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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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國際高校聯盟在四川雅安代河村的鄉村規劃實習課程，以行動研究方法梳理高校團隊的實踐成果與空間營造歷程，從中探討另類的鄉村規劃路徑如何在師生們的價值磨合及其與鄉村社會的互動中浮現，最終指明以實踐教學基地作為鄉村發展策略的可能性。 在2016年至2018年間，包括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在內的規劃相關系所師生，每年暑期皆在四川大學建築與環境學院的邀集下，共赴代河開展密集的鄉村規劃教學與實作。於2016年夏季，首批進村的高校師生以實驗性的「村客松」教學方法開始探索當地，過程中意外發掘了村裡荒廢多年的水磨坊，也引發了由當地居民共同參與的空間修復歷程。隔年，高校團隊在修復後的水磨坊揭牌成立「代河實踐教學基地」，而學員們也在新一年的實習課程中，提出了充滿情懷但未能實現的「青菁社」青創方案；與此同時，高校的實踐引動了代河當地青年對於發展的想像，村裡開啟了新一輪的農家樂興建潮，從中也表明高校進村所真正留下的並非各式規劃藍圖，而是其存在本身所轉動的想像與帶來的經濟效益。到了2018年，高校團隊總結先前經驗，決定不再執著於實體空間的規劃與營造，並進一步嘗試在教學過程中導入社會設計概念，師生們因此借助設計思考方法而真正看見鄉村社會的需求，最終得以在鄉村振興的大潮中，產出感動人心的設計成果，以小而實際的行動方案回應鄉村發展課題。 研究指出，三年間的規劃與教學方法更迭，實際上是多元背景的團隊與代河當地不斷互動的結果，其隱含的是規劃教育逐漸走出實體空間營造之框限的歷程，並指向了以社會設計為核心的鄉村規劃路徑。基於此，本研究進一步歸納「代河模式」，其富含模式語彙特質的操作指引源於三年的實踐教學經驗，亦可構成鄉村發展策略，期望能藉此對高校進村與當代鄉村規劃有所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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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寺廟營造方法與傳統手工藝生產方式已有所不同，本研究針對民間信仰寺廟建築營造體系的轉變進行探究。營造方法的工業化是建築現代化發展的必經環節，建築形式也隨著工業化和社會結構的變遷一起更迭。然而，寺廟建築保留了部分前現代的生產方式，它在經濟面與工業化技術接軌，在文化面卻少有轉變，不但維持著傳統的形制，也持續象徵著漢人宗教信仰的靈驗力量。作為宗教文化的物質基礎，寺廟營造體系展現了它的文化慣性，而使之存續於現代社會之中的慣性如何形成，是本研究所關注的核心。臺灣目前的寺廟營造產業，可分為幾種不同類型，除了少數的傳統工匠仍以手工藝進行精緻的寺廟興築，多數的營造需求都由流水線化的預鑄工廠，或者接合傳統與現代生產模式的工程公司供應。筆者於2020年7月至2022年2月間，藉由訪談5位傳統手工藝匠司和7位寺廟營造業者，透過觀察工廠以及工地的現場，理解工業化寺廟生產過程，探詢寺廟營造體系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文中以三間主要的寺廟營造公司為例，說明工業化生產模式的細節。這些生產部門在現代營造體系中，介於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筆者將之定義為「亞正式部門」，從中討論手工藝與工業化技術的連屬，以及從工匠到工人的勞動模式轉換。生產端的寺廟營造過程具有「古今連屬」的特徵，換言之，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社會結構改變，並不會完全吞噬前現代生產方式，而是呈現拆解之後重新整編的狀態。除了生產端之外，筆者也從消費端的業主群體中，訪談多位廟方業主和信眾，梳理出靈驗力量與營造體系之關係，並以宗教研究中「靈力經濟」的立場，理解民間信仰的靈驗性質。靈驗的生產需要人力、物力等世俗要素的積累及動員，寺廟經營者需要在不斷擴張經營規模以及營造成本之間協商，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維繫寺廟的經營，成就靈驗力量的存續。因此，本研究關注寺廟經營者如何透過議程設定和「婉飾」來挪用神旨，進而中介世俗的經濟考量以及神聖的靈驗力量，使得寺廟營造之正當性得以成立。綜而言之，生產端的營造業者與消費端的廟方信眾，在作為經濟的「形」與作為文化的「魂」二者之相互作用中，組成了「靈力的空間生產」，並以互為表裡的狀態成就了「形續魂猶存」的當代臺灣寺廟營造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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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基地為臺北市南港區中南街區，此街區原本是以運輸為主要功能的交通基礎設施，並逐漸發展成工業時期支持社會生活的社會性基礎設施，其近山性和後站性奠定其作為「內部型老街」的特性。但隨著大尺度道路開闢，此街區產生交通功能與社會功能衝突的困境，但其歷史意義則在科技新都中成為連結人與地方脈絡的社會性基礎設施。 中南街區的街道文化，在人性尺度的老街中形塑，街區中的店屋可以容納小規模的生意及居住，且部分店屋利於分層使用。街區中的生活者及靈魂人物，共同詮釋中南街區為來返的場所、謀生有道的地方、須要都更的街區、以及實現文化理想的場域，顯示出中南街區之於生活者的多重意義。 本文奠基於田野調查與行動研究之上，以收束並反省中南拌島團隊在2018-2021年間參與式規劃的經驗，為此階段性的都市再生行動提供一個觀點，並從中南拌島經驗，進一步探討現行都市規劃工具的可能性與限制。在中南街區的社會情境中，都市再生的工作建立在過往團隊的成果之上，本研究也期待能藉由反省中南拌島經驗，提供後續的行動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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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都市發展常常被認為是由「國家引導」，具體體現在政府主導了都市政策制定、國有土地流轉、基於土地的財政等，且這個過程往往缺乏市民參與和社會制衡。不過，隨著近年來都市抗爭頻發，單方面的都市議程制定開始遭遇更多自下而上的質疑和挑戰，都市政府因而需要新的方法、說服民眾接受由政府擬定的都市計畫、進而鞏固國家引導之都市發展的「正當性」。正是在這個脈絡下，文化創意產業開始被視為一種有效的治理工具。透過「文化」行使的都市治理正在成為政府平息社會抗爭、正當化都市議程的關鍵策略。 恩寧路和泮塘五約是目前廣州最重要的兩片文化創意產業群聚區，但同時也是十餘年市民抗爭和政府因應之拉鋸的戰場。本研究將以這兩個都市聚落為經驗案例，檢視文化治理如何有助於維繫國家引導之都市發展的正當性？這涉及到三個需要具體解答的研究發問：在廣州都市更新中，「文化引導」如何在社會抗爭的脈絡下成為官方的都市發展政策？文化創意產業如何作為一種治理機制，從不同面向鞏固了都市治理的政治正當性？捲入作為治理機制的文創產業的文創工作者，他們又面對著怎樣的實踐困境？ 本研究發現，面對不同訴求的都市抗爭，政府主要通過三種類型的文化治理技藝、從三個面向鞏固了主導的都市發展之正當性。首先，通過擬定歷史保存條例，政府收編了來自社會的另類文化論述、進而鞏固了文化正當性。其次，通過出臺「微改造」和部署創意經濟，政府推動了歷史保存下的社區再發展、回應了在地居民對民生改善的訴求，鞏固了執政的績效正當性。再次，通過出臺「共同締造」機製作為公共參與平臺，政府回應了居民對政商壟斷的質疑、彰顯了政策制定之程序正當性。這個都市政策調試、平息社會抗爭、鞏固政治正當性的過程，最終體現在恩寧路和泮塘五約的文化創意產業化。換言之，文創產業化的過程，是文化治理機制形構的過程，也是政府擬定之都市議程的正當化過程。筆者嘗試提出「文化治理的正當化政治」將之概念化。 同時也需要注意到，文化創意產業也是由特定的文創工作者實踐出來的。當文創產業作為治理機制，那麼也正是捲入該機制的文創工作者支持了其治理效能的彰顯。本研究也聚焦到恩寧路永慶坊和泮塘五約中的具體文創工作者，指出他們與政府機構、地產企業、和在地居民的權力關係，以及他們的實踐所受制於的、背後支配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議程。本文發現，這些文創工作者其實很難聚焦到本質上的創意生產，作為治理工具的文創產業、乃至背後的創意城市等都市戰略，也可能偏離了其致力於都市創新的原初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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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汕頭舊城小公園晚近的襲產觀光化。透過鞋業批發者、文創工作者和騎樓使用者三群人在變局中的不同處境與因應之道，探討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及其影響。襲產場域中的居民以日常實作把握資源、承擔風險，在表淺的僑鄉治理中活出生機的潮鄉文化，讓地方有了生生不息的可能。本文試圖呈現他們的調適經驗，從人的感受與行動來理解和反思治理政策施行。維持都市平穩轉型考驗眾人之智，治理體制不該忽視處於風險下的人群。 本文採取田野參與式觀察及深度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首先，作者梳理小公園的演變歷史，剖析20世紀初期有機生成的僑鄉小公園如何歷經百年浮沉，轉化為脫離華僑社會網絡的歷史襲產。特別是2016年以來，官方挪用僑鄉之名展開的表淺文化治理如何推動觀光化變局。然後，作者拆解襲產化過程的不同事件及其關係人的利益訴求，揭露從舊城社區到襲產景區的轉變，為何引發包括保育專業性、效益、美學、衛生、安全等複雜價值爭議。進而，以傳統批發行業、新興文創產業的從業者，乃至更為異質多元的騎樓使用者三群人為例，藉由細述不同人群的日常實作，呈現居民的不同處境與因應之道。他們經由調整經營地址、改變經營方式和空間營造佈局等調適策略解決困境，形成扎根本土的營生理念、追求自我的生活風格和呼應假日經濟的工作模式，主動或被動地於襲產之中根著、蛻變、漂移、入局或退場。因而重新賦予舊城生機與意義，達到都市新陳代謝的「活態保存」。最後，本文指出，日常生活既鑲嵌在都市治理的結構之中，又因主觀能動性而差異化，正由於居民的調適結果與他們的商業人脈、自我實現信念、房屋產權等因應條件相關，才揭露了看似日常的生活，其實有著幽微的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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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苗栗縣晚近土地開發的程序衝突為焦點，探討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轉型下空間規劃的角色轉化。作者採用空間制度相關政府公報、規劃機構統計數據、竹科竹南基地周邊特定區都市計畫和福祿壽殯葬園區非都市開發計畫的規劃書圖、規劃審議會議紀錄、公私單位文函、新聞報導，以及深度訪談資料作為分析素材；並且結合地方治理、空間調節機制、規劃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協調角色，以及程序操作和技術邏輯等觀點，提出地方空間調節的程序政治，以及程序的可行性建構概念來深化治理結構轉型下規劃程序的社會衝突研究。 作者主張，中央黨政首長、黃劉派系要角與大型資本業者是在選舉佈局、產業轉型壟斷投資、地方財政限制，以及公私合夥興起的提案脈絡下，主導派任、遴聘與委託空間規劃機構辦理程序。而地方居民與公民團體為維繫空間環境利益，或不滿彼此方案的組織抗爭，使得規劃程序成為各方協力鬥爭的政治過程。空間規劃在程序政治中扮演著調節衝突的角色。 那麼，在霸權集團主導的政商－專業協力關係之中，規劃機構依循的民意馴化、制度合法、工程控管、生態補償、空間財務及時間效益等可行技術邏輯，是圍繞著霸權集團的選舉民意輿論與產業壟斷利益所運行。規劃機構在程序中建構可行性的操作，使得霸權集團的提案權力得以透過程序施展，既有空間社會條件或生態特殊性質則被替代為無危空間計畫的均質配置。 空間規劃在地方空間調節的程序政治中，邁向了促成霸權集團積累空間生產，同時將市民組織的異質訴求轉化為均質空間配置之庸屬化及離地化的角色轉化。這樣的角色轉化機制，使得空間規劃得以在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轉型下，扮演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和諧的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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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社區為導向的實境遊戲作為研究對象，探究社區的實境遊戲如何影響參與者地方經驗與認同。在遊戲中，建構人與地方的情感連結，解構地方過去的經驗與認知，重構人與地方的關係連結。作為人與地方空間互動的媒介，以社區為導向的實境遊戲依據玩法機制可分為「大地遊戲」與「劇本遊戲」兩大類型。 首先，研究者參與體驗社區型實境遊戲《仙宮案前朵貓貓》與《北上海1950：風聲》，兩者都是由在地返鄉青年創作，遊戲愛好者與在地人共同參與。遊戲機制是基於角色扮演的探險闖關與推理解謎，透過故事將角色融入在地居民的生活圈，以此保留在地過去與現在的鄉土記憶，從而分析出以社區為導向的實境遊戲可以建構、解構與重構參與者的地方經驗與認同。 其次，研究者通過與跨領域參與者共同孵化社區實境遊戲的行動實驗，與返鄉青年共同創作融合線上與實境的多人角色扮演的劇本推理遊戲《歸來可「見」鄉？》。以修補濰坊牟家院村人與鄉村關係為目標建構在地連結，以遊戲化的方式解構與重構地方經驗與認同。 最後，研究者通過分析上述案例的參與者的地方經驗與認同的轉變過程，並依據參與式研究的實踐經驗，提出以社區為導向的遊戲化行動模式語言，以此回應實境遊戲如何建構、解構與重構參與者地方經驗與認同的核心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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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來，因應城鎮化與區域生態治理，在中國的長江流域，尤其是江浙一帶，漁民上岸運動十分普遍。然而，少有研究關注水邊人口面對這一政策如何因應。 已有不少研究指出漁船拆解，水面使用權收歸公有之後，漁民群體面臨的轉業滯礙。就本研究所關注的浙江嘉興姚家蕩上岸漁民而言，一部分人成功轉業，也有很多人始終在低端產業迴圈徘徊，在城市狹縫中延續著人水生產關係。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延遲退場效應並非僅僅指向消極和局限，實際上，其內蘊於一種水上人世代沿襲而綿延的與變動地景共存的心態，同時也映射出一種變動空間格局下的多元人際關係。新中國成立以來，針對漁農業人口一系列政策號召，就是為了推動和加速離散社會的整合，晚近的漁民上岸也是其中的重要一步。但延遲效應讓上岸漁民處在一種過渡狀態。 本文的目的，是去洞悉這種延遲退場狀態的成因及價值意義。具體來說，將從一個對筆者而言有兒時記憶的，在漁民上岸過程中被拆解的漁村出發，探討政策號召下，伴隨著地景和經濟結構的變動，與上岸漁民有關的物質（比如漁船）、職業身份與情感流動，進而看到群體內部的差異和互動，在故鄉情結和國家敘事的碰撞下，在部分上岸漁民維繫人水關係的適應性行動中，看見延遲效應對文化存續和在地記憶回溯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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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因為雲端運算技術成熟，資料中心的伺服器需求大增，連帶讓台灣伺服器產業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國家與國內產業界試圖抓住產業轉型的機會之窗，動員起來發展系統軟硬體整合的能力，希望扭轉台灣伺服器產業只能做代工的形象。本研究以國家與國內產業界鑲嵌而成的產業轉型網絡為研究對象，以台灣伺服器產業的轉型經驗為例，探討究竟是哪些關鍵要素驅動了後進國家的產業轉型。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法，透過次級資料分析以及六位相關資深從業人員的深度訪談，建立研究資料庫。在理論層次，本研究融合「發展型國家」、「全球價值鏈」以及「策略性耦合」的理論基礎，建立研究分析架構，檢視自1980年代以來的台灣伺服器產業發展脈絡，以及產業轉型網絡內部相關行動者，在滿足客觀條件的情況下採取了何種行動。 最後，本研究歸納出三項影響台灣伺服器產業轉型的關鍵要素──1. 國家扮演多重角色，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發揮帶領者與協助者的功能；2. 國內產業界參與國際開放標準組織，尋求快速跟隨新技術以及累積聲譽的機會；3. 國內廠商建立新興商業模式與協力關係，扭轉台灣伺服器產業只能做代工的形象。基於這些結論，以及本研究對於台灣伺服器產業發展脈絡的梳理，本研究期望為台灣資通訊與電腦相關產業的眾多相關研究，貢獻其中較少探討的伺服器產業發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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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快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在改變傳統企業或組織集合式的工作模式的同時，資通訊也促使了跨域創新活動和知識交流的方式和空間都產生創新性的變革，因此對於工作場所的區位選擇、辦公空間都擁有更高的彈性化，從而衍生許多新型態的共作空間以及創業活動的產生。故觀察到此現象，本研究以台北市的共作空間作為探討對象，去理解近年來共作空間作為都市中創業者聚集的協作活動對於創業者在不同階段的創業活動中所產生的影響，藉此也試圖去回應有關共作空間與地理及非地理鄰近性、知識交流、社群氛圍等理論的關係。據此，本研究透過針對不同種類的共作空間進行參與式觀察，並且針對不同創業階段參與共作空間的創業者進行訪談，以利於理解創業者與不同類型的共作空間的互動關係。 透過以上的研究資料本研究發現，共作空間藉由地理鄰近性的特性能夠為不同階段的創業者在創業過程所需的空間與資源，並且透過辦公環境的空間安排與一系列的制度設計，聚集不同專業、不同創業階段的創業家在暫時性的共作空間中產生互動。同時在不同形式鄰近性的作用下，這類互動過程不僅有利於創業者面對面的知識交流與協作，甚至還能促使社群感的產生，使得創業者能夠相互建立情感以及信任的連結，開啟更多專案合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