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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荀子約定俗成之制名原則及其衍生之問題

在先秦時期，除了名家和墨家之外，在名學研究方面，其成就最大的當屬荀子。荀子對於先秦名學之主要貢獻是進一步批判和發展名家和墨辯之名學思想，使儒家之正名學說更加嚴謹，且更充分地繼承並發展孔子之正名思想。 荀子名學之要務在於制名。荀子之制名理論，除了制名之目的及依據外，當以制名之原則最為具體且最具特色。荀子提出制名之原則有五，分別是一、名之同異原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二、徑易而不拂；三、稽實定數；四、約定俗成；五、王者之制名。其中，尤以約定俗成之制名原則，學者之意見最為分歧，此外，由此一原則所衍生之問題是荀子之哲學立場究竟是唯名論(nominalism)抑或實在論(realism)，凡此，皆亟需予以釐清，否則，將有礙吾人對於荀子名學之確切理解。 本文旨在探究荀子約定俗成之制名原則並釐清其哲學立場，俾對荀子名學之確切理解與把握有實質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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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正論》及其相關問題

荀子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大思想家，也是儒學史上與孟子齊名的大儒者。但是歷代以來對於荀子的評論，批評的聲浪，卻大過於肯定的言論。及至近代以來，更是越來越重！甚至認為荀子背離了儒學義理之方向。但是荀子真的如論者所批評一般嗎？因此，本文乃透過荀子針對當時各種「論題」的批評意見，試圖在荀子的批判性言論中，董理其意見，並說明荀子思想中的儒學意識。以下本文將從三個方向切入：首先，從「歧出與儒法之別」中，論述荀子的政治立場，乃是儒家的「德治主義」，並非近於以「絕對尊君」為尚的法家思想；其次，從「聖王與歷史意識」中，分析儒者的歷史意識即是其批判時政的重要利器，彰顯先秦儒學的時代共同感；最後，從「榮辱與價值判斷」中，闡明其道德優先性的主張，突出先秦儒學在道德倫理立場的一致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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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哲學典範及其在後代的變遷轉移

當我們跳出宋明以來孟學本位的詮釋理路，並且兼顧荀子哲學的意謂、蘊謂兩層義涵，荀子的哲學典範便可以展現一個具有正當性的新面貌：以自然元氣為本體本原、天人合中有分、人性向善、學知禮義、積善成性、以禮義治國等等。以這樣的哲學典範為基準，我們便可以把歷史上許多失聯的荀學論述串聯起來，重新構築一個壯闊的荀學哲學史的圖像；並且可以積極地開展一個「當代新荀學」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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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修六禮明七教”之角度論荀子禮教思想之限制

隆禮重教乃荀學之標誌，論其實，則應該包含以禮治為目的，而以禮教為過程之兩大部分，且必須立本於禮教之貫徹施行，始可成就禮治社會之最終目的。不過，歷來學者討論其禮治以及禮法思想者居多，而罕有言及其根本之禮教思想者，實亟待深入探討，以明其禮學之根本思想。因而本文先敘為文之動機與目的；其次，論述禮儀制度與教化思想之關係；再其次，則進入本文之核心議題，分別從「修六禮，明七教」之角度，一一檢視其在冠、昏、喪、祭、鄉以及相見等「六禮」之修飭中，無法申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以及賓主等七種人倫關係的相待之道，以呈現荀子禮教思想之限制；最後，則透過王先謙與荀子弟子之一段解語，探源荀子禮教思想限制之所在以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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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後期大陸荀子文獻整理研究

論文對1950年至2005年的50多年來大陸荀學研究的概況進行了綜述，認為梁啟雄的《荀子簡釋》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而《荀子》版本學研究最突出的當數高正的《〈荀子〉版本源流考》，箚記類補正校釋專著成績最好的是駱瑞鶴的《荀子補正》和李中生的《荀子校詁叢稿》，高亨、金德建、包遵信、王天海諸位在《荀子》校勘考釋箚記方面也頗有成果。今天，深入研究《荀子》，我們迫切需要一部全面超過《荀子集解》的《荀子》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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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與哲學之邂逅：明治時期日本學者之《荀子》研究

日本明治到大正時期的《荀子》研究迄今已被荀子專家完全遺忘。在明治時代，有些知識份子為了吸收或應用西方學術的概念工具，有些知識份子對於荀子本身之興趣，經過整個明治時代，荀子「研究」一直一步一步發展，直到明治末年，由年輕哲學學徒以比較哲學方法來探討荀子哲學的特質。本篇是筆者的前文〈日本近一百年荀子研究之回顧與前景〉（收入於《政治大學哲學學報》，期11，2003年）的「早期日本荀子研究」的續論，旨在構畫出其被遺忘研究發展之脈絡，以將日本知識界引進西方哲學方法之特點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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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荀子研究評述

由於種種原因，韓國的荀子研究幾乎不爲國外學界所知。本稿將1950年代至2005年爲止的韓國荀子研究史劃分爲三個時期：195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2005年，通過介紹荀子研究的專著與主要論文，詳述韓國學者的研究視角及研究方法的變遷。筆者希望透過這篇評述，使海外學界對韓國的荀子研究有所了解，從而達到進一步深化學術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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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明分使群”觀念解析及其社會意義

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及荀子共同思考的課題，即是如何回復周文禮制的社會價值。不管是從「克己復禮」、「為仁由己」的仁學實踐，或是荀子針對人自然之性發展而得的「化性起偽」，皆是朝向儒家道德實踐的目標－修己安人。荀子尤其針對人的社會性作深入探討，他的關切重點即在從個體的「化性起偽」到群體的「明分使群」，使得個體知其位份，守其根本，發揮社會職份之功能，在尋求合理分配社會資源的原則下，建立一個有秩序、合理穩定的社會結構，荀子的「明分使群」觀念，確立在個體與群體互動關係中的應有價值與定位，並且是預為建立禮法規範的先聲，固然法在禮中，但已觸及解決「人欲與利益」調和的問題，亦可看出「法」已逐漸顯現其價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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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回古代時空以解析《詩經》

今人在研讀《詩經》時，難免會遇到許多爭議，從字形、字音、字義，以至詩的主旨、創作背景、賦詩言志等等問題。其實，大多數的爭議是可以透過理解而平息的。《孟子•萬章下》曾給我們「知人論世」的寶貴意見，古人所處的生活環境對當時的人、事、物可能產生不小的影響，所以，我們讀《詩經》怎麼可以不講究古代的時空背景呢？假使據今衡古、遷古就今，而不懂得以古還古的道理，想得到正解，簡直就是緣木求魚。 本篇試著從各種不同的層面，包括文字的古音古義、上古名物制度、風俗習慣、山川地理、上古史事、時代見識與觀念、古人政治主張與情勢……等舉出實例，以說明站回周朝的時空來認識《詩經》，才是比較可靠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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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古高僧的外學與身分建構的關聯－以《高僧傳》為依據

梁慧皎所撰《高僧傳》為中國僧傳的經典之作，不僅為僧傳立下撰作規範，並且藉由僧傳的書寫，記錄了佛教在中國中古時期社會轉化與內化的軌跡。《高僧傳》中對於眾高僧內外兼學的敘述比例極高，顯現了外學對於高僧身分建構的重要性。本文分別由（一）中國傳統學術有助於高僧身分的縱向提升；（二）語言才能有助於高僧跨越不同身分的界限，產生迂迴而上的盤旋提昇效果；（三）精湛的醫術使高僧身分產生雙向連結的作用並因此大幅增加了高僧身分轉換的可能性等三方向，探討外學與高僧身分建構之間的關聯，並歸結外學的強調其實在於顯現高僧身分的流動特質，而高僧身分的流動特質的顯現更指出了慧皎撰作此書的潛在企圖在於身分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