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論叢/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國家教育研究院,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身為首位來華傳教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無論在中國的傳教、教育、印刷以及字典編纂上，皆成就斐然，世人對他這些方面的成就亦有極多的研究。在翻譯方面，馬禮遜最重要也最受人矚目的成就，莫過於對聖經的完整翻譯，然而十九世紀初，當英國力抗中國司法和權威時，馬禮遜也曾擔任英方翻譯，而他涉及政治翻譯工作的事跡，仍鮮為人知。馬禮遜曾兩次擔任英國政府的官方翻譯，第一次是一八一六年，英國再度派遣使節團出使中國並由阿美士德爵士（Lord Amherst）領軍，當時馬禮遜擔任隨團翻譯；第二次則是一八三四年，馬禮遜出任英國首位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Lord William John Napier）的中文秘書及翻譯。在這兩次事件中，英國都嘗試運用外交手段，迫使中國打開緊閉的大門。雖然無論是阿美士德或是律勞卑，最終都沒能達成使命，但馬禮遜作為團隊中唯一熟悉中文的成員，兩次任務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官方職位外，事實上馬禮遜自從任職廣州東印度公司，擔任中文秘書和翻譯以來，即非正式地介入了許多英中、中英政治方面的翻譯，扮演了當時中國官員與英國商人之間的橋樑。馬禮遜多次處理敏感衝突事件，因此被認為「大幅改變了英中關係的本質」。這些對中英關係的影響，其實遠較他兩次擔任官方翻譯來得深遠的多。這篇論文探討了作為政治譯者的馬禮遜所涉及官方與非官方的翻譯活動，以及這些活動對十九世紀初英中關係的影響，本文也應可豐富我們對馬禮遜以及中英外交史上一些關鍵議題的瞭解。
- 期刊
本研究旨在探討譯者的操縱，關注的焦點在於譯者對文體、敘述模式、角色、情節的操縱。以《馨兒就學記》為例，此書為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於1886年完成的日記體小說，1887年由哈普古德（Isabel F. Hapgood）翻譯成第一個英譯本，日譯者杉谷代水根據此英譯本，於1902年翻譯成日文的《學童日誌》，而中譯者包天笑再根據此日譯本翻譯成第一個中譯本《馨兒就學記》。這段從義大利到中國的漫長旅程是一個複雜的轉譯過程，每個版本之間的差異凸顯出譯者扮演的重要角色。本研究比較義大利文、英文、日文、中文四種語言版本，觀察譯者如何操縱文本。他們的操縱顯示出翻譯其實是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的改寫。透過本研究提出的譯例，可以清楚看見譯者受到當時社會在詩學規範或道德規範方面的影響。在包天笑的譯本中，他將書中的故事改寫並在地化，類似這樣的翻譯策略在晚清頗為普遍，但透過本研究的比較與分析，可以證明包天笑的操縱也受到日譯本很大的影響，而不全然是他自己的創意發揮。在許多增刪改寫的部分，其實是日譯者杉谷代水操縱在先，包天笑只是蕭規曹隨。不過這兩位譯者的操縱都反映出他們在創新與守舊、西方與東方、異化與歸化之間矛盾掙扎，兩股力量的拉扯與當時的歷史社會脈絡息息相關。由此案例觀之，譯文並非原文的反映或再現，而是原文的來世，在異地產生了新的目的與效應。
- 期刊
本文共分陸節，從傅柯「論述」的理論，重審嚴復的「信達雅」，並詮釋他的「誠」。首節簡介「信達雅」三字及傅柯式「論述」，以「信達雅」為中國譯史上諸多「論述」之一。第貳節以傅柯「真理意志」的觀念模式探討嚴復的「信」，認為忠實翻譯的動機並不能保證翻譯結果的忠實，所譯往往偏離所欲，意識型態是落差的主因。第參節重點為語言的使用。在「知識」與「權力」意欲的驅動下，語言表述事物的功能先被誇大，語言之間的差異復遭勾消，「達」正是雙重盲點孕育下的產物。第肆節從「知識領域」的角度分析「雅」，發現文體風格的形成及其詮釋，均受制於時代的思想結構；「雅」並非一成不變的概念，其內涵取決於所屬「知識領域」。第伍節從傅柯「自我管理」的概念闡釋嚴復的「誠」，析論「誠」才是真正影響嚴復翻譯事業的信念。本文結論除為「信達雅」重新定位，並指出嚴復的「誠」－較之「信達雅」－更足為後人取法。
- 期刊
翻譯從來不僅僅只是翻譯本身而已。在赫爾曼斯（Theo Hermans）看來，翻譯是一種公共建制（institution），周遭圍繞著種種有形無形的期待與成規，這些期待與成規會逐步建構起某種場域，左右譯者或論者的選擇、策略與行動；翻譯因此是一種社會行為，其中有多種力量相互牽制與協調。考察史傳僧籍，譯場從來也不僅僅只是高僧講經弘法的場所而已。自漢末，譯場規模從最初三、五人的小聚，發展到數百、千人的盛會；其組織亦從主譯、傳語、筆受、證義發展到數十個職司的嚴密建制。在其中，我們既可看到佛典成書的由來始末，也可見到譯經過程、策略、譯評與論辯。譯場這一文化建制不僅生產佛典，也是譯史、譯論的發源地。有鑑於此，筆者首先以道安譯論之轉變為例，並藉助赫爾曼斯關於「翻譯作為建制」（translation as institution）的概念，《出三藏記集》相關經序與《高僧傳．譯經篇》的譯場記錄，探討譯場與翻譯／譯論的關係。據本文考察，譯場監譯大臣以及眾檀越的介入翻譯過程與策略選擇，對翻譯的走向有重大的影響。以長安譯場論，監譯大臣趙政不但掌有徵選主譯、譯場主的權力，亦可決定譯哪部經典、選擇譯經策略乃至潤飾譯文。譯場裏的眾檀越亦具有一種文化把關的作用。因此中古譯場除了講經弘法，也是國家展現權力、把關言論的所在。從譯場發展出來的文化產品其實不僅僅是譯著與譯論本身而已，相反的，那是國家政經力量（趙政）與文化傳統（眾檀越）相互運作之下形塑出來的產物。譯史與譯論，其實並不單純。
- 期刊
本文旨在調查三種文化專有菜單項目（culture-specific menuentries）之中英翻譯策略，並從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之觀點探討調查結果之現象與意涵。此外，為彌補歸化或異化策略造成翻譯不完整之缺點，本文建議增加後設表述（meta-representation），以補充說明。此三種文化專有菜單項目分別從中國大陸及臺灣兩地取得，包括人╱地名稱（proper nouns）、象徵╱隱喻（symbol/metaphor）及社會╱歷史典故（socio-historical allusions）。結果發現：無論在中國大陸或臺灣，所有的中英翻譯使用歸化策略（domesticating strategy）遠超過異化策略（foreignizing strategy）。推測其原因乃係譯者根據東、西方餐飲文化中之相似背景，以歸化策略去改編原文中之文化要素，使其意義較易為西方讀者接受及瞭解。偏用歸化策略之翻譯現象，乃係希望文化專有菜單項目之中英翻譯，可達到關聯理論中的最佳關聯（optimal relevance）及製造背景知識效果（contextual effect）。此外，針對各種項目之分析結果發現：人╱地名稱之菜單翻譯偏好異化策略，但象徵╱隱喻及社會╱歷史典故之菜單翻譯偏好歸化策略。無論使用歸化或異化策略均有其缺點；因為使用異化策略易造成原文所含蘊之文化要素流失，而使用歸化策略易造成內容訊息不足（informational inadequacy）。為彌補此缺點，本文建議在主要訊息翻譯之後，加上後設表述之說明，不但可幫助西方讀者易瞭解翻譯內容，也可增進其對於中國大陸及臺灣兩地之餐飲文化訊息，以擴充其背景知識。
- 期刊
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及「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文化語境與譯者主體性的關係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譯者作為原作的第一位讀者，在對原作進行闡釋和翻譯時，其理解無疑是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進行的。譯者受自己意識形態的支配和操縱，造成譯文中譯者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彰顯。前人對文化語境如何影響文本及翻譯策略的選擇以及翻譯手法的運用作了大量研究和論述，但對於譯者如何在翻譯社論文章時使用翻譯手法以彰顯主體性卻稍有不足。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語言文化環境中成長（不同母語）的譯者，在翻譯具濃厚個人主觀意見的社論文章時，其人稱代名詞的使用（翻譯手法）是否彰顯不同的主體性，以及如何彰顯不同的主體性。本研究發現，從事中譯英翻譯的一般譯者，包括無經驗的學生譯者和有經驗的專業譯者，使用第一人稱代名詞是彰顯譯者主體性的一個主要手段。然而，不同程度譯者對第一人稱代名詞的偏好類別不同。在第一人稱代名詞的使用上，譯者中文社論的譯文與英文報刊所登載社論相去甚遠，亟待加強。
- 期刊
本文嘗試介紹中國禮儀之爭時期，耶穌會士衛方濟所譯著與中國有關的文獻。儘管羅馬教廷對中國禮儀的禁令已頒布，他仍積極透過經典翻譯與書寫，系統性地建構了一套奠基在其對經典與注疏傳統的理解，以及各種不同身分人士所提出的意見上，引向對中國禮儀之倫理面向的再詮釋，最後以帝國正統（康熙）作為對經典最終、最權威性論述的「中國哲學」。他的經典翻譯與中國書寫，直接影響了近代歐洲的啟蒙運動。作為如此重要的作者，衛方濟的譯著卻被塵封三個世紀，研究成果罕見。本人不揣淺陋，暫就目前已經取得的衛方濟名下七件文獻，依時序進行初步介紹，為將來深入研究鋪路，也希望藉此為中國文獻的歐譯史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