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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延展與超越－王嘉《拾遺記》爲亂世百姓所揭櫫的人生目標

王嘉向被視爲道教樓觀派之先驅，所創作《拾遺記》以帝王譜系爲經，健全是書內容具備雜史體例性質，使讀者相信長生不死非憑空杜撰之神話，而是人爲努力所能達致的目標。今本《拾遺記》雖經蕭綺搜殘補缺、重新整理，從其正文與錄語、敘錄之存在道、儒思想的差異，適說明其大抵保留《拾遺記》正文原貌，而可作爲瞭解王嘉思想之指標。本文以《拾遺記》十卷本爲據，參酌王嘉生平事蹟及所處時代背景，從道教流派及思想之發展，歸納《拾遺記》之作有自神其教之意味。今從各則條文之梳理，總結《拾遺記》爲亂世百姓所展示的願景，乃先承認帝王聖賢的成就與感天而生說的關聯，是知人間功業非後天努力所能獲致，唯有立志修道方爲人生的皈依。其次以異域仙境之述說、仙藥資訊之掌握，及凡人遇仙在時代遞嬗下之漸次可能，強化長生說法的可信賴性。最後以學仙先得學會做人爲前提，結合儒、道修行所分別著重的行善與寡欲，將對形上的追逐，回歸於現世反思，爲亂世百姓找到人生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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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以詩爲教」與張籍「以詩爲報」

李唐皇朝(618-907)享國289年，期間，承魏晉南北朝之漸，人不相師；整個唐代，只有一位老師；是韓愈。他勇於爲師，作〈師說〉，收授弟子，張揚儒道，形成了所謂韓門弟子，這批韓門弟子，反過來，幫助了他的學說傳播於後。究竟，韓門弟子是如何與老師相處的？韓愈又如何照拂他們，讓他們成才。韓愈作爲老師？是如何傳道、授業、解惑的？而弟子又如何回報？本文以張籍爲例做探討。因爲，張籍爲韓門弟子的佼佼者，爲韓愈照拂最多。昌黎生前，以詩爲教：逝後，張籍以詩爲報。特別的是：張籍〈祭退之〉長篇祭詩係仿效老師〈此日足可惜〉的詩體而作，以示學成之意。因爲蘊藏了深層的意義，必須表而出之。通過本文，可窺韓門師生之恩義，體現人倫之美，可以作爲昌黎〈師說〉的具體實證；可以補充史傳「韓門弟子」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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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兩京地區出土女性墓葬型制研究

喪葬作爲禮制的一環，在落實抽象思維的同時，也凸顯了實際操作後的各種變通。唐代兩京附近出土的大量墓葬，以工整的序列實現了唐律期待的喪葬等級秩序，然而在工整之外，實際發掘的多樣性也豐富了文獻一言蔽之的簡單陳述。在事死如事生的觀念下，墓葬等級理應單純的對應著亡者生前所受封或死後所追贈的身份，但也正因爲生者在政治、禮制或情感上的介入，使得墓葬行爲在國家黑紙白字的直線規則下，顯得多變而斑斕。 本文著重討論唐代兩京附近女性墓葬的等級秩序，過去學者們的研究已將兩京地區的唐代墓葬依墓葬形制進行分類並完成整體唐墓等級的闡述。本文將女性墓葬獨立觀察，其目的不在於凸顯女性的特殊性，而希望透過比較，以釐清性別因素對於喪葬行爲的影響。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下，欲改以生前品秩作爲分類標準，以便檢視品秩與埋葬等級的對應，及其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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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瘟神」與「送瘟船」－中國古代瘟疫醮之緣起

本文「祀瘟神」和「送瘟船」是北宋以降中國部分地區十分盛行的兩種祭送瘟神之形式，其核心理念乃基於普通民眾對瘟疫等惡性傳染疾病的恐懼和禳祀。本文通過對文獻資料的考證分析，大致梳理了這兩種習俗的歷史淵源、流傳地域和演變過程，及其對明清時期閩臺地區「王醮」科儀及「送王船」習俗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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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所引字書鉤沉－《字潫博義》

自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始，《永樂大典》即成爲文獻輯佚與校勘的重要資料，筆者從《永樂大典》中，又輯得數種原已亡佚之小學類相關典籍，皆爲前賢所未備。其中《字潫博義》一書，時代、作者均不詳，書目也少有提及。然於現存《永樂大典》七百餘卷中，共輯得《字潫博義》佚文三百八十四條，是輯佚所得字書、韻書中佚文數量最夥者。本文由現存《永樂大典》逐條輯錄《字潫博義》佚文，並對所輯佚文進行相關分析，以期於《字潫博義》之內容、體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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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七世紀羅馬耶穌會之教育及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主導下之東方教士培訓

本文以歷史發展爲基本視點，以原始文獻爲基礎，探究西方羅馬耶穌會與東方耶穌會教育之異同，並闡述耶穌會東方教士培訓形成之歷史進程。 無庸否定，《耶穌會憲法》及《耶穌會教學紀念文獻》之內容頗涉繁瑣。要言之，耶穌會之《教學規程》絕非向壁創作，實爲耶穌會早期所建諸學院辦學經驗累積所成，此中尤以羅馬學院爲最著。本文上溯《教學規程》之起源，並引用前人之研究，論耶穌會教育制度之得失。 筆者以爲尤須注意者有二：首先，東方耶穌會之教育，並非完全爲西方羅馬耶穌會教育之複製品；東方耶穌會教育之推行，亦不盡在西方耶穌會教育之後。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於印度推行教會教育，即與西方耶穌會教育同步而行。另外，筆者強調，於日本成立神學校，決非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所首倡。范禮安之所行，實本之於西方羅馬耶穌會及沙勿略印度佈教經驗之老套。 論者批評羅馬耶穌會從不重視小學教育，然時移勢易，除羅馬耶穌會建有見習所外，印度及日本亦特別留意初等教學，爲小孩開辦基礎課程；澳門小學非僅爲華人小孩而設，亦爲葡萄牙小孩而設。與印度之例相同，置葡國小孩與土生土長之小孩於同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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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的「邊界」：納蘭詞的邊塞書寫

本文以納蘭詞的邊塞書寫爲討論焦點，嘗試在前行研究的基礎上，移轉觀看角度，將納蘭詞中的邊塞書寫，視爲一種空間書寫。此種研究進路，主要著眼在邊塞空間本身的特殊性。因爲中國地理概念中的邊塞空間，並不只是單純的自然空間，而且還是一種文化空間。在漢族王朝時期層級分明的空間秩序中，邊塞空間是距中心最遠，離蠻夷最近的荒遠世界，因而在此所進行的邊塞書寫，原就內具著面向京城、背朝蠻夷的文化主義華夷觀。在屬於征服王朝的清代，蠻夷從北方的邊疆進入了中國，成爲中國的主人。出身滿洲貴族階層的納蘭性德，以漢文學形式（詞體）參與邊塞書寫，他如何界定或改寫邊塞空間的意涵？而這又對他詞作中的邊塞書寫產生何種影響？這些都是本文希冀回應的論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