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譯：語言、文學、與文化翻譯
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翻譯中心與跨文化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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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片名兼具商業性、藝術性和文化性，對翻譯構成了一定的挑戰。而大陸、香港、臺灣在翻譯英文電影片名時各有側重、各顯神通，形成各具特色的譯法，這些片名譯名也成為眾多觀眾熱議的焦點：究竟哪種譯本更勝一籌？然而，英文片名的漢譯受到譯語語言、譯語文化、譯語觀眾的審美心理、譯語影片市場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兩岸三地同根同源的語言和文化使得譯文具有相似性，另一方面兩岸三地後期形成的差異化的政治、經濟、語言、文化特性又使得其譯文具有本土化的典型特徵。因此對兩岸三地片名的翻譯不應是規定性研究，而應當是描寫性研究，關注譯文文本，側重翻譯過程。本文首先建立英文影片名及其兩岸三地漢譯片名的小型雙語平行語料庫，採用統計的方法總結歸納英文電影片名的語言特徵及文化特徵。繼而分析生態翻譯學從翻譯階段到翻譯策略對英文電影片名漢譯的適用性，從翻譯群落、多元共生、汰弱留強角度分析英文影片名漢譯在大陸、香港、臺灣兩岸三地既具相似性又有差異化的翻譯生態。最後借助兩岸三地的翻譯實例從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三個維度闡釋英文片名漢譯的生態翻譯策略，以期對影片名翻譯提供相關的借鑒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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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譯」（auto-translation）泛指作者以譯者身分將源語文本轉換成目的語文本（Target Text）的行為。由於譯者與作者身分重疊，自譯作品遭批評為「一文兩作」，不符忠實；但抱持純粹語言趨近觀者，則強調自譯是對源語的再保證。為期檢驗上述推定，本研究針對哈金英譯中作品《落地》（4 Good Fall）進行描述式研究。《落地》是哈金第一本親手譯回中文的小說，哈金作為離散作家，自承「思鄉……是一種難以壓抑的感情……由於找不到故鄉，我就把這份心緒的一部分傾注到《落地》」，說明自譯文本是審視譯者心靈得失適當的對象。本研究比對了《落地》全譯文本72個單位的「合句」、「複句」、「複合句」、「單句」，探索《落地》譯作使用策略和心理得失。研究顯示，《落地》文本確實能忠實原則，是過去論者「一文兩作」、「往往有意違反忠實原則」等說法有力之反證。而《落地》捨棄市場導向的「大漢語觀」，出之以東北話語，反映出強烈的離散作家心理補償以及譯者身分之指向，是自譯作品彌補過去在「英語的邊緣地帶，在語言和語言的空隙間」、「在字典的範圍外」寫作心理缺憾的經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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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就米爾頓的基督教史詩《失樂國》兩種近代漢語翻譯版本進行翻譯策略比較與分析，再就英語與漢語的不對稱權力關係的情境下討論異化與歸化翻譯的政治能效。首先概述米爾頓詩作在近代漢譯的歷史，並簡要說明選擇楊耐冬與朱維之譯本的原因。另外，作者也將討論依塔瑪．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與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muti）的歸化與異化概念。在翻譯美學策略上，楊氏偏好重新組織原作，在體裁與語言架構上更貼近漢語讀者，而朱氏在譯作的文體與句法上力求與原作相近。在處理譯文的文化內涵上，楊氏偏好將原詩其中的基督教用語與英語文學元素轉換為漢語語符與對等元素，反觀朱氏則盡力保留原詩其中的神學用語與文學元素。本文列舉數個關鍵或較為繁複的詩行，如第一卷的開頭與第五卷中上帝召集天使的段落，以應證兩位譯者採用迴異的翻譯策略：楊的譯文體現了歸化的策略，而朱的譯體則偏向異化的策略。本文一併探討兩位分別來自中國大陸與臺灣的譯者在譯作中的差異是否亦映射文化體系的影響。若將英語與漢語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納入考慮比較兩種翻譯策略，也許楊氏的策略更能有效處理弱勢文化在翻譯外來作品所面對的問題。近年在中外學界對米爾頓在近代漢語世界的導入逐漸重視，但對於米爾頓漢語譯作及其文化意涵鮮少有較完整的探討，而這正是本文所著墨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