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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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資財入官的情況很多，本文以反逆罪為中心，分析籍沒家財涉及的相關問題。反逆罪的籍沒法不以戶籍為資財沒官的依據，而以同財共居與否為重要指標。反逆罪的籍沒法是官方的強制執行法，它與民間的分家慣例不同，也不強制家產應分割，而且只要不是罪人或同居緣坐親，其分額內的財產還是可以留還。這個查封工作應由勾官體系檢勘，但後期也常由中使負責。沒官的資財分別交由各財政機構收貯，可是中唐以後卻常納入內庫，以擴張王權。 反逆罪有時因政治情勢改變而獲得平反，此時已沒官的資財除非得到皇帝的特別允許，不在返還之限。尤其當沒官資財已賞賜或分配給臣民時，就更增加返還的難度與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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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位於臺南偏僻的寒村北門庄，為何出現一個臺灣規模最大的王爺廟南鯤鯓廟，必須從該廟的位置以及歷史淵源談起。南鯤鯓廟所在的西南海岸，以潟湖地形見稱，是清代臺灣海岸變化最劇烈的地域。內海所構築的地緣網絡、陸化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洪災與瘟疫、王爺取得正統神格，以及居民集體歷史記憶的想像和創造，與南鯤身王信仰的擴張關係密切。特別是鯤身王獲得官、紳認同及護城有功歷史記憶的不斷傳述和轉譯，是該廟大幅擴張信仰邊界的關鍵。 十九世紀初，或許因護城傳說的渲染，臺灣府城首先出現每年近兩個月的迎鯤身王慶典。透過其儀式與出巡路程的展演，不但一再重構王爺意象，且具有向其他鄉街示範的效果。經由內海的地緣網絡，鹽水港街和麻豆街又先後發展出迎王慶典。內海三大港街所擁有的財富以及不斷擴大的信仰圈，成為南鯤鯓廟一再擴建的資源。 麻豆街更是清代王爺信仰擴張的典範。由於該街具有番漢勢力交替港街的性格、麻豆與南鯤身王傳說又一再被創造和想像，以及該地失去港口機能且常遭受洪患，而強化了王爺崇拜的需求與追求時潮信仰的正當性。清末該街不但是唯一王爺信仰取代媽祖信仰的港街，迎鯤身王更成為該地每年最重要的迎神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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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旨在探討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日關係下的「蘇聯因素」，以及國民政府相關的決策過程。由於日軍侵華相當重要的考量，即為日後「北進」之準備，故「日蘇先戰」曾是蔣中正衷心之期待。直到最後兩年(1935-1937)，中國實際已入對日備戰階段；在此考量下，蔣開始推動與蘇聯的條約及軍事關係，從而有國共和解之嘗試。迨1936年「西安事變」落幕，中蘇、國共合作水到渠成，中國對日更大規模的「戰爭邊緣」冒險，遂於翌年7月發動，終至「中日先戰」的結局。 因此本文焦點，係集中在南京政府對於「日蘇先戰」的評估，及與蘇聯方面的交涉過程，兼及此過程與中日關係間，競合消長的「列強連環性」。筆者主要引用國史館所藏《蔣中正總統檔案》，對此關鍵時期，中國方面有關日、蘇兩國的和戰決策，嘗試進行一總體性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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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於十二世紀初的俄國史學經典《往年紀事》(Povest vremennykh let)，其重要性除了歷史最悠久，並對近代俄國的史學影響深遠。本文旨在探討《往年紀事》與近代俄國通史編著的關連及其意義。 歷代對《往年紀事》的研究，多專注在其來源和內容的考證，至於它在史學史上的意義，則侷限於該書是十八世紀以前的編年史。十八世紀之後的俄國，因西化改革，學術興起，歷史撰寫的體例隨之轉變，由國內各地方獨立撰修的編年紀事體史籍，轉為概括全國整體的通史著作。 在如此轉變下，《往年紀事》不僅提供國家歷史文化根源的一手史料，編著方法上也給予歷史學家無形的啟發。即使近代俄國歷史學家編寫國家史，早已脫離舊有的編年史方法，卻對《往年紀事》所敘述的民族起源的問題，持續深化探究，因而形成了新的方法和視野。雖然如此的新方法和視野，在二十世紀後隨著蘇聯歷史學的興起而消失，卻在境外為外國歷史學家繼續採用，讀者也因此能夠接觸到這部古老的中世紀史籍－《往年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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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作為「區域史」(regional history)的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之方法論與問題意識，並建議若干研究主題。 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主張介於二十世紀以降的「國別史」(national history)與二十一世紀廣受注意的、新興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之間的「區域史」研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新領域。第二節提出一種有關「區域史」研究的新視野，主張我們可以將過去聚焦於文化交流活動之「結果」的研究，轉向聚焦於文化交流活動的「過程」的研究，從而進行某種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典範轉移」。第三節則提出「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兩項新問題意識：(1)東亞文化交流史中「自我」與「他者」的互動；(2)東亞文化交流與權力結構的互動。第四節提出三個研究主題：(1)人物的交流：「媒介人物」及其對「他者」的觀察；(2)物品（尤其是書籍）的交流；(3)思想的交流。 本文結論提出：隨著亞洲（尤其是東亞）在二十一世紀的興起，以及「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界開始從二十世紀「國家中心主義」的研究格局，逐漸轉而以東亞為研究的視野。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正是回歸並重訪亞洲文化傳統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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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代朝鮮人依據在燕京、瀋陽、熱河等地的遊歷經驗，撰寫成各式各樣的紀錄，這些紀錄後來被學界彙集成《燕行錄》。尤其《燕行錄全集》於2001年出版之後，更啟發我們在中韓關係研究的新方向。目前韓、日、中學界，以《燕行錄》為主要材料，針對中韓關係史的研究成果已累積一定業績。韓國學界針對此領域的研究已有相當時間，所觸及的議題涵蓋各層面；日本學界在中韓關係史的領域也早有深入的研究成果，近來則逐漸在東亞關係史和交流史的脈絡中，開始注意《燕行錄》史料的重要性；而1990年以來，中文學界也逐漸開始關注《燕行錄》，在許多課題上有了新的研究成果。 筆者在閱讀相關研究成果時，發現因為材料零散、加上語言不同，導致韓、日、中學界的研究成果中，重複者頗多。綜觀如今已發掘的燕行紀錄，其規模如此龐大，但多數卻還未做解題，且整體、系統性的研究成果仍嫌不足。當前韓、日、中三國研究《燕行錄》的重點，集中在朝貢關係（政治）、朝貢貿易（經濟）、華夷觀念（思想）、文化交流與傳播（交流）等四個面向。本文透過整理過去的研究成果，並探討已有的論點，以此展望未來的研究方向，提供給感興趣的研究者參考，並希望能引起中文學界對此一材料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