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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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將藉由文獻資料之蒐集與分析，探討現行刑法上「公務員」之定義。其次，將就實務判決，在法律之適用及解釋上，提出本文之疑慮以及批判，以維持法律之安定性及明確性。最後，在不同行為態樣下之不實核銷案，亦應有所區別而須分別加以探討，並不可一概而論。 關鍵字: 公務員；法律解釋；法律適用；法安定性；法明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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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國家機器對土地的浮濫徵收，晚近引起一波反土地徵收的抗爭浪潮。其中苗栗縣大埔事件與灣寶事件成為兩個重要的反徵收抗爭，在這兩個案例中，雖然同處於苗栗縣，也發生在相近的時間點，但有趣的是，兩者動員過程中，灣寶自救會的動員如何能夠在社區內部持續，而相對地大埔自救會的動員力在社區內部逐漸流失，轉向依賴外部網絡的動員。社區動員如何可能？我們嘗試找出造成差異的主要原因，將比較單位分為大埔里�灣寶里，大埔自救會�灣寶自救會，分別對比經濟區位與結構、徵收方式，社區網絡與組織狀況等多元面向。研究發現，在一個反徵收抗爭當中，灣寶的社區網絡是基於社區內部綿密的人際網絡與農耕生產互動，以及與外部組織建立長期的多重連帶（solidarity），而大埔自救會則是面臨一個異質性較高、利益相對分化的以工商業為主要經濟構成的社區，自救會成員與其他社區成員的經濟基礎差異很大，依賴于外部組織的動員，當地社區動員難以長期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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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灣新興科技產業發展方案政策網絡實證分析」為研究題目，即探討政府推動六大新興產業（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精緻農業、觀光拔尖、健康照護與文化創意）暨雲端運算產業（即七大新興產業）發展其相關科技產業發展方案政策績效應如何有效且持續地被評估成為本研究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欲以政策網絡理論之辯證途徑及其模型經結構方程模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SEM）暨使用 IBM SPSS AMOS結構方程模型軟體修正後以作為本研究所提出科技產業發展方案政策網絡結構分析模型，並運用Gephi網絡結構分析暨網絡數據可視化軟體來進行相關複雜網絡結構實證量化分析與網絡結構圖形視覺優化以驗證台灣七大新興產業相關科技產業發展方案間，個別科技產業發展方案政策網絡所實證出複雜網絡分析數據的差異，來做為未來新興科技產業發展方案政策修正與研擬時之參考依據。 透過微觀層面的個別科專政策網絡特性的實證分析可以驗證出本研究所提「科技產業發展方案政策網絡結構分析模型」；透過中觀層面的個別科技產業發展方案複雜網絡結構特性的實證分析可驗證並分析比較七大新興科技產業在相關個別科專聚合為新興科技產業政策網絡複雜網絡結構後網絡特性之差異；透過微觀層面的個別計畫主持人（PI）歷年複雜網絡結構特性的實證分析可驗證並分析比較個別計畫主持人所主持歷年來相關個別科專聚合為歷年動態網絡複雜網絡結構後網絡特性之差異。 本研究實證分析驗證出微觀層面88個個別科專、中觀層面七大新興科技產業與鉅觀層面七大新興產業聚合等三層面全數相關政策網絡複雜網絡結構與特性分析暨圖形化分析，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科技產業發展方案政策網絡結構分析模型」得以完全驗證，並提出中觀層面七大新興科技產業與鉅觀層面七大新興產業聚合及微觀同一計畫主持人歷年五個個別科專聚合等相關9個敘述性分析程序相關數據分析彙整表與9複雜網絡結構分析程序相關測量數據分析彙整表以及9個政策網絡模體圖形化複雜網絡結構作為圖形化範例作為本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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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造就歷史，但歷史卻形塑人類。臺灣擁有複雜的歷史記憶，自中日甲午戰後，中國戰敗將臺灣割讓至日本開始，臺灣人的國家認同便有所更動。隨著國民黨政權來臺，後再經主政者體悟到深根臺灣的重要及考量社會現況後解嚴，歷史背景及外在環境的交錯讓臺灣人民建構起不同的國家認同；香港自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1997年回歸中國大陸，主權的變置對港民的國家認同定位又是如何？本論文透過臺灣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以95、99課綱為研究範圍) 及香港地區中四至中六新高中通識教育教科書 (2005年頒布新高中學制為研究範圍) 分析教材的編纂如何影響下一代之國家認同。透過教材初步整理，本研究歸納「中國因素」、「政體與民間社會關係」、「國際承認」為獨立變項，參雜主政者意識型態為中介變項，茲以社群意識、心理學、文化學角度，歸納整理出「歸屬感」、「參與感」、「優越感」(先天)、「成就感」(後天) 四大面向加以探討教科書中如何編纂並形塑臺灣與香港國家認同概念。為增加本研究信度，另尋兩名臺灣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編纂教授 (兩人亦曾指導過研究生撰寫類似本論文之研究範疇) 以及任教於臺灣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擔任本論文評分員。同時以設計登錄卷方式連結分析四大面向與國家認同形塑的關連性。研究最後，再予研究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或教育研究單位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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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實施績效薪俸政策已有數十年，然而為了尋求制度與法規的穩定性，卻也形成某種程度的僵固與限制，致政府效能不彰。研究顯示，建立公平客觀的績效考核制度及具備合理易行的績效指標是績效薪俸制度成功的關鍵；為使我國公務人員績效薪俸的施行能夠充分達到激勵員工、獎優汰劣的效果，考試院於2010年4月通過「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著眼於鼓勵公務人員與時俱進，以強化政府競爭力。 本研究從較宏觀的角度出發，討論整體內部及外部大環境中之背景影響，並整理歸納我國公務人員績效薪俸的現況和改革內容，透過文獻探討與深度訪談找出制度實行上理想面與現實面的差異原因，最後提出政策建議。本論文結論如次： 1.改革後考績制度的激勵效果仍不足，公平性待酌； 2.現行之待遇結構未能彰顯績效管理精神； 3.制度之改革須考量成本與效益； 4.環境干擾因素之排除有賴首長之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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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政風人員角色衝突對工作滿意度及工作投入之影響」進行研究，藉此瞭解：(1)政風人員角色衝突對其工作滿意度之影響情形及影響程度；(2)政風人員工作滿意度對其工作投入之影響情形及影響程度；(3)角色衝突是否透過工作滿意度對工作投入產生影響。 經對臺北市政府政風處暨所屬政風機構政風人員進行問卷調查，共計回收252份有效問卷，運用SPSS統計軟體進行迴歸分析結果，獲取三項研究結論：(1)政風人員角色衝突，對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負向影響；(2)政風人員工作滿意度對於工作投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3)工作滿意度對角色衝突與工作投入之關係具有中介效果，顯示角色衝突會使政風人員工作滿意度降低，進而減少工作投入。 據上述結論，本論文提出四項建議事項，供上級政風機構及廉政署作為管理政風人員參考：（1）順暢內部協調機制，以減緩政風人員面臨雙重隸屬之角色衝突；（2）調整績效管考制度，減緩政風人員的角色衝突感；（3）強化內部政策溝通，以提高工作滿意度及工作投入；（4）調整現有角色定位，並建立機關間溝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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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行政復議制度與我國訴願制度均屬行政救濟之一環，為人民在行政體系內尋求行政救濟以及行政系統內部自我審查及糾錯之制度設計，惟兩岸自1949年分治以來，在不同之政治制度下，所採行之法律制度必然有所不同之處，本文乃就現行行政體系內之行政救濟制度，就中國大陸行政復議制度與我國訴願制度作一比較分析。 本文除析述中國大陸行政復議制度與我國訴願制度之建立始末，並就我國訴願法與中國大陸行政復議法之立法沿革、修正趨勢為完整介紹外，並就中國大陸行政復議案件與我國訴願案件進行之整體程序，分章就提起行政復議（訴願）之主體、受理之範圍（對象）、審理案件之組織、受理案件之管轄機關及審理案件決定之種類等層面從法規範、學說及實務見解分別予以析論，並藉由筆者曾經實際從事我國訴願實務工作之經驗，就中國大陸行政復議制度與我國訴願制度予以比較研究，探討其中異同之處以及相異之處可否適合為對方相互仿效及借鏡之可能。 最後，則就兩者制度比較分析後提出相關之研究發現，並就我國訴願制度提出相關修正的建議，祈有助益兩岸訴願及行政復議制度之認識與交流，並作為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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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訪制度」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是中國大陸密切聯繫民眾的重要管道，發揮著政治參與、權力監督、利益表達、糾紛解決、權利救濟的功能。但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貧富差距日漸懸殊、各階層利益衝突日趨激烈、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導致「信訪」活動轉為表達形式激烈與大規模群體抗議，而影響社會穩定。 「信訪制度」所面臨的困境，涉及「信訪制度」本身，也與人民思想觀念和大環境體制環環相扣。「信訪制度」是一個充滿中國特色的課題，其蘊含著豐富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研究「信訪制度」遂成為觀察與瞭解中國大陸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視窗。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將研究分成六部份，第一部分：回顧「信訪制度」的歷史淵源與發展；第二部分：歸納「信訪制度」的存在任務與功能；第三部分：理解「信訪制度」的規範結構與體制運作；第四部份：分析「信訪制度」面臨的社會情況與問題；第五部分：探討「信訪制度」的改革策略與動向；第六部份：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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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透過對台北重要Live House「地下社會」的歷史以及樂團、聽眾參與實像之紀錄、整理和耙梳，將地下社會與反抗音樂之意義浮現出來，並往前串聯台灣自1970年代民歌運動以來的通俗音樂與社會反抗之間歷史脈絡和演變，以此理解反抗音樂的演變之中，Live House空間如地下社會曾扮演著如何必不可少的角色。透過資料耙梳和概念建構，我們得以理解地下社會在其創立時期由於處於獨特台灣歷史政經和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洪流之下，使的地下社會既繼承了後戒嚴時期對於轉型正義和政治正義的知青和運動青年理念，保有了音樂與社會意識的強烈連帶感，另一方面卻又因為其開始於網絡世代方興未艾、且個人化、單子化的美學與文化政治開始成為文化反抗重要主題的20世紀末，讓地下社會在21世紀開始後與新生樂團和新的音樂美學想像產生了更多激盪，成為孕育音樂及獨立、反抗精神的重要空間，但也可能便是對美學的不同需求，也顯示出地下社會落幕的背後隱性文化因素。地下社會在台灣反抗音樂的歷史脈絡中，是一生動且寫實的孕生、茁壯、落幕音樂史，而這歷史後面意涵的不僅是政府法規的不合時宜、亦是從科技技術到美學、群聚喜好等社會方面的全方位面向“資源與限制”。 本文主要透過二手文獻分析、訪談和理論對話，企圖建構以地下社會為中軸於其之前以及向後的音樂反抗光譜，甚而成為一個涵跨社會政治經濟脈絡的星象圖（constellation）。由於「Live House」一詞為日式英語，這意味著台灣借用Live House統籌稱謂也受到日本西洋音樂文化發展脈絡之影響，為求全面理解音樂中之反抗因子之淵源脈絡，我們勢得從歐美以致日本的歷史和狀態開始整理，進而反觀台灣音樂反抗樣貌並將之立體化、客觀化，理解台灣每一代的反抗音樂之能為與不可為。在這基礎之下，本文主題之地下社會的我群意義及對社會反抗意識的重要性，便可以清楚地在社會脈絡下窺視其定位；然而本文不受限於定位地下社會，我們意欲將地下社會的經驗、其作為一個空間和社群文化交構之下產生出集體反身性的獨特價值，歸結、整理並概念化為可供未來反抗群體及其空間成為重要參考價值和經驗。因此透過對地下社會的理解，加以提供未來可能的反抗空間重要啟發，是本文之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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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是中共為了融合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與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所做出的特殊制度性安排，也是一個創新的構想。依中共官方的講法，「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而並非一時之計，而是為了實現國家統一，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長遠戰略決策。「一國兩制」的概念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被提出時，其原始動機是為了對台灣進行統戰，解決台灣問題。不料卻因1997年新界租約的大限將屆，沈不住氣的英國政府主動送上門來，鄧小平也就順手借用了「一國兩制」的概念，於一九八二年會見柴契爾夫人時，公開宣布九七之後的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之後更發展出一套「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的十七字真言。隨著一九九七香港回歸(中方稱之為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一國兩制」也就從構想正式變成了憲政制度，不但中共憲法中明文規定了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全國人大更通過了《基本法》來落實《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一國兩制」十二項原則。所以「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行，應可說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但是也正因為「一國兩制」的原始本尊只是一個具中國特色的政治口號，之後雖然隨著時間的演變，配合收回香港主權之任務需要，「一國兩制」逐漸的法律化、制度化，以便能夠被實踐。然而，「一國兩制」的政治性DNA卻有意無意的被它的創造者及其繼承人保留了下來。每當中港之間因為政制問題產生矛盾時，「一國兩制」就成了中方主張「一國」先於「兩制」的最佳利器；另一方面，主張「兩制」先於「一國」的香港泛民主派也會引經據典的去證明，北京無權干預特區所擁有的高度自治。正反雙方都各自從「一國兩制」的十七字真言中得到有利於已的解讀。香港近三十年來所經歷的大大小小政治風波，說穿了都離不開這十七個字。 作者認為探討「一國兩制」真正意涵的唯一方法，就是將時空環境還原到它的起始點。雖然「一國兩制」之構想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即已形成，但是真正將其套用在香港問題上的則是鄧小平。因此本文首要之重的是將「一國兩制」的鉛華洗盡，還它本來面目。將研究重點放在面對香港問題時的鄧小平，期望能夠探求到原汁原味的鄧小平式「一國兩制」意涵。並進一步分析《基本法》中所謂授予特區的高度自治之本質及範圍為何。 此次《白皮書》中以極大篇幅論述特別行政區不擁有剩餘權力之理由；此一論點亦是《白皮書》引起港人極大反彈之原因之一。本文則希望跳脫傳統之聯邦制、單一制國家框架，以非典型複合式國家之樣態解讀特別行政區之國家體制。另外以「保留性的本源權力」 來取代剩餘權力之論述。 最後本文將探討回歸以來北京干預特區行政、立法、司法之各種方式以及對「一國兩制」之負面影響。並分析中港經濟社會進一步融合後，最終會造成「一國兩制」無可避免的空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