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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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多重敘事的書寫策略，透過不同的文化形式中介，以三個版本的敘事探詢關於樂生院拆遷抗爭中廣泛受到爭論的抗爭主體—「樂生院民」的主體性及抵抗政治。第一個版本的敘事，以2004年之後參與抗爭的行動者的角度，再現自己視域中的樂生院民。透過抗爭中行動者的紀錄、通訊等文化形式中介，以一般所謂「抗爭歷程」為書寫架構的敘事。當中行動者慣用「社會運動」預存的語言系統，以及此種敘事的時空架構，限制了樂生院民在當中被認識的面貌。第二個版本的敘事，是以剪報系統的大量歷史檔案，策略性地重新閱讀�銘寫關於樂生院民長期與來與院方管理者、外來者的關係，視其為歷史中面對壓迫有能動性的主體，重新建構一段關於樂生院民的「反抗意識」的歷史敘事。然而此種敘事的生產機制，正是在策略性的讀�寫中，繼續再生產一種對於可被再現的客觀真實的慾望。第三個版本的敘事，是以深度訪談樂生院民的口述史紀錄為中介的文化形式，試圖讓個別的樂生院民「為自己發聲」。然而，這些話語中用以認識壓迫的形式、行動的可能以及與他者的關係的語言，仍難避免意識型態與語言的囚籠。 最終，再現自己經驗中主觀的視域中認識的他者、以史料編纂方式在大量檔案中重建關於他者的客觀事實、或是讓他者自己發聲，這三者其實是同一種構造的三個面向，最終當中的「他者」都是外於自身存在的「絕對的他者」。如何在書寫中搭建一個弱者得以發聲的舞台？「讓」他們發聲�「為」他們發聲，其實僅是在語言的牢籠之中的一體兩面。而對於樂生院民的主體面貌的探詢，必然是挫敗與不能認識的。最終必須探詢作為書寫主體對於真實的慾望，如何透過文化形式中介，生產出多重而矛盾的書寫主體樣貌。而僅能在語言與身體的書寫（實踐）中，一次次建構�解構�重構書寫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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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中央政府的權利下放以及土地有償使用與出讓制度的建立，導致地方政府對於城市土地開發的權利與誘因增加，在這樣的背景下，促使地方政府開始以”經濟人”的身分去思考如何提升城市競爭力，以及如何去經營與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地方政府最早出現的大規模土地開發模式為開發區的設立，然而開發區設立所衍生出過量土地徵用導致耕地資源浪費、工業用地使用不經濟、以及違法徵用耕地忽略失地農民的照護等問題，使得中央開始對開發區進行必要的治理與整頓。自1992年底開始至2003年底，開發區的整頓始見成效，中國各地已停止審批設立新的開發區和開發區擴區，原有各類開發區也已撤銷近半，這標誌著中國開發區進入清理、整頓、規範階段。然而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另一種轉向二、三級產業發展的大規模土地開發模式－大學城，也正在蘊釀並依托知識經濟時代、科教興國的背景出現。自1996年開始至2007年，根據統計中國已經出現50多座大學城，除了是為了提高高等教育入學率而發展出來的辦學模式外，更是地方政府期許能夠帶來商業、房地產業與科技產業的土地開發模式。本研究從地租理論及租隙理論的角度出發，來說明地方政府土地開動發的動力主要是源於對土地租隙的追求，而對土地租隙的追求在地方政府角色轉變之下可能導致尋租行為的產生，影響了政府的行為決策與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本文以廣州大學城為例，從大學城選址於新納入行政區的番禺區、以及將集體土地國有化的徵地行為，來說明地方政府對於土地增量的渴求。以及大學城在建設、開發到運行後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利用強大的行政資源來獲取土地開發所帶來的財政收入與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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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趨勢下，境內各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皆產生經濟蓬勃發展導致的快速擴張現象，其中包括與中國特有的土地所有權二元化體制直接相關的獨特「城中村」現象。此中國獨有的城中村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貧民窟現象在本質與構成的因素上有不盡相同之處，本研究試圖深入了解城中村的形成、特色、問題與發展歷程，並對兩者做出比較分析。 本文以中國在八零年代第一批進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且擁有特殊政治經濟地位的深圳經濟特區為研究城市。深圳擔當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在歷經二十餘年的城市經濟發展後，正面臨城市發展轉型與經濟產業升級的關鍵階段，使城中村改造成為深圳市政府下一步不得不認真解決的城市發展問題。 本研究透過兩個實際城中村改造案例的過程與結果，對兩案間不同的改造模式作比較分析，同時討論地方政府以城市發展角度下對城中村進行改造的動機，兩者雖因在不同改造模式下產生相異的介入角色，但均可透過城中村改造過程觀察出在土地利益驅動下所引發多方角力的博弈關係，而主導推動此城中村改造政策的地方政府則是最大獲利的贏家。 中國的城中村現象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皆導因於城市經濟迅速發展吸引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前來，而政府卻無力解決龐大低收入階層廉租住宅問題所形成的違法營建現象，兩者雖皆面臨消防安全、環境品質與治安等問題，但城中村卻又另有原村民間的血緣關係、土地合法使用權之持有、房東與房客組成的人口結構與村內特有之正式管理組織等異於一般發展中國家貧民窟的特點。 本文最後將研究的議題關注在深圳城中村改造對未來城市發展與社會所產生的衝擊與影響，就如同深圳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一樣，在率先面臨與進行解決城中村改造問題的同時，深圳正備受中國其他經濟快速發展城市的關注，期望藉由深圳城中村改造經驗，作為城市未來發展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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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樂生療養院，是1930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設立的第一所公立漢生病的隔離療養院。近來，樂生院的住民從戰前戰後收容隔離有數千人，目前還有倖存者三百多人，大部分的人居住於此已經超過半個世紀。然而2002年因為台北捷運工程建設要邀拆除樂生院，院方打算讓所有人搬進新式醫療大樓。漢生病友年輕為公共衛生犧牲，老了還要為國家重大建設犧牲。從2004年起病友抵抗迫遷驅離的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國際連帶使台日韓病友變成生死知交彼此認同的「漢生族群」。2005年樂生院民推動「台灣漢生病友人權保障條例」爭取家園保留立法保障，提出的法案條款要求重點；（一）國家道歉，（二）國家賠償，（三）終身照護，（四）在園保障，（五）指定保留區，（六）、樂生院國定古蹟。這場運動可以說是一場壯美漢生人權運動。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討論隔離政策的緣起與興衰，過去政策的謬誤。將在第三章談全球隔離病院之肇始與未來；第四章深入介紹漢生人權回復運動國際串連，談日韓台訴訟之意義，以及台灣戰後六十幾年樂生院人權侵害調查的狀況；第五章回到樂生院保存運動抗爭紀實及法案推動過程，政客互相推諉，政治力介入。最後談樂生院民在社會的邊緣性，過去污名的烙印中所激發的抵抗力量，與思辯你我身為全球公民未來的角色扮演。其中，筆者對於戰後漢生人權侵害調查有更深入分析，探討日本與戰後為控制漢生病的傳染，對居住在隔離病院的漢生病人，執行極不人道的迫害，使隔離歲月充滿苦痛。儘管1962年法令上表面解除隔離，但依然有許多人被強制入院，真正開放後但政府的政策並無協助回歸，院內管理嚴格形同終身隔離。2006年行政院否認這樣的國家暴力。因此也成為本研究探討的重點。樂生院成為終身禁錮患者的牢籠，病友卻從受苦中領略知命樂天的生存哲學。然而儘管「時間可以讓人忘記殤痛…。」但我們無可迴避地必須討論過去國家政策的暴力對病友所造成的傷害與殤痛。「挖出真相，才有公平正義，才可能根絕歧視，才可能落實反省」。是本研究的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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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公館一帶自台灣大學設立以來，即享有人文薈萃、學風自由之盛名，伴隨著台灣政經局勢的轉變，九○年代以降，台灣大學週邊更發展為全台ＮＧＯ組織、獨立書店、咖啡館最為密集之聚集地。新舊雜陳的街景、文化混種的地域性格，遂成為知識份子與文人雅士留連往返、揮墨寄情之地。 文化階層長久以來便對公館、溫州街一帶有著的特殊認同傾向，2004年由空間專業者發起之文化地景行動規劃中，更創造出「溫羅汀」此一嶄新之地方指涉，企圖涵納公共領域、異質空間、反抗基地、現世烏托邦等諸多地方想像於其中，藉此彰顯文化階層地方認同的特殊性。本研究則嘗試問題化此般預設之地方認同，採取批判文化地理學中「地方與社會相互建構」之觀點，透過時間（歷史）、空間（地方）、社會（社群關係）三向度的綜合思考，重新檢視當代文化階層於「公館�溫羅汀」所開展出的層次複雜的身分與地方認同形塑過程。 本論文首先從此地數量豐沛的「地方再現」著手，運用文本分析，杷梳歷史時期中各類社群透過書寫與論述再現地方意象的變異過程，並進一步分析九○年代後「反叛地景」、「西方咖啡社會」等特定地方意象生成的再現政治，解構文化階層中不同的社群如何透過自身慾望的投射，將此地建構為時間上過去與現代並陳、空間中東方與西方交融之地。 研究後半部分，則將視角聚焦於當代於此地活動的行動者及文藝社群，探討其如何透過行動實踐，將公館�溫羅汀建構成社群人際網絡交織的關係性空間，並從中創造地方意義及身分認同的關聯性。此外，本論文亦嘗試區辨身分及地方認同建構的複雜性及必然伴隨的排他面向，更指出地方如何成為文化階層的習癖展演場域。最後則探究將「溫羅汀」視為「多元文化包容之地」此般看似開放、進步之地方想像，其中所隱含的衝突與收編的危機。 文末，本研究將關照此地行動者生命歷程的轉變，了解公館�溫羅汀如何在其追求「另類自我」的旅程中做為儀式性的象徵空間，及其從認同到揚棄地方的過程，藉以探究隨著這些行動者的主體建構計畫流變的地方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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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市集」在近年蔚為風潮，在各式媒體書寫下所展現的圖像是作為當代年輕人創業、消費以及展現自我認同的重要場域之一，創意市集之所以能夠形成並且持續發展，實乃籌辦者、創作者與消費者三組施為者共同參與的成果，本研究選擇以創作者觀點作為探究創意市集現象的切入視角，研究範圍鎖定舉辦地點位在台北市的創意市集，研究者在不同市集中分別以攤主、攤友及消費者身分進行參與觀察，並針對11位創作者進行深入訪談。 「創意」作為市集的主要號召，其所指涉的內涵卻難以言喻，透過創作者所分享的創作與展售經驗，研究者將創意市集中的「創意」展現詮釋為三個層面：「意」即蘊藏於作品之中創作者所欲傳達的概念；「藝」乃將概念轉化為實體的技藝；「異」則是讓作品有別於既存事物及其他作品的能力。 而創意市集兼備「通路」與「舞台」兩種性質，讓身處其中的生產者也產生了「攤主」與「創作者」兩種身分認同，進而拉扯他們對於產品的態度：攤主前往市集尋求的是「商品」交易，需要消費者的「實質購買」行為，並堅守「不二價」原則；而創作者在市集中尋求的是「認同」，他們渴望「作品」獲得觀眾「口頭讚賞」，價格則隨著觀眾的認同程度而變得極具「彈性」。 此外，創意市集的營業型態與攤具形式雖與一般攤販近似，其作品型態及活動內容卻更具藝文展演性質，可謂揉合美術館與藝廊的美學元素、live house的現場音樂演出以及百貨商場的銷售模式，匯聚在街頭以攤販形式再現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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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北盆地的「尪公」年例為材料，討論自清末以降台北盆地空間變遷史的一個面向。我的討論分為兩個部份：在第一部份裡，我針對尪公年例本身的儀式與神話進行分析，說明漢人對台北盆地的「開墾」不只是單純生計營作，也同時生產空間的象徵秩序，及地方化的歷史記憶。在第二部份裡面，我轉而對日治與戰後時期進行考察，說明因國家治理模式的變遷，也導致對漢人民間信仰生產的空間紋理產生影響，其中又以日本帝國與國民黨政府的民族建構計畫影響最鉅。 關於尪公祭祀的運作，有別於既有的「祭祀圈」理論，或以建有庄廟之漢人聚落所發展出的空間模型，民眾透過想像中流動的「外庄」神明與兵馬，以生產庄頭內部的空間秩序。而祭祀的儀式與神話除了產出地方化的時－空秩序外，也藉此通過朦朧的方式想像廣遠帝國的存在。在第五章裡面，我將說明日本帝國察覺到漢人民間信仰的特殊性質後，視其為建構日本民族想像與「國家神道」空間的主要障礙，但由於殖民知識的局限，以及空間策略的結構性縫隙，使得在台北盆地的執行成效並不理想。在第六章裡面，我指出國民黨政府延續民國初年發展出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也將漢人民間信仰視為邁向「現代」民族的障礙。但在全面禁止的過程中，由於執行困難，因此於一九七○年代轉而發展出收編媽祖等神明進入「民族文化」的策略，並計劃將台北盆地的漢人祭祀統一更改為媽祖祭典。 綜合本文分析，我試圖呈現在地方社會的場景中，大眾如何經驗到現代國家治理模式的「管」或「介入」。在這個過程裡，人民不見得理解國家政策的形成脈絡，卻透過既有地方知識體系的象徵資源，擬定與官方互動的詮釋性策略。但也在這樣的互動之中，也使得既有的空間脈絡發生變遷，在台北盆地的例子中並促成媽祖信仰的興起，以及尪公信仰的相對衰退。本文認為漢人民間信仰絕非相對封閉的地方事務，而一直在廣遠體制的影響中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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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混合使用對火災風險的影響，本文以強調系統內部結構及變因間因果關聯的系統動力學觀點並作為研究法來探討。 實際操作上參照系統動力學主要的建模程序。界定本研究的混合使用方式為商業及住宅(不含工業)，在辨別系統內生變數階段，一方面從火災科學之文獻搜尋影響火災風險的關鍵因素，另方面從其他實證研究或災例報告歸納重要的致災因子，建構因果迴路圖，並以此為基礎，轉寫模式方程式。實證地區則選擇台北縣淡水鎮內混合使用行為較明顯之街廓，以2002-2006 年該範圍內建築物火災案件數及傷亡人數為主要參照變數，對前述建立之模式反覆模擬修正。對於提高洒水系統安裝率及提高火災保險兩項設計策略，除在結果展現符合一般期望之結果外，並能在系統其他內生變數的變動趨勢中觀察策略對系統整體之影響，同時又能由模擬結果與實際數據資料的差異暗示原模式中其它原先未列入的變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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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在台北發展的歷史已經有八十五年，可說是台灣庶民文化中的一種代表，對於台北的社會與生活都具有密不可分的重要性，但公車文化在學術研究上卻少有研究。尤其是近四十年來台北公車的路線和數量大為增加，而使台北的公車文化更為普及。相較於台灣其他地區，台北的公車路網相較是非常緊密，而且公車班次也顯的非常頻繁，乘客之間難以辨識彼此，加上都市人的疏離冷淡，也因此形成公車上冷漠的人際互動關係，並蘊生了台北公車獨特的現象。 在台北公車乘客裡仍以女性為主，分佈於各個年齡層，而男性佔少數，其中又以老人和小孩為多。公車族使用公車來做為認知、掌握台北的圖像的工具，進而得到無限的樂趣和成就感。相對於一般的開放公共空間，公車是一個封閉公共空間。公車上空間位置的選擇與隱密性、領域感、不確定性的壓力、無干擾性的空間、習慣的空間、危險的空間和安全感都有重要的關連性。關於公車的整體空間感，乘客對公車空間的想像常常是豐富而具有趣味性。 在公車上的人際互動方面，台北公車的乘客要指認出熟悉的陌生人，可以大致上分為五項必要條件：（一）搭乘公車的時間固定。（二）搭乘的公車路線固定。（三）連續性的長時期搭乘公車。（四）同車站搭乘的固定乘客。（五）公車班次不是非常多。乘客性別的差異性互動方面，在公車的空間走位裡，不論男女乘客似乎都比較喜歡坐在女性旁邊，而女性乘客對旁邊座位上「人」的感受比男性在乎，男性則比較在乎「空間」大小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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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開始的「發現台北•願景台北」計畫—由社區來繪製社區地圖與書寫社區故事，至今已成為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每年的固定計畫之一，本研究則以2006年計畫中的參與地圖繪製的三個社區為主要研究對象。對於公部門以及特別是社區而言，社區地圖的繪製經過了這段時間的推動與累積，如何能在後續社區營造相關工作的推展能有所助益？因此本研究由社區地圖應具備之內涵以及目前實際操作狀況進行探討，藉由兩者間之比較而找出落差所在，並分析出影響社區地圖繪製成果的因素。 社區地圖是啟動社區營造的工具，它能夠將社區民眾召喚出來，並透過操作過程中的學習、資料收集、討論、繪製等階段，提昇社區民眾的環境意識，進而更加關注生活周遭，亦可以促進民眾彼此間的交流與互動。更重要的是，原本個別的民眾能夠凝聚共識並形成社區共同體，並將操作的經驗與方法延續下去，形成社區內參與的機制；在繪圖過程中亦能夠發現問題，進而引發後續行動與改善動力。而負責推動的社區組織，也可藉此增加民眾對它的信任，並學習社區營造的技巧以提升經營能力，對社區能有更大的助益。 從社區地圖的內涵對應到實際操作情況，可發現落差反映在繪製過程中質與量的不足、繪製後的影響有限、地圖的使用三個方面。而經過三個案例的操作模式比較，可歸納出社區組織的主導性、參與繪製方式、如何持續地參與三個方面，則是影響社區地圖繪製成果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