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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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由社會生產之角度，針對空間結構與區域政策，進行初步的分析。其目的主要在探討今日台灣地區區域空間結構形成之內在與外在動力，區域政策之本質，以及台灣今日所面對之區域的特性，並期對未來之規劃取向提出一分析性的架構。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利用歷次住宅及戶口普查、工商普查及相關官方統計資料為分析資料來源。視國家為經濟與社會關係的中介，分析國家如何透過區域政策來塑造台灣之區域空間結構。 本研究之主要結論如下：一、台灣之經濟成長乃奠基於積極納入新國際分工體系之依賴發展。其空間結構的特性，乃藉生產方式連結的地理差異，不同勞動過程的空間分工，和都市及區域意義、功能的一再重新界定，以創造經濟成長的地理基礎。二、台灣地區空間的不均衡發展，乃差異化與均等化二種辯證過程的地理表現。其癥結不在設施、人口、產業空間分布不均，而是社會生產關係的不均衡。三、國家對空間結構之形成與發展，乃透過二種行動：1．區域發展政策，2．區域空間規劃。區域發展政策經由經貿措施、農工政策及基礎建設投資，推動勞動市場及生產空間再結構過程之進行。區域空間規劃在論述之層面，為國家行動提供技術形式上的合法性；在實施層面上則為經濟發展後遺症之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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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國民住宅計劃”為主要對象，一般討論這個計劃經常被當作政府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宅問題，在宣傳上則被當做政府的德政。它與法達成原訂目標，是因為一些技術問題，如：土地取得困難、規劃設計不當、資金不足……等，或是道德問題，如官僚辦事能力不足、施工過程不當……等，似乎只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可以順利達成目標。 本研究卽在指出這種看法的疏漏，上面的看法是將“住宅政策”獨立於社會之外來看，它隱藏着技術理性、中性的國家角色與現代化必然歷程等意識形態，忽略了台灣經濟發展的依賴特性與國家合法性的特性。因此，本研究將重新回答“國民住宅計劃”的性質究竟是如何的？將台灣的住宅政策放回社會脈絡之中，回答為何形成這樣一個住宅政策？它又如何被執行？以及它的空間與社會經濟影響又如何？ 本研究實際考察了在台灣依賴的經濟發展下，有關台灣的住宅政策的演變與住宅危機。在這裡，“國民住宅計劃”在當時的特殊時勢下，是在對抗房地產投機來塑造國家的形象，做為國家合法性的號召。進一步則經由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等層次的分析，指出其失敗在於(l)國民住宅計劃不是做為經濟發展的基礎；(2)在特殊的政治脈絡下的土地制度的矛盾；(3)有關專業虛幻的高標準的意識形態。同時，國家的國民住宅計劃所塑造的都市的空間結構，與國家的其他都市與區域空間有關的政萊相矛盾。它也對社會經濟產生影響，直接打擊了民間房地產市場。最後，加上國宅滯銷所產生的財務危機，台灣的公共住宅政策不得不被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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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由於政治因素帶來了台北地區的人口劇增。60年代，台灣在高度依賴發展的模式上，分享了世界經濟繁榮的果實。然而，由於國家經濟政策所導引而帶動的大量鄉城移民，迅速形成了人口過度集中的都市往宅問題。 人們需要住宅，政府並沒有提供大量的住宅，一般人又難以進入住宅的市場，可是人們還是有地方住了下來，那麼，住宅在那兒呢？它是如何在台北地區特殊的社會、經濟脈絡中被生產、交換及消費？而其生產方式及生產網路、交換方式及交換網絡如何運作？如何被組織起來呢？其住宅問題被緩和的運作機制是什麼呢？ 本研究先從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的脈絡來檢視歷年住宅生產的總體資料，並經由70年代台北地區住宅生產大量劇增、居住空間水準的提高來說明其居住狀況。其次，透過國家公共住宅政策的意圖及成效，來檢討國家在住宅市場中的角色和功能；進而突顯台北地區一個以民間市場為主的，被放任發展的住宅市場問題：昂貴的土地市場、熱絡地房地產投資、以及未被國家適當規定而縱容了的住宅生產、交換及消費方式。進而指出台北邊緣地區合法住宅市場中非正式部門運作之重要機制。 70年代台北都會區，由於，非正式部門以其強靱而具有活力的特質，以粗糙的生產技術、透過特殊的地方社會網絡參與了現存的生產秩序，並生產出品質粗糙而卻又龐大的住宅量，緩和了該地區中階層的住宅服務的危機。但是，這並不意謂著住宅問題的消失。相反地，由於住宅生產、交換、消費的非正式部門化，使得都市環境品質、住宅品質趨於失控。而且隱含了龐大非正式部門勞工的社會問題，以及環境品質不良土地投機、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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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營造環境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過程，至今仍是個謎。本文的目的是想藉著拆解出的一個零件（小包個案），來推測整個營造黑箱的結構。 換言之，本文將利用兩種素材，(1)一個無照土木小包的個案記錄；(2)對台灣營造業活動的少量文獻，來加以比較，試圖藉此推論出營造活動中，國家－資本－勞動這組複合的關係。 全文主要分兩部分，前段試圖說明國家－資本的關係，後半則將“勞動”這一變數納入前項關係來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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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關於城市空間形式變遷的研究。作者從城市空間乃社會生產的角度具體地分析了宜蘭城從清朝的亞細亞帝國統治邊疆平原的教化據點，轉成日本帝國主義者控制殖民地的一個地區性中介的過程間的空間變遷。從歷史材料的分析中，作者指出了城市空間的形式，從城市選定、朝向配佈到城市功能所潛藏的社會意義，以及城市空間變遷與不同歷史階段中國家(state)的社會統治之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實踐間的關係。 本文指出宜蘭城作為清政權統治噶瑪蘭平原的中介，乃建立在意識形態的教化與空間－統治合法化的想像關係之上；而其在日本殖民期間的轉化乃以台灣總督府為中心的社會改造過程，根本上是帝國統治者統治殖民地，並使其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與再生產）服務的空間手段與結果。台灣總督府在鎮壓平原（與台灣）社會抵抗的同時，也透過對城市空間的改造，使其成為鎮壓鄉村以及殖民資本主義伸入平原的基地。換句話說，這個變遷除了是一個殖民地“依賴都市化”(dependent unbanization)的過程外，帝國主義國家機器與殖民地社會間對抗關係的辯證發展也歷史地、社會地決定了宜蘭城的空間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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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以台灣彰化平原的空間形式之變遷來探討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力量變動所形成的特殊性如何表現在空間結構本身之中。我們關心在特定社會與經濟脈絡中之國家，如何透過政策的中介，來對待經濟發展的過程，以及來塑造空間。 首先，我們由第三世界空間形式的七點一般性傾向開始，做為著手分析的臨時架構：經濟發展與都市集中之間的不適當性、首要城市、移民升級、都市非正式部門、城鄉差距、國家無法控制之區域不均衡發展、規劃專業機構不能面對現實等。其次，我們經由清代（殖民前）與日據（殖民）階段的空間結構，提供我們一個對歷史脈絡的認識。然後，經向新國際分工，將50年代與60年代的經濟發展模型與彰化平原的空間結構與國家的都市與區域政策做一分析，從而提出六點結構性的危機，技術依賴、農業危機、勞工問題、環境危機、地方政府危機、文化經驗的脫落等。最後，將彰化平原放回到台灣整體的空間結構之中，提出空間依賴與發展之結果的五個特性，以深化原有的理論提綱：城鄉移民確是都市化的主因，而後納入世界市場又造成農業的不穩定、都市首要化確已經存在、無所不在的非正式部門、不能由現實出發也未受國家重視的空間規劃、壟斷資本再結構過程中的邊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