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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暫時性使用對都市發展效益之研究

傳統的都市發展穩定成長且有秩序，因此都市規劃與土地使用管制皆假設都市的外部需求是恆久不變的。然而，在人口減少且經濟與科技快速變遷的世代，都市如何快速回應實質、社會及經濟環境變遷，還能維持其願景與目標，成為當代都市治理的嚴峻挑戰。近年來，為解決都市規劃與實質開發間的空間與時間落差，藉由土地的暫時性使用策略，改善地區環境、吸引人口進駐、提高基礎設施利用率，最終帶動地區整體再發展日益受到重視。有別於傳統都市計畫以長期且永久性的使用作為規劃目標，土地的暫時性使用顯得相對任意性和有限性。雖然國內外各大城市在實務上的運用個案越來越多，理論性的個案評估分析卻極為缺乏。本研究首先透過廣泛的國內外文獻回顧，分析國內外都市運用暫時性使用策略的理論基礎與發展趨勢，進而針對臺北市政府於2008年至2010年間利用閒置的兒童育樂中心與低度利用的公園及足球場舉辦臨時性之「臺北市國際花卉博覽會」及配合該博覽會所推動之一系列暫時性都市治理策略所產生的個案作為對象進行長時間觀察與研究。進而針對不同的暫時性使用策略、基地屬性與營運模式進行歸納分析，探究不同的暫時性使用對土地利用及其周邊是否帶來不同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暫時性土地使用乃係世界各大都市因應市區人口減少與空間閒置的重要解決手段。土地暫時性使用策略不僅能立即改善都市環境減緩空間閒置所帶來的負面外部性，藉由「閒置空間」的低成本與「暫時性」使用的靈活性，除了可以補充公共設施的不足、降低提供公共服務所需成本外，還能扶植地方文化及振興地方產業，進而帶動都市再生，本研究的成果可供地方政府推動都市景觀治理與都市再生策略之參考，同時也可作為土地暫時性利用理論發展與相關制度修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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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無家者支援網絡 ─ 以台北市為例

無家者（homeless）一詞由台北市2010年以後成立的數個民間組織推廣使用，其定義包括了法令上的遊民、居住於收容單位、以及居住於不安全或不適當之住所者，試圖進一步將無家者現象連結到更廣泛的貧窮議題。本文先行梳理台北市公部門遊民社會福利體系（social welfare system）與民間「遊民」或「街友」慈善（charity）機構的歷史脈絡與困境，而後交代近年台北市新興無家者民間組織、以及友善無家者的跨組織團體的成立緣起與現況，並進行兩者之間的批判性討論。本文認為後者透過運作多項兼具倡議與培力功能的創新專案，並連結既有「遊民」社會福利體系與民間慈善機構，增加了「遊民」工作場域中的實踐多樣性。無家者作為創新專案的參與者與倡議者，除增進了無家者個人的各類資本，並透過專案運作建立具有各類慣習的社會大眾與無家者的社會連帶，降低了無家者因長期接受慈善救濟而失去社會身分的副作用。此外，新興無家者民間組織不僅只為介入無家者或貧窮議題而存在，其組織方法論強調組織內、外的人際交往，在推動各項行動的過程中亦進行在地社群營造，藉此建立對自己與他人的認同，進而建構工作與日常生活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而言，新興無家者民間組織是為了實踐其特定的生活方式（life style）而存在，其組織成員帶有對社會的特定想像，並將這些想像帶到無家者的工作場域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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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老屋活化到地區再生─ 都市與鄉鎮中「范特喜微創文化」之觸媒作用

以融入文化創意的方式活化老屋，已是目前風行全台各地的現象，近年來更出現一批中介老屋改造與街區活化過程的個人或團體，像是化學反應中的「觸媒(catalyst)」一般，觸發整個地區的轉變。本研究以「范特喜微創文化」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並選擇台中市草悟道周邊街區、以及新竹縣關西鎮石店子老街作為研究場域。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以訪談、參與觀察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方式，並配合文獻的回顧以及統計資料的整理，探討「觸媒」這種角色出現與轉化的脈絡、在城市與鄉鎮中運作的機制、以及對於都市再生與地方創生的過程造成什麼影響。 研究發現，由於空間活化的主導者逐漸由政府轉為民間，並且文化創意產業在政策推廣之下以及消費社會的形成之下蔚為主流，「觸媒」這種角色開始出現，並隨著區域再發展的關注焦點由都市移轉到鄉鎮，觸媒自身也因應不同環境脈絡而有所轉型。在都市觸媒理論的基礎之上，援引化學領域中觸媒的作用方式，可以發現范特喜透過「促合」、「降閾」、「激活」、「增濃」與「升溫」等機制，中介地方資源與社會關係，在老舊空間中導入文化活動與創意產業，作為引動地區活化的媒介。范特喜作為觸媒，強化了地區的個性，在台中觸發較明顯的經濟效果，透過都市再生促使地價增值，創造出具有特定美學風格的消費地景，可能使文化與創意的多元性受限；而在關西，觸媒牽引的社會效果較明顯，藝文成為活化的契機，連結了政府資源與在地社群，形成了地方創生初始的資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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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邊緣化： 東莞手工腐竹的日常實作與官民「非遺化」治理

本研究考察東莞新村手工腐竹的日常變遷與當代困境，藉此呈現相對弱勢的傳統技藝文化、現代化生產與都市文化治理策略之間的糾葛纏繞。本文意圖理解腐竹技藝作爲日常傳統與作爲「非遺」兩者，經由不同行動者力量所牽扯並顯露的張力和弔詭，以及在這種情況下的延續可能。透過腐竹和技藝人的際遇，作者揭露「非遺」的治理策略在選擇性保存和發展之餘，如何形塑和再造着傳統的邊緣處境。 作者以田野參與式觀察及深度訪談爲主要研究方法，首先呈現東莞腐竹及其製作技藝如何由盛轉衰的發展脈絡和歷史轉折。然後作者將細述新村的不同手工腐竹技藝人的日常實作，瞭解其邊緣處境和因應之道，揭開勞動中顯現的異化與傳承問題，及伴隨「非遺化」而來的轉機和競奪。最後，本文把視野轉向作爲文化治理策略的東莞「非遺」，探討實作中的公部門、文化仲介者工作者和技藝人，他們所面臨的曖昧複雜情境，以進一步凸顯腐竹技藝在「低端非遺化」過程中的斷層和缺席狀態。 原義爲保護和傳承傳統的「非遺化」實踐，在新村腐竹的案例中，成了一個把邊緣的傳統先擡高爲「非遺」，再納入／推入另一層邊緣的過程。作者力圖呈現其中的弔詭和困境：一、創新跨界的壟斷租金追求，與獨特性、真實性保存之間的矛盾，使得腐竹技藝在官方「非遺」實踐中無計可施，位居邊緣；二、形塑出一批外在於「非遺」的文化工作者和專家，並在其中佔據發展和論述的核心，逐步削弱、排擠和邊緣化着再生產文化的腐竹技藝人；三、「非遺」的運作邏輯與等級分化機制，使得最後納入「非遺」的傳統（技藝人），並不能與真正需要保護和傳承的傳統（技藝人）畫上等號，後者反而可能會被排除於制度和保護之外。 東莞新村腐竹的故事提供了「非遺」傳統的另一個敘述版本，有助於我們反思作爲文化治理手段的大規模「非遺」建設的保護成效，以及襲產研究中常遭忽略的邊緣傳統，其被擠壓的生存現實與超越邊緣的應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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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慢移動的介中∕中介：台北市「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

本文探討「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藉由「移動性」來梳理橋下市場的規劃建造、空間實作與變遷等歷史過程，分析都市空間政治的權力運作。以台北市堤防內、道路系統中的橋下公有市場為例，透過次級資料分析、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結合新聞與網路資料，獲得以下發現： 首先，台北市橋下市場的規劃與興建牽涉戰後攤販治理與市場安置政策，從1950年代開始的攤販治理的困局與治理技術的摸索與變遷，到1970年代橋下市場的形成，呈現了都市空間政治如何以空間為手段來治理都市攤販問題，如何藉由興建公有市場、臨時市場、建立正式與臨時制度，來容許攤販存在於特定的都市空間之中。治理過程體現公有市場安置配租的三種特性—「臨時化」、「支付化」與「附加化」，此三種特性更補充了既有觀點之不足，說明攤販安置並非用於提昇社會福利與集體消費。 其次，本研究回應橋下市場為一舉兩得的觀點，說明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過程與變遷，反映了一種「移置」—移動和置放的都市空間政治，都市空間政治透過移動與置放特定的人、物、制度，來促成都市空間的持續運作。如為了促進都市交通的移動性，藉由生產橋下市場並移置攤販進入，以此騰空街市所處的都市空間，都市空間政治藉由節制攤販移動性來促成機動車的移動，並且形成都市空間的速度差異。隨著移動基礎設施的加速，導致了橋下市場的限制，但也浮現跨越與挪用移動基礎設施的可能性。 最後，橋下市場的空間實作，呈現了橋下市場作為「移動的介中/中介空間」的性質，承載了不同的移動實作，包含攤商的落腳經營與社會流動、舊書舊貨等緩慢經濟，甚至支持著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實踐；藉由梳理不同的空間實作，以回應橋下作為都市治理縫隙的地方意象，並且重新記憶與評價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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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之名：海西邊界中的兩岸關係

為了「推進兩岸交流合作」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簡稱海西）透過一連串對台優惠政策試驗，意圖打造一個特殊邊界領域，讓兩岸共同家園的生活情境可以在海西被想像與經驗。問題是，當台灣人已遍及內地，怎需要在海西塑造共同生活場景？當中國已是特區遍地，再一個特區又如何能增進兩岸一家親？利用海西對台，似乎反而突顯了大陸對於台灣如何看待自身的不理解，以及大陸對台關係經營與自身發展議程之間的矛盾。所以說，難道海西只不過是一場徒具對台之名的錯誤騙局？這是企圖重新理解大陸對台空間形式、互動與轉化的研究，探討對台為何需要特區？跨界而來的人們何以為家？何謂共同？我試圖對於海西肩負對台任務與自身發展之間的關聯、矛盾及其「失敗」提出解釋，理解兩岸關係如何可能在海西邊界中再造。 循著國家與邊界之「雙重視角」，本研究針對在海西的邊界跨越（快速通道）、再領域化（共同家園）及去領域化（同等待遇）之社會互動意義進行詮譯論證。我認為海西是基於突破「一個中國」名份問題，而對台「治管退讓」的試驗空間：化身為台灣，以台灣為方法牽引台灣以中國為方法，使兩岸身份認同相互交融。然而，如何既有台灣共同治管之實而去其國家之名，同時又符合當地發展所需，為海西試驗之困難所在。跨界而來的台灣人為了安身當地，於日常生活之駕車、就醫和生養育照顧，分別選擇性地利用「台灣因素」之不同質地，保持在空間與社會邊界進入／退出的彈性；亦即，跨界台灣人憑藉多重彈性的身份角色落地為家，卻未必是兩岸認同交融。值得注意的是，海西尋求地方發展的渴望，亦不一定有利於對台任務。海西不僅想要發展成為台灣對大陸的中介，甚至企圖取代台灣成為中國與世界的窗口。隨著中國的崛起，反映至海西對台策略由「自反台灣」轉變為「現身世界」。此時，對台思路亦從提供優惠轉變為強調「同等待遇」，進而將台灣「青年化」──使台灣青年學習並參與中國發展道路，亦已被視為惠台。既然對台強調同等，那麼海西作為對台「特區」亦不復必要。 曾具反身性之海西時刻，或為大陸自認對台所能展現的最大善意所在，然而在它未能被彼此清楚認識之際，已經成為歷史。其實在海西，無論是自反台灣或現身世界，都有從一國（one nation）向兩國（two nations）滑移的傾向。海西政策效果的自我背反，並不在於欺騙或執行不力，而是政策本身存在對於國家與邊界相互不確定的忽視與誤解，並徒勞於隱藏state與nation在邊界中的相互糾纏。因此政策執行愈成功，反而可能讓海西愈不成功。雙重視角下的海西案例，讓我們看見國家（nation/state）的去／再邊界化，空間社會邊界的相互關聯，展現特區作為角色身份與發展想像對應偶合（coupling）之場域。海西之未竟，表示開展具包容性兩岸關係需要一個雙向邊界視角，對差異與多重有所體察，而非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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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木工岫：家族企業頭家與木工師傅的關係生產

岫（siū）在臺語字面上有著風水寶地之意，木工岫是鹿港本地的家具業者描述此地為何為發展木工產業的生動譬喻。鹿港的木工家具產業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然而隨著199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市場的影響下，鹿港鎮內多家老牌家族企業接連倒閉，家具工廠陸續外移至鎮郊與鄰近農村地區繼續生產。此時國家部門透過文化治理來調節市場與社會，卻在鎮內形塑一群有別於傳統產業市場的藝師階級。 這本論文藉由深入觀察家族企業中頭家與木工師傅生產關係，試圖描繪當代鹿港在地的社會網絡如何支持家具產業的運作，從中歸納出工廠頭家的生存之道，以及木工師傅們的技術轉化與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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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中介的人水關係：新店溪秀朗橋至碧潭橋段水岸研究

本研究嘗試結合政治生態學、基礎設施研究和空間調節機制等觀點的啟發，針對新店溪水（岸）基礎設施中介的人水關係，考察其部署、轉化，以及從擷取資源到風險掌控的過程。基礎設施是轉化新店溪水的性質與人的活動關係的中介物，也是驅動政治經濟力量的技術物。相對於清朝拓墾時期順應自然的利用方式，日治時期展現了現代技術主導的資源統籌及降險施為，然而，戰後發展期卻因劃界治理，與水爭地，讓新店溪成了都市邊緣的厭棄自然，直到晚近在全球都市競爭的驅力下，水岸高灘地華麗轉身為休閒遊憩、景觀化、觀光化的魅力形象塑造場域。本研究資料來源，取自官方規劃報告、統計資料、新聞報導、田野考察、參與式觀察、實地訪談，以及歷史文獻和地圖分析。 透過水（岸）基礎設施所中介的人水關係，分辨出為了實踐親水欲望卻導致「疏離的都市自然」、承擔洪患風險下「時而競爭時而共存」的河濱休閒活動，以及儘管隨著環境變遷卻也無法完全抹除「歷史的紋理」，依託於不同功能形式的基礎設施中介，因而展現都市自然的不同意義。在過往都市河川的治理思維和手段中，看似滿足了防洪需求，忽略了生態維護，兩個課題總是互為矛盾對立，甚至是單向侵害的關係。然而，在防災觀念的轉向並結合環境休閒意識後，這些難題是否突然得以迎刃而解？當政府及專家學者將水中、水岸部署的基礎設施逐漸整併在一起，其與都市水岸計畫的關係是否已被充分考量？無論是水利工程、水岸防災設施還是水岸遊憩建設，它們在不同的情況下是否都能發揮個別的影響力及效用？本研究試圖辨明在資源化、去風險化的過程中，新店溪（自然）不只是一條河流（都市自然），在景觀水岸的發展下，還涉及更上一層次的空間調節機制，因河川線以外的水岸土地價值正在翻轉，其中更彰顯出政治、社會、經濟因素交錯的利益價值衝突。同時，不能忘了，在這片土地上（新店溪畔）生活的人，也會以「自身」的力量重新轉譯水基礎設施的物質性及中介性。換言之，因基礎設施的物質性部署，使新店溪成為一種可取用的自然資源，可阻擋的風險，並透過治理體制及論述形構中介了政治經濟過程與都市發展，也中介了遊憩消費社會，形塑出人與自然的多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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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與上海BDSM實踐空間的情慾異托邦

本文從空間的視角切入，除了介紹作為與性和情慾有關的BDSM文化的基本知識和解釋BDSM的行為之外，將重點放在了介紹台北和上海這兩個商業性國際大都市的BDSM實踐空間現狀和社群發展歷史脈絡，並做出比較研究。 筆者借用Michel Foucault（1986）所提出的異托邦這一概念來描述這些在介於想像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情慾空間，並借用了建築師Rem Koolhaas在1995年所寫的著作《S,M,L,XL》來建構BDSM的空間分類。 本文「S,M,L,XL」中的S對應小型的、私人性的空間，這些空間主要對應的行為是相對私密的調教，比如為實踐BDSM而改造的私人住宅、出租調教室、私人調教室。M對應的是相對公開或半公開的空間，主要對應的行為是BDSM聚會、課程等具有社群活動性質的空間。在L中，將主要探討這些BDSM實踐空間與所在城市的關係，從區位、都市文化、都市治理等層面去分析前述兩種空間與所在城市之間的關係。XL則從更宏觀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去做分析和比較，探討BDSM作為一種次文化與主流文化和治理之間錯綜複雜、愛恨交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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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對後進產業演進過程的影響 ——以中國輕型車排放標準與東風汽車集團為例

本研究主要關注在標準與後進產業演進過程的關係。本文選取中國東風汽車集團作爲研究案例，藉由理解中國輕型車污染物排放標準（下文簡稱「排放標準」）的階段變化過程，探討汽車廠商如何應對標準的變遷，並厘清排放標準在中國汽車產業升級和技術演進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研究發現：中國排放標準的更新迭代是一個逐步嚴苛的，由模仿學習到自主制定的過程。首先，在標準的演變過程中，排放標準能夠通過保障產品品質、促進產品升級、促進廠商獲取及應用新技術等方面促進汽車產業的發展。其次，由於排放標準帶來的時間和成本壓力，汽車廠商優先選擇技術購買、委託開發等管道來獲取新技術，導致廠商形成研發惰性。最後，從後進追趕角度，排放標準促進汽車產業的新技術應用及產品更新，進而促進產業的追趕過程，但是由於標準帶來的時間和成本壓力阻礙廠商對新技術的自主研發，因此標準仍難以帶來技術的突破和超越。此外，標準的自主制定受到政府、汽車廠商及產業機構等參與者的影響，制定過程中為平衡各方利益會放寬標準限值，顯示標準實質上是一種產業相關參與者的集體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