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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洲部落空間尋根－與原鄉部落的空間模式

部分的阿美族遷徙至北台灣都會地區已三十年，在都市多元文化下，阿美族居住在河岸的特殊生活方式，透過就地居住抗爭中逐漸被受重視。 溪洲部落承襲了由花蓮、台東原鄉部落的部落生活脈絡，保留、轉換了部分的生活文化模式，並在部落中的社會組織中實踐了阿美族的傳統智慧。溪洲部落從家族成員到部落大家族中，除延續了阿美族親屬關係維繫部落的家族命脈外，不同的原鄉部落族人也展現了不同的生活模式，而在溪洲部落的原鄉，其因地域文化的生活差異基礎中，更在溪洲組合而成的新阿美族文化卻形成了重要的特殊性。加入部落生活的同時並提高自己對於阿美族文化轉譯與書寫的能力的訓練，並將其發現作為記錄，提供作為一都市阿美族居住在河岸故事的起頭。從溪洲部落實體空間的體驗、部落場所的故事、部落生活的移動中，延續至遷徙至台北城前的原鄉部落。 根據三個部落：太巴塱部落、馬太鞍部落與觀音部落的空間調查，連接溪洲部落空間元素，更進一步比照、對話、分析其原鄉部落與溪洲部落的異同。如此，作為一阿美族孩子的學習自我文化的過程，將真實溪洲部落文化與居住價值記錄下來，並提供大眾對於都市中阿美族居住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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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業大港到觀光大港？ ──新舊發展議程衝突下的高雄港市再發展

近幾年來，西方許多工業港口城市日趨沒落，舊工業城市企圖透過「文化導向」的手法進行工業地景的再開發，「地方行銷」於是成為都市研究的一個焦點，開始討論這種開發模式的效果以及對地方的影響。本文以高雄港案例，以瞭解高雄港、市再發展議程的興起、過程和影響。 近十年隨著全球製造業重心的轉移，以及大陸、東亞城市港埠設施的更新，高雄港漸漸失去其優勢，此時以航商和港務局為主的發展集團，試圖透過港埠設施民營化、自由化、興建深水貨櫃碼頭等來鞏固高雄港的優勢，也維繫了此集團在高雄港發展的利益，同時一股新的發展議程漸漸興起，以市政府、旅遊相關業者、建商為首的集團，試圖將高雄港轉作文化觀光以及房地產開發用途，提出「海洋首都」、「市民的健康城市」的口號，嘗試在碼頭的開發中占有一席之地，並以提供市民休閒空間的策略、建立地方認同感，達到維繫政權的目的。 因此兩個利益集團便發展出兩套不同的發展議程，其對碼頭使用的內容是衝突的，展現在兩者爭奪港埠用地上，兩個利益集團也透過不同的結盟方式、成員、代理人，進行資源的鞏固和競逐，因此展現不同的風貌。本文整理過去十年來關於高雄港碼頭的幾項事件和爭議後發現：是兩個利益集團對高雄港的發展議程有不同的設定，才導致此結果，而兩者論述和資源的競逐仍將持續下去，結果如何？端看當時兩個利益集團整合資源、動員資源的能力，而互有消長。 然而，兩個利益集團在高雄港市發展議程的競逐下，均無法為市民帶來經濟、社會、文化的實質助益，研究發現：一、舊發展集團將港埠設施民營化、自由化後使得工人權益大受影響，也未能挽救高雄港排名下滑的情形，而興建深水貨櫃碼頭更影響到紅毛港居民的利益；二、新發展集團將碼頭轉作觀光，卻無法達到統治者提出議程的效果，市民感受到景觀已改善，但就業機會並沒有增加，高雄市發展的關鍵仍在製造業的轉型，如果政府無法協助高雄境內重工業、加工出口業進行轉型、將高雄港轉型為加值港、建立新的產業立基，高雄市的發展就只會持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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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村到油畫村:深圳大芬村行畫產業的空間形構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城鄉發展歷經新的產業、空間與地方的變遷。本研究以深圳大芬村作為研究個案，探討行畫產業為何選擇在大芬村著床，使一個平凡農村搖身變為中國油畫第一村―大芬油畫村。 為了剖析行畫產業與地方空間之間的複雜形構關係，本研究將以文化商品化、商品地方化、地方符號化作為分析架構，先釐清行畫不同於一般文化產業的產業特性，接著說明產業如何在地方發展政策的推動下開始著床，並使大芬村從隱匿空間變成生產聚集基地，繼而指出利害關係者為了追求壟斷租，在大芬村打造產業升級思維以及藝術神話，這些行動進一步將大芬村符號化為觀光藝術村，使之成為今日眾所周知的油畫村。最後反省大芬模式中符號地方與行畫產業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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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去庄腳營造咱耶厝—增改建是移居者之鄉村生活與環境不斷磨合的結果

本文企圖探討，城市移居者之鄉居生活空間不斷變動的原因。 移居者抱著對想像來到鄉村，但是入住後才發現其與真實的鄉村環境有落差。但他們不是被動的、靜態的接受鄉村真實環境。為了落實期待的鄉居生活，他們會主動去改造鄉村真實環境，如改造農舍空間、營造農舍外的公共空間..等。然，鄉村環境仍是有一定的限制，是故，這群移居者同時也需調整他原本對鄉村生活的想像，來補足這個落差。 換句話說，增改建是想像與限制磨合的結果。另外，因想像與現實狀況、環境皆會不斷的改變，致使移居者必須要持續增改建他們的鄉居空間來回應。而在這過程中，鄉村性也開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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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轉、向右轉——北京四合院在中國社會主義路線修正過程中的轉化

對於北京四合院及其保存的論文所在多有，但是，多僅止於表面形式上敘述，少能對北京四合院社會歷史建構與改變的過程提出分析。本研究通過對北京市舊城區1949年以來關於城市土地及房屋的歷史資料整理，以及對於在地居民、產權人等的深度訪談，梳理出近代北京四合院的空間演化過程──四合院->大雜院->新四合院，並嘗試探討在這個過程中空間與社會之間的相互影響與轉化。 本研究的核心內容，初始為觀察四合院空間的轉變，如何從完好的四合院，一度成為人人厭惡的大雜院，而近年又搖身一變成為炙手可熱的高級四合院房地產。在研究四合院表面的轉變時，不得不進一步深入探究這個過程中的政治制度與社會氛圍的轉變，如何最終導致空間的形變與質變。論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交代研究緣起、研究問題以及研究方法，說明由於兩岸特殊的政治與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異同與研究興趣，以及選定北京四合院作為討論起點的研究旨趣； 第二章「一家一院」，通過文獻資料的回顧與整理，分析北京四合院作為基本民居的主要營造類型及其變化，以此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並分析此基本民居的營造類型，從皇城走向民城的政治與社會歷史脈絡，以及其中的產權轉變過程。 第三章「院牆的瓦解」，則藉由田野調查與深入訪談案例，詳細分析北京四合院逐步轉成「大雜院」的空間形塑與社會變遷過程，並藉以作為理解下一階段劇烈變動的重要脈絡； 第四章「改革開放四合院」，分析改革開放後社會主義路線修正如何引致四合院的進一步轉型，藉由東四八條與「經租房」案例，指出官商一體的本質如何左右北京四合院的存續或消亡，深入理解空間轉型中的政治與經濟過程。 第五章結論，歸納整理本研究對於空間知識領域的些許填補成果，並提出對於空間專業界在實踐上的反省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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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變遷之空間自迴歸分析─以新店安坑地區為例

由於空間特性的資料並非獨立，而是相互影響，因而使得於模型的殘差（error term）特性不符合模型的基本假設。因而近年來研究於以空間相鄰權重為基礎的空間自相關量測與空間迴歸模型的應用上日漸增加。 由於在空間資料型態上多採用網格的方式，故在量測空間自相關時，皆假設各個網格之間是獨立的。然而，在土地使用開發時，其真實的開發情況並不符合獨立的性質。因此，本研究即針對真實發展情形來調整網格的定義，並比較假設獨立的網格與調整網格定義後所衡量出來的空間自相關情形有何異同。 於空間相鄰權重的概念中，除了考量距離此一因素外，也認為各網格屬性的不同也會影響空間相鄰權重，故本研究參考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的概念，將空間相鄰權重加入屬性的概念，並比較各個模型之間的配適度以及估計能力，來得知何種模型對於土地使用變遷的估計能力較佳。 本研究成果發現，在比較假設獨立的網格與調整網格定義後所衡量出來的空間自相關方面，網格定義的不同會影響到空間自相關量測的最終結果。在各模型估計能力的比較上，在此實例地區的應用上，當模型於空間相鄰權重內的中心網格屬性置入建物覆蓋率且周邊網格屬性置入坡度時，能獲得較其他模型較佳的估計能力，且將空間影響加入模型中皆可有效提高模型配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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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塔—誰的水景？誰的地方？

供給著人們每日生活所需，今日的水塔位在生活中的邊緣；曾為台灣百姓所崇敬的新科技代表，今日的水塔是自來水部門極欲汰換的老骨頭；那一端引自杳無人跡的自然水源地，水塔的這端連繫著都市的文明；乍看下是座誘人一登究竟的巨塔，其實是不容攀爬居住的水塔；幾十寒暑鑄成的歷史蒼勁，不敵資本開發的韃伐。本論文所探討的社區老貯水塔本身寓意錯綜，其一塔分飾多角，且角色間對照尖銳，如同一超現實的存在，然而擁有這般超現實本質的水塔，在日常生活的展現卻再平凡不過。若沒有藝術家將其寓意轉譯，常民眼中的水塔究竟是什麼模樣？本論文援引人文地理學所探討的地方理論─以認同感定義貫串的「空間、地景、地方」之空間認知架構，來界定並串接兩個社區水塔案例所牽涉之族群心像。台北的華江社區水塔與高雄的灣愛社區水塔同屬民國六零年代產物，在技術與機能上並無差距，但今日卻面臨一個恐將拆除、一個被升格為地標的迥異處境。社區居民、水塔維護管理者、都市的漫遊者以及什麼都不是的過路人，各自循著生活領域的勾連，異化或分享著一份認知與認同。認知的切入點決定了「地景」的樣貌，而認同的深淺決定了水塔僅是一個「空間」或是一處「地方」。不同的認知來自不同的生活架構，不同的生活架構建自不同的絕對空間，但身居異地的人卻能共享一分認同，而同處一地的人也可能各自懷抱相異的認同。水塔，集結著不同的認知與認同，身為一個實體空間的定點，但卻是群體意識中流動隨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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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地誌： 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從「大稻埕江山樓」的產業聚集到「江山樓妓女區」的成形，再進展到廢娼抗爭後妓權古蹟的出現，歸綏街文萌樓的指定是整個台北市情欲消費產業空間政治的縮影。本文試圖藉由歷時性的書寫，圍繞著1）情欲消費地景的形構、再現與想像；2）性產業鑲嵌的地景：認同與厭棄；3）從主體出發的認同轉化，等三個中心進行對大稻埕情欲消費地景進一步的理解。而關於性與性產業的「污名」則是潛藏在所有層次之中的母題，它以各種變奏的形式出現，透過大眾論述催動，在空間中具體化，並且滲透到每一個環節，包括主體行動、應變的策略使用上、國家管制的意識形態等。結論如下： 一、遭劃界的邊緣地景是污名政治運作的空間表徵。 二、地景中邊緣的主體政治具備解構污名的能力。 三、異質地方的形成，除了單點古蹟的營造，更有賴大尺度地景具反思性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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曖昧的公園─台北市公園綠地向堤外移轉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本研究以台北市河濱公園之發展歷程作為研究主軸，試圖釐清與探究台北市公園綠地歷年來逐漸移轉至堤外之現象的背後主導力量，以及其所造成的影響與問題。 從日治時代開始，歷代政府皆並未積極面對都市公園綠地不足的問題。而這樣逐漸惡化與擴大的都市問題，則在將河川整治之後的堤外高灘地充作「河濱公園」，並試圖制度化成一般都市公園的作法下得到了抒解。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則是對其定位的爭議以及在防洪安全與休憩使用上的矛盾衝突。 本研究以都市成長機器理論為觀察介面。挑選台北市公園闢建史上具代表性的三個個案（十四十五號公園、寶藏巖以及大佳河濱公園）進行案例分析。指出「河濱公園」作為一種台北市新興的特殊空間產物，其獨特而無法被明確定義的曖昧性，以及得以快速成長並被市民大眾接納的原因，乃是因為「河濱公園」已成為了都市成長聯盟與反成長聯盟的共同解。而原本都市規劃與公園綠地的闢建等作為市場機制所無法維持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國家介入手段，則被「河濱公園」所破解，並將隨著其逐漸成為台北重要的都市集體消費場域，而變得越來越不可取代。 台北市都市堤防內土地的高度資本再積累隨著都市成長機器運作下依舊蓬勃，而隨著「河濱公園」在被定位與理解為一種體制內的「公園」與都市集體消費之後，反成長聯盟的施力點變得薄弱，其聲音亦被「河濱公園」的綠色形象所消音。市民大眾在不知覺與不自覺的情況下，失去了爭取政府提供都市集體消費的權力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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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遊客中心服務品質之研究－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為例

隨著民眾所得提升，對於休閒生活品質也更重視，生態旅遊為當前主要趨勢，國家公園為民眾親近大自然且體驗生態環境的最佳場所。在國家公園中，遊客服務中心除給予遊客基本之遊憩需求外，同時也是落實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的重要地點，扮演了代表國家公園形象的關鍵角色。因此，遊客中心在各方面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成效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 本研究關切國家公園遊客服務中心之交通設施、遊憩服務設施、服務人員與解說服務等四面向之服務品質表現，以陽明山遊客中心、小油坑遊客服務站、冷水坑遊客服務站與二子坪遊客服務站為實證分析對象。首先對各地點實地訪查做設施調查，並以隨機抽樣進行遊客滿意度問卷調查，實得有效問卷為遊客中心98份、小油坑100份，冷水坑98份與二子坪101份。運用統計分析與I.P.A.法做調查結果分析，得到：（一）遊客社經背景及旅遊特性對服務品質滿意與重視程度之差異；（二）遊客行前期望及實際體驗滿意程度之關係；（三）遊客服務中心在四面向與P.Z.B.五構面服務品質上之比較分析。 由分析結果顯示，應加強改善的重點在陽明山遊客中心有2項（餐飲衛生、解說牌之設置地點）；小油坑遊客服務站有5項（廁所數量與清潔、服務人員之專業、解說員與解說牌之解說內容）；冷水坑遊客服務站有9項（停車場空間、旅遊資訊、廁所數量與清潔、餐飲種類品質與衛生、服務人員態度、解說員解說內容）；而二子坪遊客服務站無應立即加強改善之項目。 在P.Z.B五構面之整體評價排序為可靠性、反應力、保證性、同理心及有形性。其中，以陽明山遊客中心在五構面之得分最高；冷水坑遊客服務站在有形性、可靠性及保證性之得分最低；反應力則以小油坑遊客服務站最低；同理心則是以二子坪遊客服務站最低。 管理單位在經營上，可在短程內改善遊憩服務實體設施，在中程加強遊客服務中心之展示與視聽功能，並在長程落實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功能，藉此實行品質政策與品質目標，以提升其經營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