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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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興元、貞元之際發生了罕見的巨大蝗災，東盡海濱，西逾河隴，造成北方農業經濟崩潰、民戶流散，以及廣泛的饑饉死亡。安史之亂後尚未復元的唐帝國經此重創，更為衰弱，允為中唐另一大變局。興貞蝗災原因固然多端（動員、戰爭與乾旱），然建中元年（780）「兩稅法」的推行恐是一大關鍵。安史亂後徵稅已極繁苛，而德宗初行兩稅法，「已重於舊」。尤其兩稅法以州縣「都數」為財稅汲取之準則（總額制），變相鼓勵各級官僚非法誅求，也是對「均攤逃戶」的默認。兩稅法施行後，稅賦「比大曆之數再倍」，於是以粟麥旱作為主的華北農業脆弱帶的百姓棄地逃亡，「一室空而四鄰亦盡」，形成重稅∕棄地∕攤逃循環。土地拋荒造成蝗蝻大量滋生，最終演成蟲蝗遍地、糧產崩潰的結果。蝗災之後，德宗與宰臣李泌創置中和節，令二月初一祭勾芒（草木神），祈年穀，其命義主要出於《禮記．月令》農事與自然結合的敬天順時、涵育長養思維，一方面反映興貞饑災帶給德宗極大的震動與創傷，另一方面則顯示李泌匡輔訓導用意之深長。本文以糧價峰值及戶口減耗推估蝗旱造成的破壞，且就華北農業及蝗蟲生物特性提出理論性說明。作者認為，興貞大災對華北農業脆弱帶的深重打擊及所促發的民戶流亡潮，可以從災荒史角度補充解釋安史亂後南北經濟重心易位的加速，以及何以往後唐宋帝國對南方稻作與江淮漕運如此深沉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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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於北京的馬其昶（1855－1930）《清史儒林傳稿》，為《清史稿》未採用的覆輯本，過去因為史料記載有誤，以及蒐尋不易，至今尚未受到學者利用與討論。檢視馬其昶覆輯本後可以發現，傳稿不僅首尾完整無缺，且內容與已刊《清史稿．儒林傳》有著不小的差異，展現出與過去不同的清代學術史視角。對馬其昶《清史儒林傳稿》的討論，不僅有助釐清過去《清史稿．儒林傳》纂修過程的錯誤認識，同時也得以藉此機會，一窺桐城派學者在清代學術史中的自我定位。除此之外，亦可以觀察在清中晚期至民初的漢宋學術爭議下，對《清史稿．儒林傳》纂修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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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隔年滿洲國宣告成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與世界各國普遍不承認滿洲國為新興獨立國家，英國也堅持東北地區為中華民國領土，主張英國國民在東北的通商口岸和滿鐵附屬地仍享有治外法權；滿洲國剛建國時，根基未穩，因而新京當局承認英國享有上述權利。但事實上，英國的治外法權在法理及實踐層面，時常遭遇滿洲國當局、關東軍、關東廳（後改組為關東局）及日本駐滿洲國使領館的挑戰。隨著滿洲國逐漸掌控當地秩序，無論在滿洲國本土或滿鐵附屬地，英國領事對涉及英國人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轄權和對英國企業的保護都不斷被削弱。尤其是1936－1937年，關東軍為打擊滿鐵、實現權力一元化，廢除了日本在滿洲國的治外法權，此舉「殃及池魚」，連帶在法理上也否定了英美等國的治外法權。1941年，日本與英、美正式決裂，英國在滿洲國的治外法權實際上徹底終結。本文以關涉英國國民及企業治外法權的重要案件為線索，檢視自滿洲國建國至「珍珠港事變」爆發期間英國在滿洲國治外法權的廢除歷程，探討1930年代英日兩帝國在東亞如何實現權力轉移，日本及滿洲國當局又如何在東北地區擺脫華盛頓體系及條約體系的約束而重塑秩序，以及日本以何種方式維繫「日滿一體」的特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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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政府合併三所中文私立專上學院為香港中文大學，既是回應社會訴求，也是為了加強社會管治與經濟發展需求。港府雖然主導中大的成立過程，但從新大學的構思、籌組、命名，到校長招聘、機構設置、人員聘用，乃至校園建築物規劃，美國的基金會都發揮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這是由於三所成員書院自創校以來便與美國深有淵源，致使美國的影響力在新大學的籌辦過程中延續下來。另一方面，在首任校長李卓敏帶領下，新大學的學科領域在為香港建立本土經濟建設模式之餘，更強調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化色彩。本文顯示，美國在香港縱然有意識地避免與中國武力衝突，但為了圍堵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則更著意在文教領域建立親西方的思想價值觀。以美國的文化冷戰策略及對華政策為視角，可見中大被塑造成一座對照民主世界與共產中國的文化地標。香港也被視作窺探共產中國的前哨站，成為美國文化冷戰中心與情報中心，反映了複雜的社會政治氛圍。相關探討有助於觀察戰後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加深了解英美在香港高教現代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當然，也有助於理解香港社會文化的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