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本文主要探討詩人雷石榆（1911－1996）在日本、中國、台灣的詩歌交流活動，並聚焦《沙漠之歌》、《八年詩選集》詩集展開討論。首先，釐清雷石榆三○年代留日期間的文化活動，其中包括成為《詩精神》同人、《沙漠之歌》在日本刊行及其刊行紀念會、與詩友小熊秀雄、新井徹、吳坤煌三人的交往情況等，1935年年底被驅逐出境歸國，之後雖曾短暫偷渡抵日，但中日戰爭爆發後隨即投入中國抗戰活動直至日本敗戰。其次，探討四○年代雷石榆在台刊行的《八年詩選集》中呈現的中國與日本，以及在台灣刊行的意義等。最後探討八○年代雷石榆戰前與小熊往來的詩歌重新受到關注，藉由訪日展開戰後的文化交流，探討詩精神跨時代的意義與價值。
- 期刊
本文運用徐志摩的復原形象，研究其傳奇人生的一大決定面向：浪漫詩學與跨境行旅的互動。文章梳理他一生四次國際長旅：1922年自劍橋歸國、1924年陪同泰戈爾訪日、1925年歐遊、1928年11國環球行，細讀其途中詩作，凸顯其浪漫自我誕生的「心靈革命」性質與規模、被忽視的民族抒情、浪漫愛情追求的啟蒙心態，並將柔情飄逸的〈再別康橋〉解讀為傷逝之作，挑戰其流行的浪漫個人形象。從康橋到康橋，徐志摩在行旅與詩行之間，演繹情動心聲，銘刻詩人主體的誕生、衝鋒、挫折，以及危機與成熟跡象。其由此呈現的抒情世界，更為完整。跨文化是漢學研究前沿範式，五四情論與抒情現代性備受關注，徐志摩於此充分顯示個案價值，前提則是其浪漫世界的整體還原。
- 期刊
「漂泊」貫穿了中日混血詩人黃瀛生涯的始終，並為其日語詩歌的創作提供了宏大的歷史語境，生成了「越境」的詩法與詩精神，賦予其作品跨文化、跨族際、跨語言、跨領域的文化間性。本文首先立足於地域意象的越境性特徵，對黃瀛詩歌創作的總體情況進行概述。二是採用文史互證的方法，對其創作思想的生成過程進行爬梳。三是採用個案分析法，對其越境書寫的策略進行文本分析；四是在文化間性的理論視角下，總結其詩精神的時代價值與意義。
- 期刊
穆旦被作為四○年代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鋒，他進入公共文化場域的代表作《旗》（1948），有密切與社會、政治議題的對話。本文以「聲音」為線索，把「時代」、「抒情」聯繫起來，側重《旗》的聲音表現與轉變；在自我與現實交錯下，指出穆旦詩在內戰時期表現出來的拮抗與矛盾。我們聚焦以下三個面向，分別是：一、穆旦在身份與聲音之間的重組關係；其次，不同版本在刪修改易之間的多重聲音；最後探討穆旦在「新的抒情」的理念與書寫實踐之間的轉向與偏離。通過上述討論，我們發現，穆旦《旗》展現為群體代言的急切性，卻無法脫離「詩人本色」；從漢語詩史的角度來看，《旗》深化現代主義與現實的關係，但亦有所侷限。
- 期刊
1945年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提議興建「蔣公銅像」、1946年蒲添生製作「蔣介石戎裝銅像」，此階段郎靜山攝影呼應官方意識形態的文藝作品；然而，文化非單一毫無縫隙，1964年李石樵以〈大將軍〉的鬼魅圖像反諷主導官方意識形態。銅像文學的發展上，本文探究其逆寫威權如何透過諷諭、比喻與反諷的「重看」（revisioning）銅像，並創造三種逆寫路徑：一、直指蔣介石的政治責任。直接批判銅像與肖像為恐懼與監視的象徵，恐懼則來自於鎮壓與監控。二，以世俗化解構銅像的神聖性。如將蔣介石肖像與貨幣、商品、蟲蝕、排泄並置，影射符號後的世俗利益、骯髒汙穢、殘破毀損，並藉此手法書寫蔣介石肖像世俗化。其三，以幽默、諧擬、嘲諷之手法書寫銅像與最高領導者，包含以鬼怪方式將銅像妖怪化、鬼魅化；以金門酒國的建立反諷蔣介石在現實與歷史的進退失據。本文指出蔣介石銅／肖像文學從神性、權威、俗性轉向鬼怪、怪誕、諧擬的多重逆寫路徑。
- 期刊
作家楊双子（1984－）的《花開時節》、《花開少女華麗島》、《綺譚花物語》、《台灣漫遊錄》等等「百合小說」，結合日治時期背景以及女女情慾腳本，在2010年代末期開始陸續獲得各方讚賞。筆者在楊双子多種作品看見活潑多樣的「少女」身體活動，因而聯想起分析女性體育的著名文章：女性主義學者艾利斯揚的論文，〈像女孩那樣丟球〉。艾利斯揚用女性主義觀點修改傳統男性宗師提出的現象學，指認當代西方女孩怎麼斡旋被父權社會阻撓的意向性。本文建議，楊双子作品剛好提供台灣文學跟現象學哲學得以對話的一個出發點。在這個出發點，本文討論兩個問題：藉著對照閱讀楊双子筆下的「少女」的艾利斯揚所稱的「女孩」，讀者可以怎麼同時深化對於兩種女性的理解？另，楊双子小說多次感嘆少女的「投胎」（即，不同少女各自降生到不同種族、不同階級家庭的境遇），是否可以為現象學關鍵詞「拋擲」（thrownness）提供立足於台灣本土的詮釋？
- 期刊
張派證明了張愛玲在中國現代文學中難以比擬的影響力，有意思的是，對「張派」的論述成形貢獻極大的王德威卻是通過德希達的魂在論推而廣之，突顯出張愛玲的傳播乃以張愛玲本體的喪失為預設，這提醒我們需要仔細重審張派作為一門建構的動態，那植根於「中（華民）國」與「（民國）台灣」的辯證情境。本文首先檢視張愛玲小說得以進入戰後台灣的結構性因素：國民黨戒嚴體制與冷戰美援體制的協商，從中推出中國性與文學性這一組理解生產張派的座標，分別以胡蘭成與王德威為案例，分析他們如何在文學現場與文學史論述改寫張愛玲的意義並形成影響。作為三三集團的抒情淵源，胡蘭成的神話觀對張愛玲的寓言觀的覆寫，指引三三把張愛玲美學化為反共復國的神聖符號，在文學與政治的一元化中，力圖讓民國性成為中國性之極致。由此檢視王德威情感投注甚深的論述，我們發現張派系譜是其學術發展的重要線索，預備了後來的後遺民—華語語系論述，其系譜的長年增衍形同慾望的轉喻，導致了張派的膨脹變形。「民國女子」於張派的錯體復返所曝現的，也即民國魂在論。
- 期刊
當今華語世界，張愛玲研究已然成為一門顯學，但成名於「熱戰」時期上海的張愛玲與彼時上海政治語境間的內在關聯卻鮮有學者關注，這種明顯的「去政治化」傾向並不利於張愛玲研究的深入開展。上海淪陷時期汪偽系統展開的「驅逐英美」、「東亞文藝復興」兩次政治運動相當深刻地影響了上海的文人寫作，張愛玲初期的小說寫作即可視為對「驅逐英美」這一話語的回應，而東亞文藝復興營造的復古語境，對張愛玲小說形式上亦有制約。興建系旗下雜誌社批評家哲非提出的「表現人性說」引導張愛玲在人性的開掘方面向縱深發展；胡蘭成的張愛玲論，因夾雜著對附逆的辯白與粉飾，實則是其「背叛詩學」的另類表述。故而深入到汪偽戰時話語體系中，不難發現張愛玲的這段「傳奇」還是會染上戰時政治的重彩。
- 期刊
生態危機是劉慈欣科幻作品的常見議題。本文擬以唐娜．哈洛威的「怪物世」理論為參照來檢視劉慈欣作品中的生態觀，尤其是「物種共產主義」理念。這一生態烏托邦構想以終結人類對自然和其他物種的暴政為目標，主張物種權利平等甚至在基因上的融合，表面上與哈洛威「製造親緣」的口號不謀而合。本文通過對《三體》與《魔鬼積木》等作品的分析試圖揭示劉慈欣科幻作品中反人類世生態主義外衣掩蓋之下的人類中心主義視角。以物種共產主義為代表的生態敘事，儘管用基因技術實現物種融合，卻沒有因此而製造出「親緣」，也沒有製造出平等和友善；即使宣稱「消滅人類暴政」，卻也沒有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邏輯。劉慈欣的生態觀究其本質是生存至上的理念。它正好暴露了哈洛威所揭示的「人類世的問題」：對於「競爭關係」的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