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研究集刊/Yuntech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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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省稱《筆記》），乃章太炎（1869-1936）於1908年在日本講授《說文》時，當時聽課之朱希祖（1879-1944）、錢玄同（1887-1939）、周樹人（1881-1936）的上課筆記編纂而成。章氏當時講解《說文》，是以段玉裁（1735-1815）《說文解字注》為主要之教本，從《筆記》觀之，可見章氏對於段《注》多所考訂。本文整理章氏《筆記》訂正段《注》共130條，分為「訂段《注》校改之《說文》」、「訂補段《注》之說解」。其中「訂段《注》校改之《說文》」，又分為「訂正段《注》之字形」17條、「訂正段《注》之字音」19條、「訂正段《注》之字義」32條；而「訂補段《注》之說解」，又分為「訂段《注》所言之假借」24條、「訂段《注》所論之音義」33條、「訂段《注》說解之引文」5條。章氏對於段《注》之訂正，甚為全面，可見其治段《注》之用心，本文並舉數例說明，章氏訂正段《注》可商榷之處，以見其得失。綜而論之，章氏對於段氏考訂《說文》所使用之資料，採取嚴謹保守的態度，也因此不輕易使用近世出土的古文字資料。從章氏的時代背景思考，當時值清廷、民國鼎革之際，章氏力主「排滿興漢」，以語言文字為漢民族精神之標誌，而《說文》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經典，是以章氏不輕易改訂《說文》，亦是維護經典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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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案紀略》為彰化文人吳德功（1850-1924）所撰，屬於歷史散文作品。此書主要是記載同治年間戴潮春民變事件，此事件是清代臺灣三大民變之一，影響臺灣社會甚鉅，此書的重要性由是可知。不過目前學界對於此書的探討不多，多是在專書或單篇論文中的某個章節作一討論，尚缺乏專門性的論文研究，此殊為可惜。筆者擬從此書的編寫體例、資料的取材，以及作者史論的分析入手來進行探討。希望透過本文的研究，能夠了解此書的體製格式，還有書籍撰寫時的資料來源，以及作者處裡這些資料的方式與作法。此外，作者針對書中所記載的事件，常發抒其個人的評論，這些史論的內容，傳達了作者何種的思想訊息？還有這些史論，所具備的功能又是什麼？這都是本文所欲探討的議題。透過本文的研究，相信對於《戴案紀略》一書，當能有進一步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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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呂子筆記補訂》一書，道光年間吳昂駒著，載錄於嚴靈峯《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其手稿本藏於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前人鮮有留意。過去注釋《呂氏春秋》者未嘗參用此書，近年《子海珍本編》（2013年）與《傅斯年圖書館藏未刊稿鈔本．子部》（2016年）始有影印出版，學界於茲得見吳氏對《呂氏春秋》之研究成果。吳氏一書，乃據查慎行《得樹樓雜鈔》卷五〈《禮記．月令》與《呂氏春秋》互異〉一文及其餘各卷筆記，以校訂《呂氏春秋》。查慎行未及見畢沅校本（1789年），吳氏《補訂》則據查慎行筆記並引畢沅、盧文弨、梁玉繩等人之校語，以補足查慎行之論說。本文從兩方面討論吳氏《補訂》：第一，比較吳昂駒《讀呂子筆記補訂》與《適園叢書》本《得樹樓雜鈔》，以見吳本於版本學上之意義。第二，歸納吳氏校釋《呂氏春秋》之特點，以補足清代《呂氏春秋》著述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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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前行研究基礎上對《名僧傳抄》嘗試進行更深細發微，主要發見於三方面：其一，透過參照三部僧傳，可以確認寶唱的《名僧傳》位處其師僧祐《出三藏記集．述列傳》和慧皎《高僧傳》之間，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具體表現為兩點：首先，較之〈述列傳〉，《名僧傳》大幅增補人物及其紀事，並在此基礎上首度具備明確的僧傳分類意識。其次，《名僧傳》另開闢「傳論」書寫體例，並且運用時代、地名、寺名等多元綜合資訊來標記、識別人物。其二，透過與寶唱另一部作品《比丘尼傳》的對照，發現兩部僧傳作品都大量採記僧侶「蔬食苦行」與「嚴守戒規」的行儀。如此記錄背後透顯出當時佛教景況及國事政策，特別是在梁武帝頒行〈斷酒肉文〉以達肅清教團腐敗問題的同時，寶唱在其《名僧傳》、《比丘尼傳》裡便透過特加錄取相應行持的方式來呼應王命，可謂是僧事與君權的對應書寫。其三，日僧宗性在抄錄《名僧傳》上並非漫無目的隨處抄錄，而是配合其彌勒淨土信仰有意識地、反覆地謄寫中國學僧涉及彌勒信仰的相關文字。此外，宗性的彌勒淨土信仰係建構於〈觀兜率記〉中「游觀」、「業因」、「往生」等三個要素上，而《名僧傳》的抄錄動機，即是為了用以輔證三項要素中做為往生兜率淨土的實際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