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醫療與社會/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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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展一個「科技風險的倫理理論」，並使用它來進行一種非科學、非量化的倫理風險評估。這個理論主張人道目的、公正、豁免與永續是科技風險社會的優先價值，在面對科技風險的案例時，它們應該優先於效益、自由、慈善等價值，因為它們更能幫助社會管制科技風險。本文使用此理論來分析台灣的兩個科技的社會爭議：第一個是1990年代起的基改生物的科技風險爭議，第二個目前進行中的人工智能的科技風險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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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針灸醫學中，五輸穴是被建成醫學典範，而且具有指標意義的特定穴道。隨著中國傳統醫學的傳播，五輸穴用法亦在東亞各地產生變化。事實上，醫學思想的變革與文化交流、戰爭事件以及社會思潮的起伏皆息息相關。對此議題，有學者分別從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以及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等面向進行討論。本文則是以五輸穴針灸技術發展史作為橫貫東亞社會的探查線，討論五輸穴的醫學典範建構與在地化。五輸穴針灸技術在東亞文明脈絡下建構而成，受到西學知識環流的影響而產生在地化現象。中醫存亡之爭劇烈的中國、臺灣兩地，對於五輸穴的關注轉向子午流注法的研究。在日本雖然曾有古典針灸派大力鼓倡，但最終仍走向以科學化的方式研究傳統針灸醫學。值得注意的是，韓國醫學在西學東漸的壓力下，不僅仍保持著對於古典醫學典範的運用，甚至別開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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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醫療史的研究中，對於中醫的知識生產與實作之研究，成果已相當豐碩，但有關醫者之收入及其職業生涯的實際困境與因應之道的層面，則極少被研究者關注。相對於古代醫者的身分與職業並不為社會所重視，宋代以來儒醫的概念興起後，醫者被賦予仁心仁術之形象，但為謀利而講究開業技術，畢竟不是士人為醫的核心理念。但自近代以來，面對西醫的挑戰，受到醫者人數增加，市場競爭激烈的影響，致使更多上層醫者也開始講究開業的技術。而從這些言論中來看，中醫講究開業不僅只是為了謀利，當時中醫還希望建構一種整體的社會形象，規範且合理的看診模式，以爭取患者信任，才能與西醫爭勝。本文以一本於1930年代出版的《國醫開業術》為核心文本，擴展並補充資料，探討當時中醫開業困境和醫療市場上的種種現象，內文以近代中國商業化競爭最激烈的上海為例，梳理中醫在新式開業與營生技術上的各方面言論，進而檢視中醫在當時社會上的作為，以及醫者形象的具體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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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的社會及政治參與是臺灣近代醫療發展中的鮮明特徵。然而，戰後初期臺灣省醫師公會號召群醫集體參與政治之現象卻鮮為學界所討論。本文提出以下幾個問題：為何戰後醫師於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陰影下，仍積極參與政治？其中，醫師公會做為法定專業代表機構扮演什麼角色？此現象與戰後醫療環境劇變、法規變遷及專業發展間有何關連？本文發現，殖民時期因總督府對市場高度管制加之對醫師團體的消極態度，故而臺灣開業醫普遍採取「自由業」心態，組織程度不高。戰後因政權轉移出現新醫療體制與大批新從業人員，開業醫面對醫業競爭及醫權不彰情形下，藉法定「臺灣省醫師公會」以集結因應。省公會一方面以專業倫理立場勸導開業醫加入團結對外，另一方面也以利益團體的身份要求新政權介入管制醫療市場。進行遊說與協商的過程中，公會發現須更積極介入政治方能有效管制醫療市場並確保醫權，因而鼓勵會員投入各階層選舉以彰顯醫界影響力，開啟戰後「政醫合作」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