柏克站在洛克的經驗論立場，重視感官經驗與實用功利；政治思想上，他主張「社會狀態」即是「自然狀態」，人在社會中享受的好處即是其「天賦權利」。這種主張是「天賦人權」說的另一種版本。宗教理念上，柏克雖反對「理神論」與「無神論」，但力主宗教寬容。「宗教寬容」是光榮革命留下的遺產，也是啟蒙思想的重要資產。 整體而言，柏克的思想既不是十九世紀式的，也不是屬於中古的。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十八世紀」人物，但精神上屬於比較溫和、重視經驗的「英格蘭啟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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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從美國黑人、肺結核病與公共衛生政策做為切入點，討論種族歧視下，黑人如何透過自力救濟的途徑，滿足黑人病患所需的醫療照顧，和引起白人社會的關注。種族歧視與對肺結核病解讀不同，影響了公共衛生政策對於黑人肺結核病患的照顧。在1890年到1930年之間，自力救濟是黑人解決醫療需求最佳途徑。諸如透過宣導病菌無種族之別，希望白人重視黑人醫護照顧，並推動「全國黑人清潔週」運動，將清潔的觀念付諸行動。此外，興建黑人專屬醫院及培育黑人家訪護士，以提供黑人肺結核病患居家醫療照顧，滿足病人基本的需求。 黑人醫療照顧的自力救濟是在種族隔離下進行，表現出妥協的精神，但也滿足了黑人的需求。黑人病患除了可以獲得較佳的醫療照顧，還可藉此提升黑人醫護人員的素質。黑人家訪護士更在提供醫護服務外，凝聚了社區的團結與力量。 黑人在醫療照顧中自力救濟的表現，證明在爭取健康相關福利中，黑人不只是接受救助的身分或受害者，他們勇於面對，並尋求解決之道。他們所做的醫療照顧自力救濟並非站在社會改革的前線，而是在既有的社會框架中滿足黑人病患的需求，即使成果有限，但也展現了黑人在國家醫療照顧不足下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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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南宋龐大的稅收規模以及赤字財政的推行，均是為滿足不斷增長的戰爭費用，未必能夠完全歸咎於宋代「中央集權政府」或「專制官僚國家」。以往學者認為，宋代賦稅徵收數額長期持續成長，其實是沒有考慮到物價的因素，但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其真實稅收不增反減。南宋政府在赤字財政的壓力下，被迫通過公共債務的手段來解決財用不足，開創了新型財政國家（宮崎市定語）。 宋代稅收主要來自於茶、鹽、酒徵榷等間接稅，納稅人主體是城市居民，與農民關係不大。就農業稅而言，宋代政府徵稅時採用累進稅制，還考慮到當時民眾普遍有收入多元化的情形。但是由於南宋城鄉社會中，窮人佔據了人口的大多數，所以整體來講，還是貧弱人家承擔了最大部分的賦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