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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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公、私界線是女性主義近年來對法律思想與體系，所提出重要且具影響力之批判，而此一女性主義法學挑戰也發生於台灣，並成功地影響了相關立法。然而，在這些女性主義法學主張落實為法律制度的過程裡，會與該社會場域中其他相關論述產生什麼樣的互動？這些互動又如何影響女性主義法學實現性別平等目的？這些議題的相關研究與討論目前似乎仍十分缺乏。 本文嘗試討論台灣社會中，女性主義因挑戰公、私界線，而發展出之法律論述實踐過程。以性騷擾為主題，檢視台灣性騷擾法律規範，以及相關立法過程中的各種討論。本文之分析由Foucault式觀點著手，亦即將特定法律規範之形成與運作，視為社會脈絡中的動態論述實踐，透過此觀點，除檢視此新論述中法律主體之形塑外，並重視分析此新論述如何與社會脈絡中其他論述競爭與協商，因而使原有論述被重新詮釋、甚至轉換等現象。 本文主張由於有著不同的公、私論述傳統，因此，雖然台灣引用了美國對於性騷擾的法律規範，但在此新論述形成與實踐過程中，台灣置換了美國用以正當化性騷擾立法的關係性自我之法律主體，並弔詭地開啟了國家進一步干預介入公民生活之場域，因而出現國家以道德規訓論述寄生於原來旨在實現性別平權之法律論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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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後期興起的在地「熊族」，過去曾在男同志社群內備受鄙夷、排擠。但近年來，「熊族」似乎已逐漸地去除污名，並使其所屬成員在整個男同志社群內較以往更為「可慾求的」。然而，此一較以往更為可慾求的過程，是否可等同於「主流化」？在此一過程中，何種關乎「熊」的主體性及美／性感論述被建構出來？這類論述如何影響「熊族」成員對於自我認同的意識與型塑？如何去解讀／構這類的論述？「熊族」成員又如何藉由日常的性／性別／身體實踐而進行關乎「熊」認同的展演？本文便是源自於對上述問題所持續進行的探索與反思。本文採取一種結合線上、線下研究方法的質化研究取徑，其中包括線上及線下參與觀察與線下深度訪談等。本文作者發現，在地「熊族」關乎「熊」定義論述充滿「怪胎陰柔恐懼」及「過度肥胖恐懼」，使得服膺這類論述的「熊族」成員們時時陷入一種「性／性別／身體焦慮」的狀態。此外，「熊族」已逐漸地發展出一種主要立基於「性」、「性別」及「身體」等基礎之上的所謂「性感階序」，並據此進行情慾互動及經營社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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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戰後以來台灣坊間出版的女性衛生保健書籍（名稱不一，可為婦女健康百科全書、婦女保健手冊、家庭健康百科、婦女衛生手冊、或婦女醫學手冊等等）的興起的歷史脈絡及其知識內容，尤其是其中所建構的一套關於女性身體的醫療觀點。本文追溯這類知識在戰後以來的歷史，並指出70年代是寶鑑形成與成熟的重要時間點。在內容方面，此類女性醫普書籍延續了西方醫療知識傳統，將女人的身體等同於女人的社會處境，本質化且自然化女人生育的身體，故稱此醫普知識為「太太醫學」。女性醫普書籍的社會條件，包括女性受教育的普及與提升、經濟社會變遷及以男醫師為主的本土醫普知識寫作者的興起。 而筆者認為60、7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大眾文化中的自我（或自己）論述，是寶鑑知識傳播的基礎，女性醫普知識呈現了女人自我與身體之間緊密的連結。最後，在70年代之後，雖然此類女性醫普書籍確定其主要讀者為女人，但是由於許多醫普書籍作者（無論是本土或是國外）均強調醫普書的功能在於為醫師節省看診時間，其主要服務對象畢竟是醫師，而此亦是決定這些書籍的內容與觀點的重要因素，也是為何女人的疾病或身體經驗鮮少成為此類書籍的內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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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多元文化」一詞經常出現在政策文本或文獻中，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往往只從單一面向討論，例如把多元文化教育等同於原住民教育、多民族教育或性別教育等。然而目前台灣的性別教育研究很少觸及族群或階級面向，族群研究也不常關照到性別與教育，領域之間鮮少對話，也使得理論化台灣多元文化教育顯得困難重重。本研究嘗試交錯性／別與族群兩元素，從「想像」著手，藉著理解在漢人為優勢族群的台灣社會中，教師作為政策傳遞中介，漢人教師如何詮釋原住民族的性／別關係，詮釋型態呈現的社會文化意涵、權力關係、及性別及族群政治等；同時也從原住民族教師如何詮釋或感受他／她們自己的族群與性／別文化，進一步重新檢視多元文化教育的內涵，以及可能對性別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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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的焦點是雪潤•內夏特早期的攝影作品，這些作品在歐美藝術圈的體制（包括美術館及雙年展的機制）中展出後，便備受矚目，使得內夏特在短短幾年之間於西方藝術圈迅速竄紅。本文欲從她作品中對於女性的呈現，尤其是一系列關於伊朗革命女性的攝影作品，藉由關於罩頭／罩身的女人(veiled women)圖像，來探討這個充滿東方主義色彩的穆斯林女性刻板形象。 本文以歷史性的角度，將罩頭／罩身的女人置於再現的視覺傳統中，一方面回顧早期東方主義窺視下的穆斯林女性再現，尤其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的攝影作品；另一方面則檢視在西方大眾媒體所呈現的穆斯林女性，以作為理解內夏特作品的歷史性脈絡。此外，本文也梳理了罩頭／罩身的女人於伊斯蘭文化中的意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背後所指涉的意義也不盡相同。在東方主義論述與伊斯蘭文化脈絡的對照下，筆者認為，內夏特作品中的穆斯林婦女具有某種能動性(agency)，不論是（對西方觀者無效的）詩文的表達、或只是行動的暗示、或主動的回看觀者，與觀者的眼神對視，甚至是以軍事的形式挑戰西方的觀者，這些都無非在賦予作品中女主角一種主體性，而非只是如過去一般是個被觀看的客體。內夏特作品中罩頭／罩身的女人不只「被看」、不只「觀看」，同時也要求觀者以新的「眼力」「眼界」觀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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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參政」被多位性別研究者視為是觀察整個社會性別結構的起點，且認為制度性政治內的女性參政比例逐漸提高的量變情勢是質變的重要契機。過往研究經常以「依夫型」、「政治受難家屬」來定位上個世代的女性參政，並以高教育程度、專業技能、形象清新來對比詮釋年輕世代的女性參政。這些研究論述結果有兩個「看不見」，首先，過於強調政治受難家屬與依夫的象徵符號，看不見國民黨與其他小黨女性參政的意義，再者，也看不見女性參與政治過程的主體能動性。本研究主要係以第二屆到第六屆女性立法委員為分析對象，目的在呈現台灣女性參政的完整圖像與其主體能動性的展現。研究發現如下：從婚姻關係的共生生態，提出直線式前後繼承、交替形式與併同形式的參與政治模式，驗證許多女性的參選行為乃屬夫妻併同形式。她們藉婚姻關係累積政治資本，與先生同時期參選，具有明顯地行動者意涵，不應以代夫出征或依夫來矮化其主體性。女性以不同形式參與政治，一具具女性身體在場出席的實存意涵，即是性別在公私領域之間的具體的跨界與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