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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周公與《詩經》的關係

周公姓名為姬旦，又稱周文公，為周文王第四子，他是政治家、思想家及詩人。周公、孔子共同被視為儒家的源頭，對中華民族後世思想界發揮極大的影響力。《詩經》是儒家十三經之中可讀性最高的經典之一，也是我民族的詩歌起源。周公與《詩經》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是多層面的相關。本篇分為以下十二個項目探討兩者的關係：1、先人職志的繼承。2、東都洛邑的營建。3、禮制儀節的建構。4、典樂治國的推行。5、祭祀典禮的讚頌。6、婚姻文明的倡導。7、兄弟親情的注重。8、宗教人文的轉化。9、詩歌篇章的寫作。10、委婉筆法的鍛煉。11、王者風化的浸染。12、采詩工作的推行。經由以上幾個項目探討，論證了周公在涉及《詩經》的話題中，無論政治、思想、歷史、教育、文化、文學等方面，都有燦然可觀的成績，並深深影響後世，堪稱歷史上卓然罕見的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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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澄《書纂言》對〈洪範〉、〈洛誥〉錯簡的釐正

吳澄《書纂言》乃宋元「疑經改經」集成之作，以釐正〈洪範〉、〈洛誥〉錯簡體現得最為集中。宋儒各家對〈洪範〉錯簡多有訂正，但尚未及全篇，吳澄全面釐正〈洪範〉錯簡，有承宋儒陳說，也有異於宋儒及發宋儒未道之處；〈洛誥〉文本竄雜凌亂，顛倒失次，存在錯簡、闕文，宋儒釐正〈洛誥〉錯簡僅止〈康誥〉篇首四十八字，吳澄從〈洛誥〉文本內在理路和問題邏輯出發釐正錯簡，獨發機杼，精思巧構，使得〈洛誥〉上下章節環扣呼應，通貫妥順，幾乎沒有錯簡的痕跡，乃補宋儒之所未及，明清以來學者皆未嘗理會，遑論深究。《書纂言》非集注集解體，而是隱括諸家之說以成己意，注文清通簡要，其「疑經改經」說法雖未詳言根據，但卻非《四庫提要》所謂「以意自為」、「隨意改竄」。梅賾所獻《古文尚書》為《尚書》惟一傳本，在傳世及出土文獻可資考訂《尚書》的資料甚為有限的情況下，吳澄從〈洪範〉、〈洛誥〉文本內在理路和問題邏輯出發，以類似「以經解經」的方法釐正錯簡，似乎是唯一可行之路徑。古史杳遠難覓，文獻茫昧難徵，雖然很難說吳澄所釐正錯簡就是〈洪範〉、〈洛誥〉的原貌，但其針對並試圖解決〈洪範〉、〈洛誥〉文本存在的不少問題，應視為恢復《尚書》原貌的努力，有其《書》學史及經学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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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代第二次弭兵會盟失效時間芻議

本文梳理晉、魯二國自魯襄公二十七年（546 B.C.）第二次弭兵會盟後軍事行動，推論弭兵要求與盟諸國二項限制：第一、除少數民族外，不得對任何諸侯動武。第二、允許非侵略性軍事行動，如協助他國平定內亂或治兵演習。以此原則檢視楚國於弭兵會盟後表現，其自魯昭公四年（538 B.C.）起連續攻擊弭兵會盟參與國，更於魯昭公九年（533 B.C.）與魯昭公十一年（531 B.C.）滅參與弭兵會盟之陳、蔡二國為縣，故弭兵盟辭失效時間應訂於魯昭公四年（538 B.C.），不必晚至魯定公四年（506 B.C.）召陵之會，弭兵誓辭僅維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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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曲陽雙身造像碑刻題記探究之一：二佛並坐（雙佛）

河北保定曲陽地區於1950年左右出土兩千多尊漢白玉造像，其中特別令人矚目為「雙身」造像，因為雙佛（二佛並坐）為中國各地可見的佛教藝術造像，但雙觀音和雙思惟卻只見於曲陽地區。筆者已發表曲陽地區三種雙身造像研究，但尚未針對其造像碑刻題記攷索。本文即針對雙身的第一種「雙佛」造像進行探究，理解供養人與受益者之關係及其祈願、以及題記反映出對雙身尊像之認知。透過本文可知曲陽雙佛造像的三層結構（A供養人、B造像、C受益者），在北齊時已全部連線成功，藉由「雙佛」造像為中心，自由定義了尊像名稱、也連結了出資供養人。本文透過「內部」碑刻題記的研究，也意外與三種雙身造像型態「外部」變化的時間點，取得一致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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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可與立，未可與權」試詮－兼述司馬遷對叔孫通權變之敘寫

《論語．子罕》記載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道、立、權，屬於四個不同的階段，孔子這段話不是在討論個人的發展，而是置之於人我之間的關係變化。從「可與共學」，到「可與適道」，再到「可與立」都存在人我聚分的認知與選擇，有著一個逐漸窄化而明晰的範圍。但到了「可與立，未可與權」卻回歸到「我」自身，「權」（權衡）之在於我，不在他人。叔孫通被司馬遷譽為「漢家儒宗」，其對權變的運用，頗有可觀之處。本文從「可與立，未可與權」出發，討論從「可與共學」到「未可與權」的自覺與抉擇，進而分析「權」的個體性與「未可與權」的理由。最後，透過《史記》的記載，以叔孫通為例，分析其權變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