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心理研究/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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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應用心理學會,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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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敘說探究已成為社會科學界廣受重視的質性研究方法之一，在這種「敘說轉向」（narrative turn）的趨勢下，也帶動了組織研究視角的轉移，從視組織為單一個體，轉向為視組織研究在探究織組（organizing）過程，組織不是固定不變的個體，而是不同角色個人在不斷流變的狀態中，形成不同群體，產生不同影響的歷程。本研究首先檢視此種後現代研究觀興起的脈絡，再比較「組織」和「織組」（organizing）意義的差別，然後提出兩種敘說探究在組織研究上常見的應用：對工作經驗的理解和對認同的看待。我們認為，組織研究的敘說轉向，不只是「增添」一種新的質性研究方法、提供一種研究進路的「新」選項；而是代表了對管理科學與組織研究主流的「邏輯實證論」認識論預設的一種根本性改寫與質疑。除了這層在理論研究上的學術意義，更是對當前管理實務所面臨到的實際問題，一種具體的回應與作法。敘說不只是敘說，「敘說轉向」代表著對「去脈絡化」的管理知識與實務的反省，強調蓄積「庶民智慧」與「個人理論」的重視，主張通過「敘說理解」與「敘說認知模式」的開採，從具體的問題情境與人類實踐經驗中，開採出有助理解實務的管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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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一組織個案之諮詢歷程為起點，即SE學院之「組織變革專案」。專案過程首先對所有高階主管進行個別訪談，以瞭解個案問題，結果發現不同組織成員對組織問題有著很不同的故事，當時顧問努力釐清，企圖拼湊問題真相。專案結束後，本研究形成反思團隊進行「個案學習歷史回顧」，發現可以組織問題形成三種版本（觀點）的故事，包含：（1）多頭馬車；（2）SE巨塔；（3）無法發揮戰力的夢幻球隊。而且不同組織問題的故事版本將導向不同介入方法，這些發現使研究者重回根本的典範問題作思考。進入後現代轉向的關鍵點，包括從個體理性轉為社群理性；從實證典範轉為社會建構論；從語言再現轉為語言行動論；從主流中心轉為脈絡主義等，研究者發現組織多重真實性是自然的現象。進一步再反思相關議題，諸如如何探究組織多重真實性；及具有組織多重真實性相關知識，對不同組織人員作用為何。最後，研究者追蹤了SE學院九年後的組織發展狀態，並以此九年後的故事進行第二層反思。綜合而言，本研究藉由一個具體的組織諮詢案例，深入反思組織多重真實性的相關議題，而且本研究也展示了如何透過組織故事的多重建構，進行對組織的反思學習以及知識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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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有別過去建教合作之相關研究，企圖以技術生之主體經驗為本，描繪參與輪調式建教合作之實習遭遇，以期望更貼近台灣建教合作制度下實習生的處境與感受。此外，本研究以韌性（resilience）的變項焦點取向（variable-focused approach）作為窺探技術生在實習生命的框架，發現技術生在實習處境中，可能存在的危險因子以及促進其展現韌性獲得適應的資產（asset）及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等關鍵來源。本研究以一位生長於台灣中部、親身參與三年輪調式建教合作制度的技術生為主體，敘說個人在輪調制度下的真實學習歷程。研究者透過次級資料、訪談及觀察等多元方法進行資料收集，並隨後進行逐字謄稿、故事書寫與建構及關鍵因素萃取等分析作業。透過個案故事，發現在建教合作體制中，技術生深受來自於家庭、學校及組織等多層次因素的影響，令技術生彷彿身陷悶谷深淵地在合作體制中無力挪動與適應。然而，技術生透過對工作意義的重新賦予，以及宛如師父（mentor）角色的主管給予正向關係的支持與引導下，逐漸讓他從悶谷裡創踏出一條安放自身的適應韌徑。此外，本研究隱約辨識出教育及實習單位雙方在技術生實習方案思考邏輯不一致的可能性，此亦提供教育單位選擇實習工場之考量。最後，由於技術生多處於青少年發展階段，面對職業系統的困境，最終有待來自家庭、學校及組織單位提供更多正向資源及完善輔導機制等保護因子，才得以降低實習環境的危險因子所帶來的威脅，或提供身陷困境中獲得適應與突破之資源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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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不孕婦女成為母親的生活經驗，研究過程採用質性研究詮釋現象學方法論的哲學理念與觀點，同時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的方法，蒐集5位接受過不孕症治療後懷孕、生頭胎年齡為30-36歲之受訪者的文本資料。透過主題分析法，並徵得受訪者互為主體的同意後，歸納出四個共同主題：「音信杳然的覺知─生兒育女的觀望與困境」、「努力『做人』的挑戰與奮鬥─希望與失望的交迭」、「從『驚』、『喜』或『懷疑』中─體驗孕育生命的變化」、「成為父母的旅程─親職承擔與生活學習」。最後，針對研究發現對生育抉擇、親職教育與生育政策提出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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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修正過的TST測量方法，檢驗研究參與者對人情事件的記憶會不會受到人情對象明確與否的影響。研究一的結果顯示：在人情對象明確（A君）時，研究參與者所回憶「我幫別人」與「別人幫我」的事件，在整體事件數與事件平均成本均沒有顯著差異，此可能和個人傾向採社會交換的訊息處理方式有關。相對地，在人情對象模糊（別人）時，研究參與者所回憶的「我幫別人」訊息，不論在整體事件數或事件平均成本，均顯著大於「別人幫我」的事件，此則可能是受到自利偏誤影響個人記憶相關人情事件的影響。研究二則進一步要求研究參與者連續記錄四天的人情事件，除再一次檢驗研究一的假設，也探討人情事件大小的影響效果。結果顯示，研究二在整體人情事件數與事件平均成本雖然獲得和研究一相同的結果，但進一步將人情事件分為「大事」和「小事」後，則發現在人情對象模糊（別人）時，研究參與者傾向受到自利偏誤的影響，記憶較多我幫別人的大事；不過，在人情對象明確（A君）時，卻是記憶較多A君幫我的大事。此可能受到華人對「報」的概念是「多加回報」而非西方「等量回報」的影響。至於人情事件為小事時，研究參與者對相關人情事件的記憶則不受對象明確與否，以及此人情自己是施者或受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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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的在分析相關智慧發展模式之不足，並以實徵研究結果作為論據，來建構出智慧發展模式，並依此理論模式提供實施建議。本文分析出個人、人際、外己層次的智慧發展相關因素，加上由智慧外在展現觀點延伸出的智慧發展循環歷程，據以建構出智慧發展模式，改善了既有智慧發展模式偏重認知面向、未以實徵研究結果作為論證基礎，以及未能結合智慧發展相關因素與歷程等侷限。另以全球暖化教育為例，來對智慧發展模式的實施提供建議。最後針對智慧發展模式的侷限與未來研究建議等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