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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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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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社會主義中國建國六十周年。香港作家陳冠中適時推出《盛世》，虛擬新中國所將面臨的種種危機和轉機，並思考小說作為一種批判話語的能量。本文分析陳冠中的敘事策略，強調《盛世》的意義不僅在於嘲弄中國當下的政治怪現狀，尤其在於承續上個世紀初以來，梁啟超等鼓吹政治小說的理想精神。梁啟超曾發現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可以改變世道民心，因而提倡「新小說」。百年之後陳冠中書寫《盛世》或許已無晚清前輩那樣的信心，但陳藉小說散播魯迅所謂「真的惡聲」，仍然值得我們深思：國家大說鋪天蓋地，但總應容許嬉笑怒罵的聲音，而小說以其虛構特性，或許還能收盛世危言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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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考古、語言學研究發現，台灣原住民族的祖先約在6000年開始陸續進入台灣；有一些族群始終未曾離開過海洋，直接傳承祖先的經驗；也有些族群不再親近海洋，卻還有先人由海外移入台灣的古老記憶；也有一些族群已經在漫長的歲月中遺忘了這樣的經驗，於是以居住區域的明顯標的―高山作為其起源之地。原屬於南島民族一支的台灣原住民族，由於在時空變遷中對於海洋的熟悉、隔閡，逐漸產生不同的海洋印象。本文以依然傳遞於部落的神話傳說材料以及現代原住民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海洋，分析有同有異的海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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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敘事可說是族群歷史的一部份。群體講述、流傳的神話、傳說在多重傳承過程中雖然產生了與歷史事實不盡相符的情節，但這些神話、傳說所呈現歷史記憶，也是在傳承中經過選擇與重新建構而成的。考察日治時期花蓮阿美族起源敘事可以發現，撒奇萊雅系統在與阿美族社混居的過程中確曾出現「虛構性譜系」，如南勢七社共祖及其與秀姑巒阿美太巴望社兄弟始祖傳說所產生的聯繫。但可能因為語言分化的關係，在「結構性失憶」上則呈現較為薄弱的情境，固然從目前的文獻資料無法確定撒奇萊雅傳說中的Na-raratsan-an及外島是否為其原始祖源地，但此說法應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從阿美族起源敘事的探討中或可推測，撒奇萊雅系統可能原本並非屬於阿美族或即使與阿美族有關，在年代久遠以前早已經分化為兩個不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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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關於「原住民傳統知識體系」的探討、論辯及建構，已是台灣學術界跨領域研究的發展趨勢之一；本文檢視一九八○年代初期生成的原住民族文化復振運動、文學書寫行動之「原運世代作者」的文學書寫內容、創作位置如何辯證地發展、關聯於「原住民傳統知識體系」的建構脈絡。本文探索「原運世代作者」返身向族群歷史接近、向部落族人親近的轉型實踐過程，進而試圖揭示「原運世代」的作者們一方面透過刊物的創辦、文學的書寫以及文化的論述，介入或擴散原住民在社會公共領域的公眾議題參與度，另一方面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以歸返部落定居的形式，重新進入部落、族人傳統的公共領域，學習各該族群的生命禮儀、部落的生活文法。透過了對於社會的、部族的公共領域的雙重參與，「原運世代作者」撐展了原住民族文學的社會認識，豐厚了他們的文學書寫資材，也讓台灣文學的整體定義容量為之擴充，進而擴展了「原住民傳統知識體系」的建構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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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東台灣原住民作家的在地書寫為例，說明東台灣此區域在族群、社會、歷史與文化等議題所展現出的特殊性。在地人生存、生命與生活的質感，透過作家們的書寫，提供我們一條反思的進路，亦即地方作為一生活的場域，以及族群正義試金石的意義。原住民作家在寫作中傳達出的在地性，因其生活的環境，突顯出他們形構自高山海洋的文化觀，即是要回到物我一體的初心，再一方面書寫地方的同時，也不僅有山歌海舞的一片清新自然，更有族群與族群在山海之問，彼此相處與對待的歷史印記。期能藉由原住民作家的書寫，將東台灣此一地處邊緣的地理現實，轉譯出好山好水日出之鄉的美感經驗與文化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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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世紀九○年代以來的原民書寫，始終纏夾在對政治權力、歷史詮釋和社會生存的問題之中，然此三者實與近代西方文明所建構的現代性及由其形成的殖民主義歷史密切相關。因此，通過對田雅各與夏曼•藍波安這兩位當代原民作家書寫中的現代性與殖民意識爬梳，一方面可以釐清後殖民主義在台灣文學與族群意識中衍生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可以重新思考文化霸權的幽靈是如何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裡重生，從而為台灣文化的多元論述提供更具寬容性的解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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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原住民族而言，在歷史流變的過程中，長期的挫敗經驗，以及歷史解釋權的失落，身體／主體雖然不斷流動，卻並非自由遨遊，而是被政權流變推向族群流浪，成為無法跨界與逾越權力界線（限）的「流浪的非主體」。 原住民庶民女性綢仔絲•萊渥的生命史文本《山深情遙》，即是以個體女性的生命史，展現了族群流變與土地流浪的歷史經驗，以及面對殖民文化的強行植入，被殖民者如何形塑自我圖像。綢仔絲一生有過三個名字（泰雅姓名、日本姓名、中國姓名）、三任丈夫（泰雅、日本軍人、中國軍人）、與他們生了三個孩子，會使用四種語言（泰、日、中、閩），她的生命史文本，可做為閱看台灣原住民族歷史經驗與認同政治的一個切面。綢仔絲以素樸的「報恩觀」，雜揉女性情誼與男女情愛，稀釋並掩蓋了日本統治的「殖民性」，將其文化認同與「日本國民性」扣合，成為其精神構圖的主要圖像。 《山深情遙》的文本形構很複雜，手稿、口述、翻譯、導論、註釋、地圖，各種元素在多音交響、殖民再現之問，形成複雜的文本敘事。另一方面，綢仔絲的敘述風格彰顯出陰性特質，其生命史文本的結構呈顯無序、不均衡的特質，敘事焦點則是她與日本人的女性情誼，以及與日本丈夫大西之間的愛恨情仇，鮮少論及國族與政治，述及對日本的認同時，也多半訴諸情感連帶關係。其陰性敘述風格固然具有特色，另一方面，隱身卻存在的國家權力政治，在她的生命史文本中，卻以不在場的形式，顯出更強大的文化操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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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語體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個時代的最高權力體系話語，毛語體時代指毛語體的影響力輻射到全國，成為個體或群體語言的典範的時代，其時問跨度大體從1949年至1976年「文革」結束。毛語體時代出現了「社會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社會化」趨勢，文藝的創作、傳播、接受與批評，都被整合進政治體制之中，文藝行為往往直接成為某種政治行為。政府主要通過「單位」制度的管理將各種文藝工作者的組織團體、高等院校、文藝研究機構、文藝報刊、文藝出版機構等納入政治體制內，實現對文藝活動全面有效的管理和監控。權力話語極大地規約了毛語體時代文藝批評範式和文藝批評話語的形成和發展，政治意圖與文藝批評之問的強勢聯姻，使批評話語和權力話語的齒輪緊緊地咬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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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從見證和受難兩個角度，論述巫寧坤《一滴淚》這本自傳在當代苦難書寫的意義。《一滴淚》以回憶錄的形式寫成，巫寧坤特別強調這是一個三代人的「親身經歷」，而且以史筆「忠實記錄」的紀實作品，《一滴淚》見證眾多同代人，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受難故事。他闡釋的歷史，是一個極權政體如何藉由控制全體人民的思想與生活，貫徹統治者的意識型態的非人性過程；在這過程中，因複雜的政治鬥爭而無故犧牲掉的知識份子無以數計。這本斷代史認為苦難的意義在於「無愧於受難」，透顯中國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此書的寫作是現實主義式的，以技術逼近現實世界，透視現實背後的人性本質，挖掘出人性內在的善惡。《一滴淚》確實剖開了當代中國歷史最黑暗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