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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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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地區捷運系統計畫中,中正機場捷運線係屬台北地區捷運計畫遠期路網之紫線,依照計畫執行期程,同列遠期路網的捷運新莊線、蘆洲線工程由政府編列預算於2001年發包,但是機場捷運線卻有完全不同的執行路徑。 1988年台北最早的兩條捷運線—淡水線、木柵線甫完成工程發包,新交通捷運公司即於同年提出中正機場捷運線之民間申請興建案,計畫引進日本捷運技術,規劃路線經台北縣非都市計畫土地,預計以開發沿線土地之獲利支應捷運開發經費。當時台灣尚未有公共工程BOT執行經驗,且相關法令付之闕如,因此新交通公司透過立法委員運作,在〈大眾捷運法〉中訂定民間參與法條,另訂定相關子法規範實施方式,該申請案雖然經政府審查多年,最後仍在相關法令太過粗糙無法據以實施的情況下不了了之。 1990年代中期,一方面為回應國際社會要求開放國內政府採購市場,一方面為活絡國內游資並擴大內需以提升總體經濟,政府首次提出以BOT方式興建公共設施之計畫,由於機場捷運列於在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下,因此成為政府優先以BOT方式執行之計畫,經過五家投標廠商激烈競爭,長生國際公司規劃在沿線劃設公辦民營區段徵收區,以土地開發獲利挹注捷運建設經費的創意下,雖遊走法令灰色地帶,但仍獲評審青睞而勝出,歷經長達5年的規劃作業,長生案最後因長億集團發生財務困難而致議約破局;2003年民進黨政府立即宣布改由政府自費興建,當時交通官僚對路線規劃有不同看法,但在地方民意代表壓倒性的聲勢下,最後仍採長生路線並擴大機場捷運規模。 機場捷運計畫乃包裹龐大土地開發利益之大型計畫,長生公司打造的機場捷運計畫,乃在台北都會區之密集人口條件下,以捷運開發非都市土地,引進住戶增加乘客。其策略乃沿著台北縣政府市地重劃區範圍劃設大面積區段徵收地區,將台北縣政府與沿線眾地主形成之成長機器納入計畫,而沿線土地提高之價值則納入財務計畫,獲利由地方成長機器、長生公司與捷運工程共享。雖然長生案終告破局,長生打造的計畫仍在地方成長機器的政治力量下,改以政府自費興建形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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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安,自古以來便具有西北地區交通與商業樞紐的地位。而位於西安城市東北角的康復路周邊在改革開放前原是以工業區為主的區域,因其鄰近西安火車站與市區,交通十分便利,吸引許多往來商務旅客,並逐漸形成一座馬路市場。這個區域在改革開放後更是發展迅速,形成以批發為主、零售為次的商圈。康復路歷經一次又一次的改造行動,簡陋攤販、鐵皮屋商舖、商城、購物中心、複合式購物商城等不同時期興建的商業空間疊加在康復路市場,讓康復路從一小型馬路市場轉變成為一個大型批發商貿圈,它在1992年左右達到發展高峰,以「服裝」為主力商品,還曾一度被譽為「西北第一市」。 本研究透過康復路批發市場商圈發展過程,以及試著了解康復路周邊的土地管有者(擁有土使用權者)、地方政府、投資者三方所扮演的角色與相互關係,進而分析康復路從一個馬路市場變成中國西北地區最大的批發市場所擁有的優勢與未來發展的潛力。 研究結果顯示,鄰近火車站及重要交通節點的位置為康復路帶來人潮與商機,同時也帶動物流的發展,使康復路多了轉運的功能。另外,西安早期城市規劃將西安東北角設定為工業區,而工業區內多數為國營企業、工廠、機關、學校等設施,這些機構的土地是經由國家行政劃撥取得,以無償、無限期的方式擁有土地使用權。隨著經濟迅速發展,康復路批發市場擴張空間的需求日益增加,需要從這些企業、機關釋放土地使用權;也因為這些企業、機關的正式與非正式地釋放土地使用權,讓康復路市場發展有了見縫插針、空間擴張的機會。在這過程中土地管有者、地方政府、投資者三種角色相互關係緊密連結,共同推動康復路商圈的形成。 分析結果顯示促使康復路商圈發展的主要因素有三:康復路所處區位與交通上的優勢;康復路周邊土地管有者對土地有釋放的動機;以及地方政府與民間企業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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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本關懷是「社群如何形構自我與他者的認同?」、「這種形構的結果與再生產怎麼影響社群之間的互動?」以及「個別的行動者以何種策略維持甚至反轉這樣的認同?」 從這組命題出發,本研究選擇中國大陸福建省泉州市江東村這個城中村做為研究田野,以江東村內本地村民以及外來農民工間日常生活的互動場景作為研究對象,由研究者住進江東村進行為期數月的參與式觀察。 研究者發現因為城中村作為一種特殊的/過渡性的城市空間/生活形式,致使江東村民與外來農民工間的互動關係需放在更大的幾組架構下解釋,意即「城市--城中村--農村」與「城市政府、城市人—城中村民—外來農民工」或「現代(文明、富裕)—落後(不文明、富裕)—更落後(不文明、貧窮)」等架構。主流政策與媒體對「城中村」的種種宣傳與舉措以及營造城中村民與外來農民工的負面形象,成為城中村民與外農工互動中重要的結構性背景,也形構了彼此的階級身份,兩者在各種不同生活情鏡中,面臨了身份焦慮,迅速地計算自身利益與生存策略,轉換當下所扮演的角色。 本研究指出階級身份的形構過程以及不同社群間互動的重要關連,可以藉以進一步反省城市主流論述中對於城中村改造、城市與鄉村、現代性與落後等單向的、片面的普遍社會思考邏輯。政策制訂者乃至於規劃者應該以更彈性與多元的心態,面對各種社群在尋求自身生存的前提之下,而展開不同的生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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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隨著民眾環境意識覺醒與公共事務參與度增加,逐步提昇河岸同時作為公共空間所應具有的公共性價值,這股民間力量亦為民眾參與河岸空間規劃與經營管理注入許多新可能。本研究以永和社大在新店溪左岸河灘地經營生態教育園區為例,結合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法,針對永和社大經營生態教育園區之理念、推展歷程、營運模式、執行限制與挑戰、如何藉由導入活動擴大民眾參與進行整理分析,進而了解持續參與者的動機、參與歷程之心情折轉、以及對於經營團隊的檢討反省。 在永和社大生態教育園區這片園地裡,基於實踐公共領域、以社區大學做為社區參與的理念,永和社大所努力的面向包括以生態保育、生物多樣性理念經營「自然」,以鼓勵學員自我實現、公共參與經營「人」,並希望能達成生態社區的理想,讓綠意蔓延、重塑民眾的生態觀經營「社區」,校方、講師、學員在這自然、人、社區三個面向中,不斷藉由實作、課程、討論中累積經驗知識、反芻修正,除了是一個動態、三面向來來回回辯證、相互支持拓展的過程,三個面向進一步開展出都市河岸的生態價值、公共價值,對於使用者而言,則是因為長期參與,與自然和土地有更密切互動而產生深層的情感連結,願意為環境發聲。 綜合本研究分析指出,永和社大透過組織化的經營與智識資本、社會資本、政治資本的建構,不僅重新開展河岸空間的公共價值,永和社大突破種種困境從無到有的營造過程與後續經營管理,有別於目前公部門所推動的認養維護河濱綠地環境清潔,以及委託民間保育團體認養經營溼地的方式,提供一個「自主」向公部門申請土地使用許可,為公私部門協力合作的機制。本研究認為整合在地性民間組織、專業者、與公部門資源三方面發展協力關係將有助擴大推動民眾參與河岸空間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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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都市產業結構的轉型,大面積的工業用地再利用也隨之日益迫切,近十年來全球經濟的再結構,對台灣地區之產業產生了重大衝擊,更影響了當初大量興闢的產業周邊土地使用,除了公共設施老舊、環境破敗等外在環境問題,還有其背後的產業轉型問題。為了推動產業升級轉型以求永續發展,並且制定獎勵政策鼓勵政府與民間都參與更新再生,亟需參考先進國家如英國、美國都已有工業區再生的成功案例。 因此本研究將以英、美兩國推動都市再生的經驗為基礎,對都市再生理論做回顧,進而分析台灣工業用地因產業變遷產生的影響,以及目前推動工業區再生的困難。主要以現行的產業獎勵措施為研究主體,首先以一般性的都市計畫內之編定工業區為對象,以目的別和政策工具別進行交叉比對,分析獎勵政策的外部效益、適用對象、財務效果、與行政成本等因素。最後以台中工業區為個案研究對象,將先前的分析架構與結果,針對台中工業區之發展現況、主力產業做政策運用的預期成效評估。 本研究之目的在了解推動工業區更新之各種政策工具特性,進而提出將來政策改善之建議,主要討論的政策工具內容包括:協助土地取得、促進土地利用、提高獲利能力、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加強人才培訓、推動環境保護、促進企業組織合理化、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推動新興科技事業等。此外,對於運用得當的政策該如何維持或更進一步、對於運用不佳之政策有何問題、該如何改善等,都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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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近年來快速地發展,地理資訊系統所蒐集的資料也愈來愈廣泛;然而,如何才能在不斷增加的資料量下,將蒐集而來的資訊轉化成為有效用的知識,是吾人必須加以思考的工作。知識探索是一種以自動的方式將資料轉化成有用的資訊或知識的過程,其中應用最多的技術是資料探勘。本研究便是利用資料探勘中的Apriori演算法,解析土地使用變遷之土地發展、保存的模式,探究土地使用現象背後隱晦的關聯現象與規則。 在此之前,傳統上對於土地使用預測的方法是採用迴歸預測模式,所以除了土地使用變遷的關聯規則探勘之外,本研究再利用多主體模擬軟體NetLogo分別撰寫二元羅吉斯特迴歸方法與關聯規則的模擬預測程式,以視覺化呈現及五項預測正確度指標,比較兩種方法的預測能力。 經過一番對照分析之後,兩種方法在預測整體土地使用數量的準確性普遍較高,但是對於預測土地使用變遷的發生位置之能力則都有待加強。土地使用變遷關聯規則也還需要更進一步地檢討、改善探勘方法與規則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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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感」一詞近年來在體驗經濟的脈絡下逐漸受到重視,「手感經濟」也形成一種新的經濟模式雛型;而亦是近年來興起的台灣「創意市集」中,創作者藉由手工製作的作品將自身的設計理念面對市場的考驗,短短數年間引發年輕世代間的熱潮,形成了台灣特殊的新興消費現象,也反應出台灣社會對於手感價值的追求。 研究者於2005年參與籌劃「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目睹了創意市集熱潮由興起、蓬勃以至於沉寂的整個過程,也引發了以此為研究主題的動機。本研究試著由近年來引發熱潮的創意市集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創意市集中所體現的手感經濟樣貌;以質性研究法為主,針對主辦單位與創作者進行訪談,並輔以問卷調查方式補充消費者資料,最後得到以下結論: 一、台灣創意市集經過數年的演變發展已呈頹勢,創作者素質普遍下降、消費者消費力不足、活動品質不一等皆為影響要素。 二、創意市集之核心價值為培養與檢視手感經濟的平台,當創意市集本身成功地以體驗行銷加值,以及創作者的情感設計元素能夠完整融入時,創意商品的能量就會更為強化而形成手感經濟;反之當手感經濟價值不在,商品即失去吸引力。 三、經過了創意市集當中消費者對於手感經濟特質的檢視,創作者由於產品特質的差異,將朝向1.踏上創意品牌之路;2.回歸職場;3.回歸藝術市場等三個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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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學者已發展「公共宗教」理論,以解釋歐美教會在政治或市民社會中的公共表現,諸如倡導人權和抵抗獨裁政權等。本文則試圖在更微小的社區層次,探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堂會的「社區宣教」如何展現其公共性。為此,本文選擇既有的「社會運動理論」來作為分析工具,旨在探討社區宣教的形成背景、組織領導、知識生產、信徒動員、知識溝通,以及它所造成的結果。本研究以質性方法的非正式(深入)訪談,蒐集可解釋以上問題的經驗。 在長老教會的文化中,有兩股意識形態影響著堂會與牧師的宣教理念。其一,是「教會增長」意識形態,近年來尤受跨國福音經驗的鼓舞,使各地許多堂會紛紛檢討並複製該佈道策略。其二,是近年來本土神學的建構,偏受「社會關懷」意識形態的影響,遂形成「可結合社會改革」的宣教思維。然而,堂會作為推動社區宣教的「既有網絡」卻有時面臨人力和資源的動員阻礙,而仰賴牧師的領導。這些阻礙都突破之後,牧師也主導「集體行動框架」的知識生產過程,而為獲得社區共鳴,甚至「集體認同」,又運作了一些「創意戰術」或策略,如品牌認同、空間詮釋、有機栽培、另類進香團和跑公祭等。然而,這些運作背後卻需要資源和政治機會的支持。社區宣教也為堂會打造了新的地方關係,儘管他們還是可能面對既有社區勢力的競爭。於是他們會彼此珍惜,或展開「宗教對話」。因為這些關係的建立,有可能讓堂會發展更積極的召募信徒的機制。 事實上,經過這些討論之後,「上帝國」的景象還是很模糊。它可能是「大教會」的景象,也可能是一種公義、和平和喜樂的理想社會。釐清這「真相」似乎必須等到世界末日。因此,本文最主要的任務,與其是讓讀者看見理想,倒不如是提供一種瞭解社區宣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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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索台灣社會如何面對狗的生物性;社會對狗的生物性存在之考量,如何呈現日益複雜的納入與排除的要求。 本文選擇三個重要的人狗關係角度切入理解之。不同章節分別處理不同的關係主題:第二章探討人狗關係在近代衛生觀念下之變化,尤其聚焦於因應狂犬病的政策執行如何奠定近代國家狗事治理的過程;這段時間從1895年日本治台,到1930年代中日戰事興起之時。第三章探究狗的純種價值在台灣被建構的社會背景之始,以及繁殖流通機制建立的過程;時間接續第二章,從造就軍用犬特出地位的中日戰事興起之時,到繁殖業者炒作犬價失靈的1982年狗年前後。第四章描繪流浪犬與民間救助者之間的人狗圖像,並聚焦於「街頭餵養」這項救助行為,從中了解社會上逐漸出現同情流浪犬與反省氣氛的背景,時間約從1982年狗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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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40年代開始,光復後在國家整編安置龐大的外省籍軍人族群過程中,發展出公有住宅社區的制度性計劃,「眷村」因而成為台灣特殊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具有強烈族群意象、軍籍與位階、政治忠誠、不同地域生活文化揉雜的特殊聚居區域。眷村改建政策於1970-1980年代開始成形,自1996年起,全面進行住宅產權的私有化,因而使得眷村地景快速的在改建過程中消失,同時,在1980年代後民意導向的文化資產保存價值脈絡、1990年代塑造「國家共同體」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以及晚近台灣社會強調多元文化並存的政治氛圍下,「眷村文化保存」論述被提出。 本研究之目的,希望在此時間點階段性的梳理出「眷村文化保存」行動與論述構成的原因與社會背景,在其中的相關作用者的行動目的與論述如何構成行動結構、生產認同、影響政策,並釐清行動者之間的角色認同問題,進而分析保存行動對於「眷村」這個象徵如何重新詮釋並賦與空間意義。 研究中發現,眷村文化保存行動代表了對於國家支配性制度的抵抗所形成的集體行動,透過全台各地不同行動者進行組織、串連、生產論述,並與國家制度產生對話,進而影響制度、政策與資源分配。此外,眷村文化保存行動有別於一般城市保存運動中對於單點地景的探討,在處理歷史材料作為核心論述的面向上,眷村保存論述具有特定族群歷史背景共通性及集體記憶的對話對象,「眷村」作為象徵一文化群體的實質空間,在台灣當前「多元文化並存」為政治正確的思考上,以取得政策的正當性位置;在行動結構的層次上,參與其中的行動者有其互動式網狀結構,保存推動過程遇到的結構性問題即反映出行動者面對「國家規範性制度結構」及「社區」間必須處理兩個不同層次的行動關係,並且相互扣連。眷村文化保存行動結構作為重構眷村意義的框架,在行動的時間過程中,「文化特質」作為建構認同的重要材料,進而在由不同行動者個別化的過程、在個人與社會群體所產生的社會意志及文化計畫中處理這些材料,重新安排其意義。保存行動過程中建構了社會網絡,不同行動者因其自身的認同與動機而產生行動並且交互作用,產生眾多不同意義在行動過程中相互競逐,因而重新界定與再生產空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