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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集刊/Yuntech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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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刊

自上世紀至本世紀的發展,全球化的浪潮襲卷而至,不管是在先進地區或是落後地區,皆呈現著一種強烈的對比,形成保守與進步、傳統與現代、抗拒與變遷的價值衝突,在這種極為對立的價值觀影響之下,社會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甚至是生命的犧牲和倫理秩序的動盪與不安。如何透過對話、溝通與建立共識之方法,尋覓和諧之道,是為迫切的挑戰,而東亞文明更不應袖手旁觀,當有其可扮演之文化使命。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是為中國哲學的黃金年代,而儒墨並稱顯學,蔚為爭鋒,兩者思潮互為激蕩,而有相非之議題產生。《莊子.齊物》亦有:「儒墨是非」的話,唐朝韓愈雖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之言,但對二家之義理旨趣及哲學意涵皆略而不談,因此對於儒墨相非之本質差異的議題,本文從本質層與形式層切入,找出儒墨相非的根本問題之關鍵及二者見解的差異之處、謀慮之周偏、與夫對社會人生貢獻之大小;藉由此個案之探討,而得兩家爭鋒之論述聚焦,這即是一種對話與溝通的形式,從中找到的溝通道德之可能,由此看出可資借鏡參照的對話模式及在今日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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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漢時期思想融合的大環境裡,劉向不可避免地吸收諸子百家思想,其著作也不僅限於儒家思想的範疇。然而,劉向的學術思想還是以儒家為主,可稱之為西漢末年的儒學大師。就孔、孟、荀三大儒家宗師而言,劉向獨尊孔子,也寫了許多關於孔子師生的故事。至於提到孟子、荀子思想的部分卻相對稀少,劉向思想的源流取向在此表露無遺。根據《舊唐書》、《新唐書》的記載,唐太宗二十一年,下詔褒揚左丘明、劉向、范甯等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配享孔子廟廷,號稱貞觀之治。筆者擬以劉向《說苑》為範圍,研究劉向如何弘揚孔子學術。共寫成三篇:1、〈《說苑》弘揚「孔子」所採行之體例研究〉、2、〈《說苑》弘揚「孔子」之研究──思想方面〉、3、〈《說苑》與《論語》的關係研究〉。此篇為其中第二篇,著重於思想內容方面,探討劉向藉著《說苑》中與孔子相關的言行,弘揚並闡釋哪些孔子學說?凡此探索,都足以說明劉向確實是孔學的一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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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7年胡適提出「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的看法以後,幾已成為定論。近年余英時先生重提舊案,以為劉歆的「九流出於王官說」,和莊子的「道術將為天下裂」,可相通流。然余英時先生討論王官經典與諸子關係時,卻未指出諸子百家所源自的王官時代的「經典」屬性與內涵究竟為何。本文透過《漢書》「道」「聖」「經」觀念之探索,指出《漢書‧藝文志》觀念中的「經典」實具「神聖性」,因其隱涵著「能獨見前睹,與神通精」的「天生聖人」,所聆聽感通到的「天道神理」消息。也就是,王官教育的「聖人之道」內涵就是此「天道神理」。此「天道神理」乃為涵「天地人三才之道」而為一體的完整道術。諸子學說的形成,乃源於其對官學經典的「天道神理」各有所偏的詮釋。官學中涵「天地人三才之道而為一體」的「經典道術」,就在諸子學說「各引一端」詮釋中破裂、分支。欲知官學經典中道術之整體,就當時學術觀念而言,需經由對諸子九家之言的全面觀照,方能見得六經中「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天道、地道、人道」)的「道術」全面義涵。本文對諸子學說起源的看法,可作為余氏說法的另一佐證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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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瀾所撰《文心雕龍注》,除廣徵學者眾說,辨正諸本同異外,復能博稽精考,補遺刊衍,闡明《文心》旨歸。梁啟超序《講疏》云:「徵證詳覈,考據精審,於訓詁義理,多所發明」,然其薈通眾說,發凡未見,必有其方法,以期能綱舉目張,理義自明。故本文歸納范注之體例與優點,以見其方法之運用:前者重在校勘之方法與引文標目及注釋的分析,繫以注文為據;後者則從龍學研究的歷史角度,闡述是書之優點與價值,務求更系統性的顯現范注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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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分成嘉慶皇帝形象、禮俗淪喪之風俗形象、危機重重之現實社會形象等三個部分,來探討十九世紀初期朝鮮使節李基憲《燕行錄》中的中國形象。此《燕行錄》中的嘉慶皇帝正面形象為:儉樸、勤政、愛民、懲奸除惡、拔擢人才、禮遇朝鮮等,其中僅有偏聽決事是負面形象。這樣的嘉慶皇帝形象與《清實錄》、《清史稿》中皇帝形象相符,作者並沒有以「華夷之辨」的眼光來刻意醜化嘉慶皇帝,而是以客觀理性的態度來勾勒嘉慶皇帝形象,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時,已接受了這位夷族皇帝。李基憲眼中之所以能刻畫出如此正面的嘉慶皇帝與作者生處的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初期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關係,此時期整體的朝鮮社會風潮是逐漸肯定清朝。就現實層面而言,李基憲雖然承認了嘉慶皇帝,卻對中國的許多風俗提出諸多批判,批評縣學內聖人神主之位序錯置、徐家祠堂裡「堆遺其祖先神版於空屋塵中」等,將嘉慶朝的風俗形象描繪成禮俗淪喪的局面,他之所以如此批評清人不懂禮俗,是由於朝鮮中華意識。此種朝鮮中華意識的優越感更是表現在作者對朝鮮服飾保留古制的自豪這一層面上,透過中國文人齊佩蓮的口來證實朝鮮服飾及文章制度保留著中國古制。除此之外,作者亦發現隱藏在繁華的嘉慶朝表象背後的危機,如水災等,換句話說,李基憲眼中的中國社會現實形象就是危機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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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聖嚴法師的旅行書寫具有文字質樸而義蘊無窮的風格,此風格來自其文章中的古典特質。此特質既顯現了聖嚴法師旅行書寫的深度,更與中國古代高僧的旅行書寫形成對映關係。深究其實,則此古典特質主要來自於:一,其旅行地點本身即蘊涵豐富的歷史典故、地方傳說與名人軼事,故在書寫的第一階段即已奠定古典特質之基礎。二,聖嚴法師以旅行為弘法,故其書寫策略寧詳不略,鉅細彌遺,圖文並茂。他並且將旅行書寫視為生命歷程之呈現,遂無可避免的結合其本人深廣的知識學養。三,他大量引用文獻而形成獨特的修辭方式,更加深其作品的古典特質。此特質進而使文本與古代高僧的相關著作形成對映現象,而表現於古今互證、風格相映與心靈感發等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