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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台灣廟志之篇目結構及其功能

廟志是記載神明與廟宇事蹟的志書，會隨著廟宇及神明的威望流傳久遠，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書籍。在此一情形下，廟志的篇目結構，屬於全書的骨幹，在規劃上自然是要力求妥切。本文透過對31部台灣廟志的分析，針對其中篇目結構的問題進行討論，希望能提供讀者及有志於撰述廟志者，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此外，本文也將分析台灣廟志所具備的功能，希望能讓讀者了解，台灣廟志的內容與內涵，其實涉及教育學、史學、人類學、宗教學、建築學、美學、文學等課題，是一座知識的寶庫，我們應以更積極的態度來接觸它、閱讀它，以吸收先人的智慧與更多元的知識。本文的研究，除了透過次級資料分析法來尋找可資參考與運用的資料外，也透過歷史比較研究法，以清代之前的廟志，來與台灣當代廟志進行比較分析，希望從縱向時間的變遷上，看出兩者間的差異與得失，以找尋台灣廟志在撰述時，可以向古人借鏡學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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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賴惠川竹枝詞對俗諺之運用

賴惠川竹枝詞運用口語、俗諺入詩，是他創作的主要基調之一，因此俗諺在賴氏竹枝詞中，其運用入詩的狀況為何？成為本文的研究動機。本文從賴惠川竹枝詞運用俗諺入詩的「內容呈現」、「表現形式」、「寫作特色」等三面向進行論述。從這些論述內容，我們又可獲得三項訊息：第一，從運用俗諺入詩的內容，可以了解賴惠川某些人生態度及處世哲學；第二，從運用俗諺入詩的表現形式，可以了解《悶紅墨屑》到《續悶紅墨屑》創作動機的差異；第三，可以看出賴惠川對於民間文學的活用，提供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進行融合的舞台。同時我們也發現，大量運用俗諺入詩，呈顯出「言外之意」、「理外之理」，反映出社會現況，並且批判世道人心，這樣的創作目標以及寫作手法，也成就其竹枝詞重要的價值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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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造反－〈侯元傳〉對於遊歷仙境小說的承繼與創構

〈侯元傳〉出於唐皇甫枚《三水小牘》，其延續著六朝以來遊歷仙境小說的傳統，透過侯元遇仙的特殊際遇，交代學法經過，且宣說道教洞天福地思想。當侯元習得道術、返回人世，雖亦意識仙、凡時間的算計不同，卻因為差距不大，削弱侯元因此啟悟而入道門的動機，甚至還利用道術起兵造反，突破了唐傳奇遇仙故事的基本類型。職此，本文乃先探討〈侯元傳〉裡仙境歷程對空間景象、時間母題和回歸情節的構思技巧，再歸結侯元以未待天應和性格缺失致使造反失敗，以見對遊歷仙境小說的承繼與創構，和作者意欲言說的思想，進而明白〈侯元傳〉對後代文學之影響及重要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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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與事大－從朝鮮的漢語翻譯人材培訓　看其對明政策的轉變

朝鮮王朝（1392-1910年）立國以來，一直奉行「事大以誠，保國之道」的政策，積極維繫與明帝國（1368-1644年）之間的朝貢關係。然而，礙於語言上的隔閡，朝鮮中國的使節或中國使節到訪朝鮮時，均不能直接與當地人對話。於是，朝鮮為了以最高規格的禮儀履行朝貢國的責任，特別成立司譯院，專注漢學翻譯的教育，以便於國書呈送及使節交流時，有足夠及合適的漢語譯官。這群漢語譯官雖然社會地位不高，但是其功能均受朝廷上下認同。然而，學術界大多只從語言學或制度史的角度，觀察譯官的歷史意義，卻忽略了他們對朝鮮王朝對外的政治及文化關係的影響。特別是，朝鮮十分重視對明的事大政策，故有必要理解這群漢語譯官的角色及出使經歷，從而反映出他們對朝鮮的對明政策帶來的影響。本文嘗試採用《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通文館志》、《經國大典》等，並利用若干《朝天錄》作研究，從譯官制度及他們的經歷，認識朝鮮是如何看待事大事務。並討論在歷時200多年的對明關係之中，透過觀察譯官在朝鮮的地位轉變，窺視朝鮮對明政策產生的轉變。有關的研究成果有助補充傳統對明朝與朝鮮事大關係建立後的轉變過程，並重新肯定譯官在中朝關係之間的文化及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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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紀嶺南地域士族社會諸樣相－以慶州玉山書院通文為中心

本文的目的是以「通文」（朝鮮時代士族自身輿論聚集之作）為中心，具體考察激變期朝鮮後期社會的各種實相。為此，以嶺南地區代表性的兩班協議機構慶州玉山書院所藏通文141件為資料。這批通文的完成時間主要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通文的發給處總計有84處，分別從書院、鄕校、書堂、壇所等地發出。從發給處所在區域的不同來看，有首爾、湖南和忠淸地區等8處，以及嶺南地區30個地域中的75個所。通文中論議的主題是建築物的新築與重建，以及有關山訟（與墓地相關的訴訟）、位次（位牌的順序）、嫡庶、文字是非等問題的鄕戰，尚有祭禮、文集刊行、儒林上疏、儒罰（儒林自身的處罰）、書院運營、孝子烈女褒賞等主題。在朝鮮時代，書院祠宇的新築及重建、祭祀先祖、文集刊行等顯彰先祖事業不停進行，因為兩班士族的社會地位和特權，是直接繼承自他們的先祖而來，在鄕村社會裡，這樣的事業是以維持兩班士族的既得權益為目的而進行的。誠如前述，這批通文的完成時間主要是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特別是19世紀前半期，存在著有關書院祠宇的新築和重建、文集刊行、儒罰、祭享等內容。這樣的狀況直到19世紀後半期也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在鄕村裡，為了得到既得利益，兩班間的對立和分裂變得更加嚴重。代表性的事例是和經濟權利有關聯的山訟，以及因為身分差別而出現嫡庶間的是非問題等。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個時期兩班保護的共同利益和理念，是為了避免傳統思想的崩壞和對抗外來勢力侵略；或者說是作為知識份子，為了克服國家陷入危機而踴躍地進行上疏。1900年左右，兩班之間在文字是非等相關問題上，有較為重大的對立與紛爭。在日帝強占時期（即1910至1920年代），由於兩班的社會、身分特權消失，儒敎理念也衰退。於是，一方面兩班致力於思想和身分根源（亦即祭祀先賢、書院及祠宇等）的重建，另一方面為了復興儒敎思想，擴大對於孝子與烈女的褒賞。這些活動，是兩班在鄕村社會中為了鞏固既得權益的舉措。但是，兩班如此固守與企圖恢復儒敎傳統思想的努力，與近代新式知識份子及勞動階層反儒敎的思想有所衝突，進而導致了社會問題。因為1931年日帝侵略滿洲和1937年中日戰爭勃發等的戰時體制，1930年代兩班的社會活動也有所萎縮，故而此時期的通文內容是以確保日帝戰爭物資為目的，例如對書院財政運營進行通報監察等。從本文所論的通文來看可以知道，兩班從19世紀以來到1920年代為止，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權益，或者相互合作，或者彼此對立，但是在1930年代以後，由於日帝的戰時體制，兩班的社會活動急劇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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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後期圍繞書院的鄉戰－以嶺南地域為中心

17世紀朝鮮時期的郷村支配體制是守令、士族所主導。18世紀開始，由於新興勢力的成長和郷論的分裂，該體制逐漸衰弱，士族支配體制加速衰弱是由在地勢力相互間的郷中爭端－「郷戰」所引起的。嶺南地區的郷戰類型與其它地區大體上是一樣的。在區域內最爲嚴重的糾紛及引起郷論分裂的郷戰，是為了掌握黨派、嫡庶，以及各門之間在郷村內主導權等等的各種是非。因為書院是在地士族們在郷村營運上最具代表性的機構，是故以書院為媒介的郷戰較多。本文將從18世紀以後嶺南地區內以書院為媒介的郷戰中，針對「黨派之間的郷戰」、1商庶之間的郷戰」、「門中之間的是非」等3種情況的發展過程進行分析，藉以觀察當時郷村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