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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本分析為基礎的中英翻譯課程設計

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逐漸成為獨立的學科。由於全球化時代來臨，國內各大學相繼成立翻譯系所，外（英）文系及應用外（英）語系紛紛開設翻譯課程，顯見翻譯教學在外語課程的規劃中已逐漸獲得重視。傳統的翻譯課程多偏向以教師為中(teacher-centered)，教學方法多採用練習與講解，授課的教師多將課程重點放在翻譯技巧的傳授，並藉由翻譯習題與作業檢討，提供學生練習的機會，並提供模範譯文(model translation)給學生參考。但此種教學法流於制式，使學生相信翻譯有標準範本。功能學派翻譯研究學者Nord提出「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透過對來源語文本的分析，有助於翻譯學習者理解來源語文本的功能，並選擇與翻譯目的相符的翻譯策略。本研究以此模式為理論基礎，參酌翻譯教學研究者Kiraly和Colina提倡的「溝通式翻譯教學法」(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eaching, CTT)，研擬出適合國內學生的中英翻譯課程，希望能改善傳統的翻譯教學法，提供翻譯教學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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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料庫之觀念來比較美式及英式訃聞架構之異同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訃聞之撰寫是否有固定的規格。研究資料來源為三十篇刊載於美國紐約時報以及英國每日電訊報的許聞報導。研究者透過語料庫之概念及相關電腦軟體(WordSmith 4.0)之運用，來比較分析所蒐集之語料。研究結果顯示許聞報導有其獨特的體裁。除了新聞出處、摘要報導這些一般的新聞特徵外，還記錄了死者生平事蹟及故事結尾。不過，不同的新聞機構對訃聞的撰寫也會有不同的風格變化。若以此研究中之兩家報紙為例，這些差異主要在於其如何稱呼死者、有無標明新聞出處、對死亡原因及其家屬細節之著墨，以及如何引述消息來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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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History & Memory: ＂Big River, Big Sea-Untold Stories of 1949＂ of Lung Ying-tai & ＂Tomorrow Will Not Be What God May Want＂ of Garcia Montero

台灣知名作家、也是現今的文化部長龍應台於2009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藉由對其子講述自己的身世來歷，觸及對其父母的記憶。甚至，基於對父母書寫傳記的方式，搜尋史料，重新挖掘已模糊卻充滿痛苦的記憶。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我能夠敘說的，是多麼的微小啊，再怎麼努力也只能給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寫真」(2009:16)。於是，隨著她對歷史記憶的書寫，再次重現戰火時代中的年輕人，或被國家感動，或被理想激勵、或被貧窮境遇所壓，承受戰爭的無情及生離死別的心傷。西班牙詩人及文學評論家賈西亞‧蒙德羅，在其替西班牙詩人安赫爾‧龔薩雷斯(Angel Gonzalez)立傳的《明日非天意所願》一書中，以幽默帶有詩意的風格，刻劃龔薩雷斯在襁褓時期即失怙，在內戰時期及之後，因兄長支持共和黨，一被殺害，一流亡海外，姐姐也因此謀職不成，導致家中經濟困厄。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龔薩雷斯始終對文學保持高度的熱忱。賈西亞‧蒙德羅在此書中，突顯歷史傳記的敘事風格，在小說揉合戲劇的架構中，藉由記憶書寫人物的歷史，以表達文人的社會責任與道德反思。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與蒙德羅《明日非天意所願》皆以歷史記憶的方式，藉由為其父母或為西班牙詩人立傳的方式，寫出時代的悲歌，因此本計劃探討龍應台與蒙德羅如何在文本裡，讓作者、敘述者、他者之間的關係交互作用，以敘事想像交織真實的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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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Normale Unwahrscheinlichkeit der Liebe: Verfuhrung in Judith Hermanns ＂Die Liebe zu Ari Oskarsson＂ und in Raymond Carvers ＂Wovon wir reden, wenn wir von Liebe reden＂

愛情是永恆的話題，但語意非永恆不變，語意的設置透過選擇與動機形成溝通媒介，在溝通媒介中發展特有的言語形式，賦予愛情意義（Luhmann 1982）。此論文分析當代德國女作家赫爾曼（Judi也Hermann）的短篇小說阿旦奧斯卡的愛情（Die Liebe zu Ari Oskarsson）（2003）與當代美國男作家卡佛(Raymond Carver)短篇小說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談論什麼（Wovon wir reden, wennwir von Liebe reden）（1981）中，分別透過眼睛與心為符碼傳達出引誘，呈現愛情中正常的異常。赫爾曼透過暗示性的溝通，表達出愛如同旅行，旅行中的偶然如同愛情中的偶然，以眼睛為引誘符碼挑戰愛情中的異常；卡佛則透過明示性的溝通，即言談，在婚姻的框架中表達出愛的多意性，並以心為引誘符碼挑戰愛情中的異常。此論文歸結出愛情中的異常屬正常愛情語意，愛情以特有的方式解決其特有的問題。眼睛與心所構成的引誘符碼皆形成具強大踰矩力的溝通模式，用以論述愛情的異常，愛情的異常更隱含對自我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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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身份痕迹闡釋：以林語堂和辜鴻銘為例

譯者的身份經歷了從隱形到主體的漫長轉變。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可以對文本做出種種闡釋，那麼就在目的語文本中留下了譯者的痕跡。譯者從隱身到現身是譯者主觀能動性得到認可的過程。比較分析林語堂和辜鴻銘兩位譯者的跨文化傳播身份，從翻譯文本內外因素合理化闡釋和綜合研究譯者的身份痕湛，更好地加深對譯者和翻譯本質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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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身份下譯者的倫理－《論譯者的倫理－文化間協調準則》述評

安東尼‧皮姆的《論譯者的倫理 文化間協調準貝》一書對譯者的倫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解決“譯者是誰”和“為什麼翻譯”問題。皮姆指出譯者在文化交互空間具有“中間人”、“信使”、“使節”、“介入者”、“合作仲介”等多重身份，譯者的倫理準則具體為:譯者必須對譯作負責以及譯作可能帶來的影響負責、譯者倫理不包括在兩個文化間決策優劣、翻譯成本不應超出合作帶來的收益、譯者有責任確保翻譯有助於長期穩定的跨文化合作。本書探討了翻譯倫理這個翻譯研究必須面對的問題，拓寬了翻譯研究新視野，具有較大理論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