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大歷史學報/Chung-Hsing Journal of History
中興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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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律令〉十九條律文中所見「隸臣妾」，均為漢律徒刑刑名；〈奏讞書〉中與「隸臣妾」相關之四個案例的情況是：案例14所見「隸臣」、「隸臣妾」，為西漢初漢律徒刑刑名；案例20、21所見「隸臣妾」，可確定為秦律徒刑刑名；案例22所見「僕隸臣」可以確定為秦刑徒，而「隸妾」則不能確定其身份。上承秦制而來的「隸臣妾」之制，發展到漢初已成為漢律徒刑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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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士」身分進行探討，以為士身分的特點，即在「依書不收錢布」上，參照《三國志‧吳書》有「吏士」一詞外，更嘗載及對從軍者有「復除門戶」的優遇，頗疑士即為兵士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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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稿旨在結合流刑的律文和案例，探討流刑運作的實況，藉此一窺律令制的唐代在法律規定和實際執行上的關係。 就唐律的規定，唐代流刑包含四項要素：(1)流刑有「道里之差」，即分為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等三等，謂之「三流」；(2)流人至配所皆須服勞役一年（加役流則是三年），除此並無其他附加刑罰；(3)流人若未上道或已上道，遇到皇帝恩赦可以放免，但一旦抵達配所，則必須在配所設籍，終身不得返鄉；(4)妻妾必須跟隨。以上是法律的規定，然而，若結合唐代的流刑案例，發現其實際的狀況與律令的規定頗有牴觸。貞觀十一年制定的三等流刑，在貞觀十四年即改採「不以里數，量配邊惡之州」的原則，唐律的三等流刑無疑形同具文。開元七年以降，流放配所進一步集中在隴右道的西州伊州、嶺南道、劍南道的巂州姚州。有唐一代，嶺南道是流配罪囚最重要的地方，除了嶺南道以外，安史亂前的劍南道（巂州、姚州）和隴右道（西州、伊州）、安史之亂時的黔中道、中晚唐的天德軍，都是重要的配所。唐代的流所絕大部分都距離長安遠超三千里以外，甚至有萬里之遙的，而天德軍卻是距長安不足二千里，在在都說明所謂三等流刑，早就是一紙空文。流人原先並無鞭杖等附加刑，但玄宗朝以降，配流以前經常先決杖四十到一百不等，可謂律外淫刑。流人配送前先決杖的做法，一直沿襲至晚唐而未改。此外，流人抵達配所，原無放還的條文，但皇帝大赦經常格外開恩，准予還鄉。另外，流人有時或因大赦，或經過一定年限，得以「量移」近處。不過，最重要的變革，是憲宗元和八年訂下流人至配所屆滿六年放還的新規定。 若結合唐代流放的實例來檢討，唐律的規定似乎如同虛文。顯然，吾人在讚嘆唐代律令格式的成熟，從政治機構到社會活動一切都明文規範，井然有序的同時，亦需注意紙上的條文在現實的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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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真假國舅疑案」始於文宗太和二年(828)，終於開成四年(839)，幾乎與文宗在位時期時間相同。本案涉及文宗試圖崇樹外戚，厚植太后黨，以作為結合南衙朝官對抗宦官集團的籌碼。同時亦涉及藩鎮與宦官之角力，錯綜複雜，深植玩味。 文宗朝所發生的「真假國舅案」，看似單純的認親事件，實則暗藏玄機，可視為文宗朝歷史發展的暗流，除彰顯各方政治角力之外，同時亦可觀照文宗朝司法審判管轄權之爭奪。文宗朝為對付由宦官集團所控制的北司獄，遂而以「三司」對抗北司獄，本案最後由三司會審，意義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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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唐律疏議為焦點，試圖解釋古代家庭暴力中的虐兒現象。受虐兒問題，自古已然，於今仍烈，考其成因相當複雜。原因之一在於時代雖變，但傳統父權優勢之觀念未銷聲匿跡有關。欲探尋子女受虐現象，尚須追溯其傳統歷史文化背景來考察，方得一窺其貌。唐律素為中國傳統法系之代表，據唐律來研究與思考，尤顯刻不容緩。 傳統歷朝政府皆未有保護弱小之概念。唐律雖無專門法條針對受虐兒專文制法，僅能從分散條文中尋求蛛絲馬跡。但相較於明清律意在保障威權之尊長，造成「強者益強，弱者恆弱」落差懸殊之失衡現象。唐代律令顯得足彌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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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由於位於大運河和長江的交接處，優異的地理位置，再加上隋末以來的經濟發展，在中唐時期揚州已成為全國第一大經濟都會。由於揚州在唐代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及最大的商業都會，來自日本等地的海外商船及商旅絡繹於途，而遠自絲路的客商亦多有從揚州轉赴長安者，胡商雲集於揚州，大大促進了揚州的國際地位，揚州亦為唐代四個國際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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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盛年即位，在政治上承接了宦官專權與牛李黨爭的歷史包袱，在十餘年間，宣宗巧妙運用皇權，矯正前朝積弊，約束宦官、整肅官箴，讓長期受貪官污吏壓迫的百姓得以蘇息，因此博得「小太宗」的稱號。宣宗深明政風之良窳與吏治息息相關，因此對核心中央官員及地方首長之任命，極為重視，他透過各種管道，積極蒐集並掌握最正確資訊，俾能適時派出最佳人選，賦予牧民重任。唯龐大官僚集團暮氣已深，積重難返；對宦官集團，復無法動搖其根本，加上宣宗晚年漸露倦勤之態，大中之政，及身而止。李唐政權衰頹之勢，遂至不可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