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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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護理師這個角色對護理人員來說，是一項新興的工作領域，有許多角色模糊不清的部分。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台灣臨床研究護理師專業角色與執業範疇。此研究擬採二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為運用系統性文獻查證方式，進行國內外以研究護理師專業角色與工作描述相關之全文，作為評核之文獻，而文獻的納入標準為：1).討論角色功能與工作範疇；2).測量群體為執行臨床試驗/研究之第一線收案人員(研究護理師/研究協調員等)；3).以中文、英文發表的全文研究文章。排除評讀的文獻標準為：1).討論護理研究者之文章：2).非討論臨床研究中研究護理師/研究協調員角色議題之文章；3).無全文或非以英文/中文書寫之文章，搜尋PubMed (1950s- 2011)、MEDLINE via Ovid online（1951-2011）、CINAHL(1983-2011)、華藝線上圖書館等索引資料庫，並依文獻內容將臨床試驗執行前期、中期、後期所扮演之臨床角色與需負責的業務，以及專業能力議題，分別條列於評核表中。接著進行二回合的前驅研究，完成問卷設計的表面效度與內容校度。 第二階段採用德菲研究法(Delphi)，擬進行二次專家修訂形成各界對於臨床研究護理師角色功能與執業範疇的共識，專家成員包括：計劃主持人、臨床研究護理師、臨床研究專員、臨床護理師等，共計23人。完成德菲研究法後，召開專家共識會議，將臨床研究護理師分為三個層級(Level 1~ Level 3)，並再邀請35位專家協助評核，以設立各層級應具備之專業能力與執業範疇。 未來可藉此擬訂台灣之臨床研究護理師(CRNs)之專業角色與執業範疇，同時可將本研究結果應用於臨床護理及學校教育，以作為醫院與護理學校設計臨床研究護理師執業規範與培訓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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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醫療進步，肝臟移植對末期肝病病人而言，成為治療的一個新選擇，但因屍體器官短缺，使活體肝臟移植比率大增，本研究目的在瞭解經過活體肝臟移植手術後捐贈者及受贈者之手術歷程、適應經驗及互動關係。 本研究以現象學為觀點，採立意取樣，在北部某一所醫學中心收案，收案時間為2011年8月到2012年5月，本研究訪談捐贈者12位及受贈者11位，共23位，其中有十一組(N=22)捐贈者及受贈者為配對的。本研究以一對一深入訪談方式進行會談，經過分析與歸納，將結果分為三部份：「捐贈者的手術歷程及適應經驗」、「受贈者的手術歷程及適應經驗」、「捐贈者及受贈者手術前、後互動比較」。捐贈者訪談時間範圍為23分~80分鐘，平均為53分鐘。手術歷程歸納為三主題：第一主題「不確定」:其內容為(1)情況不妙、(2)矛盾；第二主題「忍受痛苦」:其內容為(1)快點結束、(2)忍受生理痛苦；第三主題「確認復原」:其內容為(1)我是否已恢復? (2)重新檢視、(3)對生命更有體悟、(4)回歸正常。受贈者訪談時間為25~85分鐘，平均為56分鐘。手術歷程歸納為四個主題，第一主題「死亡威脅」:(1)術前黑暗的日子、(2)得知需要移植的衝擊。第二主題「矛盾」:(1)求生意識強烈、(2)選擇人選；(3)內心掙扎；第三主題「希望復原」:(1)身體虛弱、(2)感受復原；第四主題「重新出發」(1)回顧過去、(2)檢視現在、(3)展望未來。本研究將捐贈者及受贈者的適應經驗分為「內在認知」及「外在行為」兩大主題。第一主題「內在認知」含(1)正向思考、(2)及折衷想法。第二主題「外在行為」分為(1)面對處理、(2)設限防護。本研究分析十一組捐、受贈者互動關係，比較術前及術後的關係變化，發現兩個部份變化，分別為「互動型態轉變」及「互動次數增加」。本研究結果可幫助捐、受贈者表達自己的經驗，讓臨床的醫護人員瞭解其內心真正感受，促進彼此互動關係，以提升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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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賈氏病為罕見的進行性神經退化性疾病，全世界發生率為每年每百萬人口0.5-1人，從出現臨床症狀至死亡約為4.5個月-14個月，目前無有效治療方法。我國自1996年開始持續監測，自2008年後通報病例數激增，年發率及相關流行病學有顯著改變，本研究目的為分析我國2001年~2010年台灣地區庫賈氏病流行分布狀況及相關危險因子，作為防治策略制定的依據，以使監測及防治機制更臻完善。應用回溯性病例對照研究法，以2001年~2010年通報疾病管制局經審查研判為可能、極可能及確定157例病例中118例為實驗組，審查為排除病例中108例為對照組，研究疾病發生之危險因子。結果發現我國年發生率為每百萬人口0.3~0.8人，有明顯上升趨勢，存活分析平均為537天，發病年齡每上升1歲，存活風險增加1.064倍，影響罹病之危險因子以至國外旅遊者、喝酒及家族罹患失智症顯著增加。所以衛生主管機關宜及早規劃因病例增加及存活時間增加所衍生之長期照護需求及落實相關感染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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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父母在癌症病童疾病治療階段的不確定感及其相關因素。研究方法採橫斷式研究設計，以立意取樣方式於台灣北部地區兩家醫學中心之兒童癌症病房進行收案，共收集103位癌症病童父母為研究對象，包含40位父親及63位母親。研究工具包括:兒童基本資料表、父母基本資料表、Mishel雙親知覺不確定感量表、本土化雙親不確定感量表、情境焦慮量表及健康生活品質量表。資料分析以SPSS Statistics 17.0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描述性分析、t檢定、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 研究結果，母親平均年齡40.5±5.7歲，父親平均年齡44.5±4.6歲，研究發現：1.癌童父母親整體在不確定感受，以Mishel雙親不確定感量表測量結果依序為「模稜兩可」最高，其次為「不可預測性」，再者為「不明確性」，最低為「缺乏訊息」；以本土化雙親不確定感量表測量結果依序為「不可預測性」最高，其次為「模稜兩可」，再者為「不明確性」，最低為「缺乏訊息」。2.本研究癌童基本屬性與父母親不確定感受皆無顯著相關。3.癌童父母親基本屬性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家庭月收入」與父母親不確定感受有顯著相關。即教育程度愈低、喪偶及月收入小於6萬元的癌童家庭，父母的不確定感愈高。4.癌童父母親之情境焦慮與不確定感為正相關，生活品質與不確定感為負相關。5.癌症病童父親與母親的不確定感並無因性別角色而有所差異(t=.029，p=.977)。6.分析父母親整體之「本土化雙親不確定感量表」與「Mishel雙親知覺不確定感量表」相關(r=.842，p=.000)、與「情境焦慮量表」相關(r=.549，p=.000)及與「健康生活品質量表」相關(r=-.510，p=.000)，皆達顯著相關(p<0.05)，表示本土化雙親不確定感量表有良好的效度。 依據研究目的針對癌童父母的不確定感，研究者自擬「本土化雙親不確定感量表」，與「Mishel雙親知覺不確定感量表」比較，雖然次量表得分順位上有差異，但已有初步不錯的信效度，且僅12題可使參與研究者減少作答時間及增加填答意願，若能進一步進行更多研究修訂改善，相信可以成為一簡易、受歡迎、有效的並符合本土文化的台灣版雙親不確定感量表。 本研究證實不確定感與焦慮及生活品質有相關性，因此了解癌童父母的不確定感是相當重要。醫護人員不僅照護癌童的健康，也需注意父母親的心理層次的需求。對於社經地位較低及喪偶者多予以關心及協助，依其個別家庭提供相關健康教育及資訊，以緩解父母親不確定感，盡可能協助家庭維持適應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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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目的 癌症病人進展至疾病晚期時，有很高的機會突然面臨死亡，因此必須要能儘早針對生命末期醫療方式進行討論。預立醫療照護計畫的介入，進而協助病人完成預立醫療指示是末期醫療照護的核心理念。然而，癌症病人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計畫進而預立醫療指示的比例仍相當低，且對於其影響機制仍缺乏完整的概念架構及預測模式。故本研究目的為，確立癌症病人預立醫療指示的行為準備度之預測模式，以作為預立醫療照護計畫介入之依據。 方法 本研究採前瞻性、橫斷式調查研究設計。以北部某醫學中心的腫瘤及血液腫瘤科病房，年滿二十歲之住院癌症病人為對象，採結構式問卷面對面訪談或自填方式收集資料。主要測量項目包括，預立醫療指示知識、預立醫療指示決策權衡、重要他人影響度、決策自我效能、醫療決策自主偏好、維生處置偏好等自變項，以及依變項預立醫療指示行為。所收集之資料以SPSS 16.0版及Amos 7.0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描述性統計呈現研究對象屬性及各變項分布情形，再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雙變項相關分析與回歸分析找出主要影響變項，進而使用路徑分析建構癌症病人預立醫療指示的行為準備度之預測模式。 結果 本研究211位研究對象平均年齡為47.29歲（SD= 13.69），以男性、已婚、教育程度高中職(含)以上、信仰佛道教者居多; 罹患固態惡性腫瘤者占六成(60.2%)，目前癌症階段屬於控制期者居多(56.7%)，曾接受過的癌症治療方式以化學治療者最多171人次(82.6%)，KPS 90分者(76.8%)或ECOG 1分(79.3%)者占大多數。主要研究結果為，1) 僅約近三成四的癌症病人曾與他人討論過自己的末期醫療偏好;「預立醫療指示」行為準備度，以處於「意圖期」者居多(52.6%)，僅2.8%癌症病人已預立醫療指示。2) 路徑分析結果顯示，預立醫療指示決策權衡、重要他人影響度、醫療決策自主--末期病情告知、偏好接受急救措施--無藥可治、ECOG等因素為預立醫療指示的行為準備度之直接預測因子，修正後總解釋量為30%。3) 預立醫療指示決策權衡為預立醫療指示知識、決策自我效能對預立醫療指示行為準備度之中介變項。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跨理論模式蒐集到之實證結果顯示，癌症病人在末期醫療決策上多期待能與醫療專業人員、家人共同討論。醫療專業人員應要評估病人對於預立醫療指示的意願，主動提供相關的訊息，並有系統的討論與介入，以提升預立醫療指示簽署率。在教育及政策面上可從，預立醫療指示決策權衡、預立醫療指示重要他人影響、醫療決策自主偏好--告知末期病情、接受急救措施的偏好等重要因素進行介入性措施。此外，提升癌症病人對於預立醫療指示的認知，以及增進個人在醫療決策時的自我效能，將有助於強化癌症病人對於預立醫療指示正向的感受 ，進而增加其對於預立醫療指示行為準備度。本預測模式可作為設計預立醫療照護計畫介入措施之參考依據，以提升癌症病人預立醫療指示的行為準備度。未來建議納入更多元的研究群體，進行縱貫性研究，以增加樣本代表性及結果的推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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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目的】 糖尿病患者的治療以追求理想血糖控制為目標，然而對施打胰島素的患者而言，低血糖成為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的重要限制因素。患者學習與疾病共處的過程中，往往陷入兩難的困境，一方面害怕經歷低血糖事件，同時也擔心處理低血糖症狀導致血糖過高，因而導致血糖控制不佳與情緒困擾。「問題解決」被認為是糖尿病自我管理重要的核心內涵。有效的問題解決可以協助糖尿病患者處理與疾病相關的照護問題，患者藉由問題解決的技巧，主動確認及尋求各種可能策略來處理自己的問題，促進及維持行為改變且朝向自我管理的目標。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糖尿病患者面對低血糖問題之解決過程。 【方法】 本研究採用橫斷式問卷調查法，以立意取樣方式，自99年6月至100年6月以北台灣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的新陳代謝科門診為收案場所，樣本為年滿18歲；經醫師診斷第一型或第二型之糖尿病患者至少一年；接受胰島素注射治療；且半年內，曾經發生至少1次低血糖事件者，共計230位研究樣本。主要測量工具有「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問題解決量表」以及「疾病負向情緒量表」進行資料收集，以SPSS Window 16.0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資料方法有描述性統計、Mann-Whitney U test、Kruskal-Wallis test、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卜瓦松迴歸以及多元迴歸分析。 【結果】 本研究230位研究對象以男性、已婚、非獨居、無職業者以及第二型糖尿病患居多；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有53.9%，平均年齡48.62歲(SD=17.50)，胰島素治療的平均時間為7.53年(SD=7.13)，平均糖化血色素值為8.64(SD=1.88)，半年內發生低血糖的總次數多達3,999次(每個月平均低血糖次數665.5次)。重要的研究發現為: 男性、非獨居者、未婚、教育程度愈低、有職業、第一型糖尿病患者、胰島素治療時間愈長、使用胰島素治療以及糖化血色素值愈低等九項因素是低血糖發生次數增加的重要預測因子。整體問題解決能力平均得分在中上程度，低血糖問題解決的三個量表得分最高為「問題定向」，最低的是「立即反應」量表；單題平均得分在「問題解決技巧」量表之「執行」與「可供選擇的方案」分量表得分最低。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問題解決能力，低負向情緒組明顯優於高負向情緒組。低血糖問題解決過程之立即反應、問題定向與問題解決技巧呈現正向的顯著關係。教育程度、接受藥物治療方式、發生低血糖次數以及疾病情緒適應是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問題解決能力之重要影響因素，共可解釋27%的總變異量。 【結論】 本研究以社會問題解決理論為基礎，勾勒出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問題解決模式，研究結果支持低血糖問題解決過程之「問題定向」、「立即反應」與「問題解決技巧」之間有顯著的關係，可作為低血糖自我管理的參考依據。「低血糖問題解決量表」的測量工具，未來可以提供臨床醫護人員快速檢視患者的低血糖問題解決能力，且經由此區辨特別需要協助問題定向與問題解決技能的患者，給予適當問題解決的培訓。未來研究能以縱貫式研究法來進行，擴大研究群體(如:各類型醫療院所、其他區域以及增加國中、國小不同教育程度的研究對象等)，以增加不同代表性的參與樣本，繼續強化研究結果的推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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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目的：隨著社會的變遷，因經濟、文化、婚姻價值觀改變，使得台灣男性婚配對象轉向東南亞籍的女性，而上述經由婚姻關係所產生的家庭稱之為『新移民家庭』。父親在家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新移民家庭更是以父親角色為家庭主軸，如能學習並了解父親參與親職及父子依附間的關係，進而提供這些父親學習的機會，將有助於新移民家庭父親執行角色的認識，也對這些新台灣之子日後在身心發展、社會行為及健康維持有深遠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比較台籍家庭和新移民家庭的差異，並瞭解新移民家庭中父親參與親職和父子依附關係的關聯性，並進一步與台籍家庭做比較。 研究方法：本研究運用混合方法（Mixed method design）,以量性的橫斷式問卷調查為基礎，並輔以質性研究之訪談進行研究。研究工具係採用父職參與量表、父子依附量表於台籍家庭及新移民家庭各30位父親進行問卷調查，再追蹤6位新移民家庭父親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深入了解其育兒及生活經驗。 研究結果： 一、新移民家庭和台籍家庭在人口學上父親因素（父親年齡、年齡差異、父親職業、父親工作、父親教育程度）、配偶因素（配偶年齡、配偶教育程度）及家庭因素（配偶有無工作、家庭月收入）等項目有顯著的差異。新移民家庭的父親特質為：年齡較台籍父親年長、其教育程度及工作性質都屬於中下階級。在同樣養育六歲幼兒的條件下，新移民家庭的父親仍然比一般父親承受較多的家庭傳承壓力、經濟壓力，並且和外籍配偶間文化差異的磨合，在孩子出世後還需要肩負教養的責任等。 二、父職參與以滿分5分標準來看，在台籍家庭父親（mean=3.24）或是新移民家庭父親（mean=3.19）其投入程度皆偏高。父子依附以滿分標準4分來看，台籍家庭父親(mean=3.76)或是新移民家庭父親(mean=3.79)其父子依附的投入程度來看皆相當高。 三、父職參與的程度和父子依附關係在台籍家庭和新移民家庭的父親均沒有達到統計的顯著差異。新移民家庭父親在父職參與和父子依附達到顯著的相關性（r=.39, p < .05），而台籍家庭父親在父職參與和父子依附關係則無顯著相關性存在（r=.09, p > .05）。 四、新移民父親之質性分析可整理歸納出五個概念主軸：一、生命階段任務達成 二、磨合適應彼此生活 三、父親的喜悅和責任 四、經濟重擔一肩扛起 五、希望孩子健康長大。 討論與建議：本研究結果可在護理實務上可協助臨床醫護人員了解新移民家庭父親的獨特性、增加對家庭專業議題的知識，進而助於維持家庭的穩定並發揮其功能。而研究結果也可提供相關單位成立新移民家庭婚前諮詢小組，包括遺傳諮詢、疾病預防、心理調適、育兒知識及生育控制等，減少面對生活的不安與焦慮，最後也能增加醫護養成教育中在學校教育過程提供對跨文化護理的知識，使未來的醫護人員能具備此能力，進而提供更良好的護理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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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重鬱症影響了個案的生存意願、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和社會經濟等負荷，其中生活品質常被用來當作醫療處置、介入的評量標準之一，憂鬱症狀和社會支持影響了重鬱症患者的生活品質，而患者的社會支持與人際衝突主要來源是與伴侶的關係，但目前較缺乏探討與伴侶的安全依附關係和生活品質相關的研究。 目的：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門診重鬱症患者與其伴侶的親密關係、性功能、憂鬱程度及生活品質之相關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橫斷式（cross-sectional）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purposive sampling）於北部某醫學中心及基層醫療單位精神科門診進行收案，共收案141位服用抗憂鬱劑兩週以上、有伴侶之20到65歲門診重鬱症患者，使用自填式結構性問卷收集資料。研究工具包括：自擬人口學特性問卷、貝克憂鬱量表（BDI-II）、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量表－台灣簡明版（WHOQOL-BREF-TW）、親密關係量表（ECR-R）、簡版性功能變化問卷（CSFQ-14）。 研究結果：1.本研究樣本群多數為門診規律服藥者，憂鬱程度為輕度憂鬱，生活品質的生理健康、心理、社會關係範疇低於一般常模（健康與生理疾患者），焦慮依附與逃避依附傾向較一般人高，61.4%傾向有性功能障礙。2.以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檢定發現憂鬱程度、不安全的親密關係與生活品質呈負相關，性功能與生活品質呈正相關。3.根據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結果，憂鬱程度是生活品質各範疇之主要預測因子，也是性功能除了性愉悅之外的主要預測因子，憂鬱程度越高則生活品質及性功能越差。4.與伴侶的親密關係是生活品質社會關係與環境範疇、性愉悅的主要預測因子，焦慮依附及逃避依附傾向越高則社會關係範疇的生活品質越差，焦慮依附傾向越高者環境範疇的生活品質越差。5.性功能對生活品質各範疇皆無預測力。 結論:重鬱症患者在生活品質、親密關係、性功能仍較一般人差，根據本研究結果，建議應以緩解憂鬱症狀嚴重度為優先，並包含評估與伴侶的不安全依附之親密關係於支持照護中，以改善門診重鬱症個案在生活品質及性功能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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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肺癌患者主要治療方式為開刀，開完刀後多數患者只需定期返回醫院長期追蹤即可，但術後症狀可能會一直持續影響患者，其中最常見的症狀是睡眠品質不佳，睡眠是人類維持基本生活功能不可或缺的關鍵之一，長期的睡眠不足除了影響生活品質之外，甚至會造成健康上的不良影響，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早期肺癌患者術後睡眠品質及個人特質（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狀況等）、疾病治療特質、生理、心理相關因素與睡眠品質之間的關係。 研究設計為描述相關性、縱貫式研究設計，針對接受手術之早期肺癌患者術前及術後一個月，以立意取樣使用結構試問卷進行資料收集，於台北某醫學中心之胸腔外科門診收案。包括：「背景資料量表」、「匹茲堡睡眠品質量表」、「睡眠干擾量表-身體緊繃及精神緊張次量表」、「歐洲癌症治療與研究組織之生活品質量表之症狀量表及肺癌模組」、「Godin休閒時運動量表」、「醫院焦慮及憂鬱量表-憂鬱次量表」、「Mishel疾病不確定感量表」。 總共收案67人，研究結果發現 (1) 超過一半的患者匹茲堡睡眠品質量表得分超過5分（大於五分表示睡眠品質不佳），34.3%的人每週3次以上需躺超過30分鐘才能入睡，39.8%的人睡眠效率小於85%，睡眠困擾為得分最高之構面，感到中度困擾以上的有43.3%， 31%的患者對自身的睡眠品質感到不滿意或是非常不滿意，平均睡眠時數6.8±1.5小時，有2成左右的人每週需服用安眠藥三次以上，而將近半數的人感到自己睡眠不足；(2) 不同教育程度之睡眠品質有顯著差異；(3) 患者之身體活動度及症狀嚴重度等皆與睡眠品質無關；(4) 心理相關因素方面，憂鬱情形與睡眠品質無相關，但不確定感及焦慮與睡眠品質成顯著相關。(5) 術後精神越緊張、術前睡眠品質越差以及教育程度越低可有預測患者術後睡眠品質越差，其解釋變異量為46.3%。 睡眠問題非常重要，臨床醫療人員卻較少重視，臨床醫療人員應了解患者的睡眠情形及了解其相關因素。本研究可做為臨床評估及處置早期肺癌患者睡眠狀態之參考，達促進睡眠品質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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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肝癌佔全球癌症發生率的第七位，癌症死因的第三位。在台灣，肝癌佔所有癌症死因的第一位，每年有七千多人因肝癌而死亡；此類患者有高住院率及使用多種治療藥物，而藥物不良反應常是使人罹病、住院及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的】瞭解晚期肝細胞癌住院病人發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之現況、預測因子及存活。 【方法】本研究採橫斷式描述相關性研究設計，以病歷回溯方式及結構式表單進行資料收集。以台灣北部某醫學中心2010年1 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接受抗腫瘤藥物治療之晚期肝癌住院病人為研究對象。探討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的現況以及人口學特性、疾病及治療狀況、醫療照護型態對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的影響、及嚴重藥物不良反應對存活的影響。以“廣義估計方程式（GEE）模式分析嚴重藥物不良反的危險因子和預測因子。以Kaplan-Meier存活分析，分析發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之存活時間及整體存活時間及以 Cox迴歸分析及風險比例模型分析死亡的危險因素。 【結果】本研究結果顯示，晚期肝癌住院時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率為27.74%，而住院中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率為1.29%。發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者的平均年齡較大 (60.36歲±SD=13.55 vs. 50.9±SD=15.55)、有門靜脈栓塞 (53.5% vs. 33%)、C型肝炎 (23.3% vs. 7.1%)、Child-Pugh Class B (48.8% vs. 25%)、中度或重度腹水 (25.6% vs. 8%)、心臟病( 4人次 9.3% vs. 2人次1.8%)、其他癌症( 6人次 14.0% vs 8人次7.1%)、或胃腸潰瘍(60.5% vs. 36.6%)者的比率較多，而沒有發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者有較高比率的B型肝炎(69% vs. 84.8%)、肺部轉移(20.9% vs. 418%)。 存活時間：研究對象發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後之存活時間有差異，但整體存活時間無顯著差異。運用Kaplan-Meier 存活分析結果：(1)發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者中位存活時間(17±8.66天，95% CI 0.028- 33.97))，明顯少於沒有發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者的中位存活時間(61±9.34天， 95% CI 42.69-79.31), p=0.019。(2)沒有發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者之整體存活時間中位數為196±34.43天( 95% CI 128.52-263.47)，而發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者之整體存活時間中位數為130±77.48天(95% CI 0.00- 281.86)，Log-Rank (Mantel-Cox)檢定χ2= 2.212, p=0.137。 嚴重藥物不良反應之影響因素：以GEE 逐步迴歸分析結果發現三個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預測模式，分別為： (1) 出血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預測因子：研究對象治療前白蛋白指數越高(OR=5.27, 95% CI 1.42-19.59)、有門靜脈栓塞 (OR=17, 95% CI 3.41-84.79)、腹水越嚴重(OR=4.56, 95% CI 2.12-9.81) 、有心臟病(OR=45.2, 95% CI 8.76-233.11)、有胃腸潰瘍(OR=6.71, 95% CI 1.74-25.78)、有其他癌症 (OR=168.51, 95% CI 22.51-1261.33)、及此次肝癌治療藥物為Sorafenib或其他標靶藥物±節拍式化學治療(OR=10.17, 95% CI 3.37-30.65)，比較會發生出血嚴重藥物不良反應；而有糖尿病者比較不會發生出血嚴重藥物不良反應。Nagelkerke R 2= 0.503，the modified Hosmer-Lemeshow 檢定 p = 0.976，AUC=0.903。 (2) 感染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預測因子：研究對象治療前的肝功能狀態為Child-Pugh Class B (OR=1.14, 95% CI 0.30-4.31)、有C型肝炎(OR=5.06，95% CI 1.4-18.32)、年齡較大(OR=1.11，95% CI 1.06-1.16)及此次肝癌治療藥物為化療±標靶治療 (OR=2.99, 95% CI 0.63-14.08)者，比較會發生感染嚴重藥物不良反應；而有高血壓(OR=0.04，95% CI. 0.01-0.17)或曾經接受肝癌局部治療(OR=0.22，95% CI 0.07-0.66)者，比較不會發生感染嚴重藥物不良反應。Nagelkerke R 2 = 0.356 (>0.3)，The modified Hosmer-Lemeshow 檢定 p = 0.455 (>0.05)，AUC=0.848。 (3) 發生任一型態的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預測因子： 研究對象治療前的肝功能狀態為Child-Pugh Class B (OR=5.13, 95% CI 2.28-11.56)、有門靜脈栓塞(OR=2.28，95% CI 1.0-5.22)、α-fetoprotein>400ng/ml (OR=2.26, 95% CI 0.79-6.50)、有心臟病(OR=5.09, 95% CI 0.86-30.32)、年齡較大(OR=1.08，95% CI 1.04-1.11)、及此次肝癌治療藥物為其他標靶±節拍式化學治療(OR=2.44, 95% CI 0.94-6.34)者，比較會發生任一型態的嚴重藥物不良反應；而有高血壓(OR=0.22，95% CI. 0.07-0.68)者，比較不會發生任一型態的嚴重藥物不良反應。Nagelkerke R 2 = 0.324，The modified Hosmer-Lemeshow 檢定 p = 0.591，AUC=0.808。 研究對象之存活的影響因素：以單變項分析發現，研究對象治療前ECOG身體功能狀態>1、曾接受肝癌外科手術、有胃腸潰瘍、及此次肝癌治療為化學±標靶治療與病人的存活相關(p 皆< 0.05)。以Cox迴歸模式分析結果顯示，接受全性藥物治療之晚期肝癌患者，治療前α-FP>400ng/ml (HR=3.942 95% CI 2.04-7.614)或腫瘤>5cm (HR=4.084, 95% CI 1.909-8.735.)、曾經接受肝癌相關外科手術(HR=3.331, 95% CI 1.648-6.743)或全身性治療(HR=2.280, 95% CI 1.184-4.392 )、及發生SADR (HR=2.912, 95% CI 1.595-5.316)，其發生死亡風險相對的比較高。而治療前白蛋白指數越高(HR=0.238, 95% CI 0.127-0.446)或此次肝癌治療為化學治療±標靶治療(HR=0.207, 95% CI 0.067-0.638)，其發生死亡風險相對的比較低。 Adjusted generalized R2=0.5011，Concordance: 0.77 (SE: 0.045)。 【結論】晚期肝癌住院病人嚴重藥物不良反應已是臨床上重要的議題，約有30%的住院與嚴重藥物不良反應有關，且高致死率，主要死亡原因為出血及感染。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的嚴重藥物不良反應受多種不同的因素影響，而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也會影響病人的存活。本研究之結果可以提供臨床醫護人員在照護晚期肝癌病人時的參考依據，以及提供未來發展相關研究及政策的參考，以預防或減少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