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學位論文/Graduat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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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來白內障手術儀器的發明、人工水晶體材質和設計、植入系統的改進及手術技巧的成熟 ，對於白內障病患的治療目標不僅止於視力的恢復，更期望達到趨近完美的視覺品質。 要達到提升視覺品質的目的，除了用光學鏡片矯正低階像差（包括：近視、遠視、散光…等）外，還必須盡可能去除眼球光學路徑中所產生的高階像差，才能使影像能精準的在視網膜上呈現。 眼球光學路徑中的高階像差主要是由角膜及水晶體兩個部份產生，隨著老化過程角膜及水晶體的高階像差都會逐漸增加，因而影響視覺品質。然而白內障手術去除了混濁的水晶體，但是所植入的傳統球面水晶體（spherical intraocular lens）雖然提供了透明無瑕的光學區，卻忽略了角膜所產生的高階像差，尤其是球面像差（spherical aberration）。因此有研究設計出新型態非球面人工水晶體（aspherical intraocular lens），希望藉由進一步矯正角膜球面像差來增進白內障受術後病患之視覺品質。 本研究利用電腦角膜地形儀、前導波像差分析儀及電腦分析軟體；另外測量對比視力及對比敏感度作為視覺品質指標，以研究分析：一、年齡對病人角膜表面及眼球整體高階像差的影響。二、接受白內障超音波乳化術併人工水晶體植入的病人手術前後角膜及眼球整體高階像差的變化。三、比較接受白內障超音波乳化術併植入傳統球面人工水晶體(spherical IOL)，或新型態非球面人工水晶體(aspherical IOL)術後高階像差及視覺品質的不同；並分析其可能影響因子。 研究結果發現：隨年齡增加，各階角膜像差無變化，眼球整體高階像差漸增，是由於水晶體隨年齡變化造成球面像差漸增所致。白內障手術前後角膜高階像差無變化；手術後眼球整體球面高階像差增加，主要是由於植入傳統球面人工水晶體造成。白內障手術後植入新型態非球面人工水晶體明顯降低了眼球整體球面像差，但與植入傳統球面人工水晶體比較，在瞳孔不大於4.5公厘的情況下，不論對比視力或對比敏感度兩組無差別，因此並無提供較佳之視覺品質。 未來可以根據這些研究結果作為改進人工水晶體設計、並且對於不同人工水晶體植入前病患條件之選擇提供一參考方向，甚至期待有個別化（customized）人工水晶體設計的出現，使白內障病患手術後能達到更近完美的視覺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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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估計每年可感染全球人口的20 %，甚至可能因基因重組造成全球大流行。疫苗是用來預防A型流感主要方式，然而疫苗株台灣地區卻僅有53-82 %的保護率，且由於A型流感病毒具有高突變率，使得抗病毒藥物及疫苗很容易失效，因此發展新的預防或治療方式是目前當務之急。微小干擾核醣核酸是細胞用來調控核醣核酸的機制，使得一些核醣核酸不能夠執行其功能。而A型流感病毒之基因片段中有一些長久保存不變的序列已執行重要的功能，這將是微小干擾核醣核酸理想的抑制目標。 研究方法：在兩個A型流感病毒株(A/Panama/1/68, H3N2; A/WSN/33, H1N1)的目標基因(NS1 gene，PA gene，NP gene)之片段中選擇出數個較具高度保留的區域，並在此之間找出適合作為siRNAs標的序列的二十八個核酸序列，重組為可表現short hairpin RNA(shRNA)之質體，並使用轉染溶液jetPEI、Lipofectamine 2000及lentivirus進行MDCK-ATCC與MDCK-p69細胞株轉染。經由紅血球凝集測試、定量PCR或病毒斑分析等方式，觀察其是否具有抑制流感病毒的效果。若找出數個較佳抑制病毒效果的微小干擾核酸之序列，亦進行細胞之共同轉染以觀察有無加成作用。 結果：利用流式細胞儀可發現使用jetPEI與Lipofectamine 2000對MDCK-ATCC之轉染效率各約為20-30 %及34%，轉染效率與繼代數呈反比。文獻中發現具抑制效果之NP-1496 siRNA，需大量經jetPEI轉染才可發現病毒抑制效果 (50-75% HA unit decrease)。H3N2 (A/Panama/1/68) siRNA之研究中十四段標的序列之轉染可見PA-1’序列最具有病毒抑制效果 (50% HA unit decrease)，PA-2、NP-3與PA-4’序列則亦於紅血球凝集測試中具病毒抑制效果，而較有效之shRNA質體共同轉染之組合則並無加成作用。PA-1’於病毒斑分析中亦可見抑制效果 (67% plaques decrease)。H1N1 (A/WSN/33) siRNA之研究中於MDCK-p69細胞株轉染，可見PA-1’與NP-1496序列於紅血球凝集測試中有部份病毒抑制效果 (50-75% HA unit decrease)。若以pseudotyped lentivirus與puromycin進行MDCK-p69細胞之感染與篩檢，則可將轉染效率提高至74%，而序列PA-1’與NP-3皆可見到較明顯之病毒抑制效果 (50-88% HA unit decrease)。shRNA序列之抑制效果與否與標的序列之3’端為stem或loop 結構較無明顯關聯。 結論： PA-1’為較有效抑制A/Panama/1/68, H3N2或A/WSN/33, H1N1之標的序列，其餘序列則出現效果分歧的結論，而更換環狀序列並無增進抑制效果之成效。shRNA expression cassette抑制病毒效果與質體轉染效率、細胞繼代數及轉染後感染之時間點有關，而lentivirus系統轉染之效率優於liposome系統。即使是鄰近序列，對於病毒抑制的效果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別。標的基因3’端之二級結構與病毒抑制效果之間的關係仍需要更多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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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衰竭(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為臨床上甚為常見的嚴重呼吸系統病症，其中包括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一般而言ARDS的整體死亡率在40%至60%左右，死亡原因大都以敗血性休克或多重器官衰竭為主。由於ARDS的嚴重性相當高，找出其危險因素並藉以避免其發生，應為重要的課題。然而由於ARDS實際發生在這些具有風險因子的病人機率並不是非常高，故推論應該有部份歸因於基因遺傳的影響；因此研究基因的變異性，或許能夠提供重要的機轉訊息，使吾人更為瞭解其發生機制。呼吸器雖然是ARDS治療的重要工具，它可能也會導致肺臟的不良反應，稱之為呼吸器引發肺損傷(ventilator-induced lung injury, VILI)。傷害性的呼吸器設定不但會引發肺損傷，也會造成肺外傷害及全身性的病變，導致多重器官衰竭。因此持續性地研究ARDS的發生機轉，應該會對臨床治療ARDS和其他嚴重的呼吸衰竭有所幫助。 近年，血管張力素(angiotensin)在肺臟發炎以及肺損傷方面的影響也成為學者研究的目標。第二型血管張力素，而後者正是具有許多重要生理功能的分子。第二型血管張力素被認為是生物體內引起發炎反應的一個重要的媒介物，它能活化發炎的步驟，其機轉係經由其第一型(AT1)和第二型(AT2)受體的作用而在細胞內調節並增加促進發炎的細胞激素和化學激素的表現量，啟動並活化NF-kappaB路徑。因此基於以上的文獻證據，吾人可以認為腎素-血管張力素系統在ARDS以及呼吸器引發肺損傷方面可能扮演具有意義的角色，在肺臟發炎以及肺臟功能異常化的過程中可能參與部分任務。 基於以上的認識，吾人進行了以下的研究。第一部份為分析ARDS的臨床表現之回溯性觀察性研究，目的在呈現醫學中心ARDS之臨床特徵。研究結果在30個月間共145名ARDS病人，其平均年齡為58歲(實際年齡區間為1-96歲)，其中男性病人佔較多數(63%)。病人的原有疾病以惡性腫瘤最為常見(36%)，其次為糖尿病(17%)以及中樞神經疾病(10%)。由於ARDS病人氧合能力明顯減低，其PaO2/FIO2的平均數值為86.8±3.8 mmHg，而肺損傷計分(lung injury score)則為2.89 ± 0.4，皆顯示為嚴重的呼吸衰竭；另外病人亦有明顯的發炎現象(平均白血球數量為15556/mmL)。所有病人中，90%接受呼吸器治療，而118人在加護病房使用呼吸器。全部病人中87%出院時死亡，而其中即使大多數病人雖接受積極性的加護病房治療，仍有74%之出院死亡率。另外，共有77名病人(53%)在診斷ARDS的同時即符合敗血症或敗血性休克之診斷，或在ARDS發生後48小時內出現這些診斷。ARDS診斷14天內有109位病人(75%)死亡，而接受呼吸器治療的130位病人中，46人(35%)死於多重器官衰竭，而36人(28%)則死於嚴重呼吸衰竭。在住進加護病房原因是ARDS的72位病人之中，其出院死亡率為82%。在接受積極性的加護病房治療的70病人中，19人(27%)在住進加護病房7天內死亡，而其出院總死亡率為74% (共52位病人)。這52位接受積極治療但終究不治的病人，其最主要的死因是多重器官衰竭(54%)，其次為呼吸衰竭佔23%和敗血性休克(佔17%)。 第二部分為ARDS基因相關性之前瞻性與觀察性之臨床研究。加護病房ARDS病人、具有風險病人，及未具有風險病人進行臨床資料分析以及ACE基因多型性分析(利用聚合酶鍊鎖反應[PCR]方法)。共納入ARDS101位、具有風險病人138位，以及不具有風險210位。ARDS病人平均年齡為60 ± 21歲，具有風險者為71 ± 16歲，而不具有風險者則為57 ± 13歲。ARDS的男女各為68和33人，「具有風險」者各為86和52人，而「不具有風險」者則各為146和64人。在基因型分析與對偶基因型頻率分析結果方面，顯示每一組的ACE基因型(II, ID, DD)分佈皆未明顯地偏離Hardy-Weinberg平衡，而三組群體的D型對偶基因所佔有的比例皆在0.3以下。比較三組群體的基因型(II, ID, DD)以及對偶基因型分佈(I及D)，顯示ARDS病人、「具有風險」病人，以及「不具有風險」病人這三組群體之間，沒有出現顯著的差異。在ARDS的一組中，若將病人依照基因型再分為II、ID、DD三組，則其性別(II、ID、DD之男性分別佔68%，68%與67%；p=0.87)、年齡(II、ID、DD分別為59 ± 22歲，60 ± 22歲和63 ± 17歲；p=0.995)以及原有慢性疾病等的分佈皆無顯著差異；三組基因型病人的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發生主要危險因子中，社區性肺炎所佔比例 (II、ID、DD分別佔59%，45%與56%；p=0.427)、APACHE II計分(II、ID、DD分別為21 ± 7，23 ± 8與19 ± 6；p=0.16)與肺損傷計分(II、ID、DD分別為3.1 ± 0.6，3.1 ± 0.4與3.2 ± 0.4；p=0.96)亦均未出現顯著差異。在結果方面本研究101位ARDS病人28天內的死亡率為54%，然而不同基因型之間的死亡率卻出現顯著的差異：II基因型為42%，ID為65%，而DD則為75% (p=0.036)。Kaplan-Meier估計曲線顯示三組的存活機率有著明顯的差異，其中II基因型的28天存活機率最高。吾人將DD與ID兩組病人的臨床資料合併統計(稱為「非II基因型」)，顯示II組相對於非II組有著明顯較高的機率存活到第28天。再將可能影響死亡的因素進行單一變項及多重變項存活率分析，顯示ACE的基因型是影響ARDS病人第28天存活機率的獨立因素(多重變項分析之hazard ratio為0.46；95%信賴區間為0.26-0.81；p=0.007)。另外一個獨立影響存活的因素為院內發生之肺炎所引起之ARDS (多重變項分析之HR為2.34；95%信賴區間為1.25-4.40；p=0.008)。另外，APACHE II計分則可能為影響存活機率的因素(p=0.082)。病人出院時之死亡率為71%；不同基因型之間的差別發現有著明顯的差異，依序為：II為 60%，ID為82%，而DD則為88% (p=0.038)。單一變項以及多重變項存活率分析顯示ACE的基因型是影響ARDS病人出院存活機率的獨立因素(多重變項分析之hazard ratio為0.53；95%信賴區間為0.32-0.87；p=0.012)。另外一個獨立影響存活的因素為院內發生之肺炎所引起之ARDS (多重變項分析之hazard ratio為2.13；95%信賴區間為1.24-3.68；p=0.006)。 第三部分為呼吸器引發肺損傷( VILI)之動物實驗模式研究。將200到250公克之大鼠(S-D rat)以小動物呼吸器進行機械通氣，潮氣容積7 ml/kg訂為「低潮氣容積」 (low tidal volume, LV)，40 ml/kg為「高潮氣容積」 (high tidal volume, HV)；呼吸器使用4小時。其他組別接受captopril之預防性投予，或使用同步之losartan或PD123319的投予。肺損傷分析包括組織學、病理性肺損傷計分評估肺損傷之嚴重度，及支氣管肺泡灌洗以及灌洗液中蛋白質含量之測量；肺臟發炎分析方則以Myeloperoxidase (MPO)活性作為評估。肺臟組織內的核醣核酸(RNA)分離與純化後進行肺臟促發炎及抗發炎細胞激素之核醣核酸表現量之定量與分析係利用反轉錄-聚合酶鍊鎖反應(RT-PCR)的方法進行檢定分析。肺臟中的第二型血管張力素濃度則利用酵素免疫分析法(EIA)進行。訊息傳遞機轉之分析探討則以NF-kappaB活性分析為主，分析細胞質液以及細胞核內的NF-kappaB、I-kappaB以及phospho-I-kappaB的濃度。RAS成員基因表現則以即時RT-PCR方法為主。 實驗結果顯示在組織學方面，陽性控制組出現明顯的發炎細胞浸潤及肺泡上皮細胞增生；LV組肺臟組織學型態幾乎與正常肺臟一樣，極少出現發炎細胞浸潤的情形；反觀HV組可見到肺泡有發炎性變化，其病理性肺損傷計分與LV組和控制組皆有顯著差異，但與LPS相比則較輕微。組織學並未顯示結構性的斷裂，細胞的死亡不明顯，透明膜的出現非瀰漫性，發炎細胞的浸潤幾乎都會在組織學檢驗中顯現，但其程度比LPS輕微。HV組亦出現MPO活性增加的現象，LV組活性增加不明顯。HV組進行RT-PCR檢定顯示細胞激素及化學激素mRNA表現量增加。依照時間進行多次取樣所展現的肺臟細胞激素TNF-alpha以及化學激素MIP-2的mRNA表現量逐漸增加，至4小時便會非常明顯；若不進行安樂死繼續予以飼養並觀察後續肺臟的變化，發現TNF-alpha或MIP-2表現量皆逐漸減少，在機械通氣停止約三天後測不到。利用西方墨點法偵測大鼠肺臟中的NF-kappaB相關蛋白質的分析結果，發現LPS能夠明顯地增加細胞核內NF-kappaB的p65含量，並且減少細胞質中的p65含量，而HV也具有相類似的結果，會將細胞質中的p65含量減少，而且增加細胞核內的NF-kappaB的p65含量。與NF-kappaB受到活化的趨勢相對應的就是細胞質內的I-kappaB的磷酸化，導致部分的I-kappaB轉變為phospho-I-kappaB。引此可以見到細胞質液中的I-kappaB含量減少而phospho-I-kappaB增加。吾人亦對肺臟組織以及周邊血液中的血管張力素加以定量。利用酵素免疫檢定法(EIA)所測得的含量，在不同組別所差異。HV可以逐漸增加肺臟中的血管張力素含量，4小時的含量與第0小時相比有顯著差異；LV則不明顯。利用即時RT-PCR的檢定方法來定量基因的mRNA在肺臟組織中的表現量，發現HV會增加angiotensinogen、AT2以及AT2受體的mRNA，但ACE的mRNA則沒有明顯改變；LV則對所有的RAS基因mRNA表現量均沒有明顯的作用。西方墨點法偵測肺臟蛋白質的含量發現ACE、AT1、和AT2的蛋白質含量在各個組皆相近；ACE2的mRNA以及蛋白質表現量定量，顯示HV明顯地減少大鼠肺臟組織中ACE2的mRNA表現量，LV則沒有明顯的作用；與大鼠腎臟與心臟相比，其肺臟組織的ACE2蛋白質含量明顯地較少，定量較為困難，因此本研究的ACE2定量並未顯示ACE2的蛋白質含量會隨著不同的呼吸器設定而有所影響。 為探討RAS在呼吸器引發肺損傷所扮演的角色，利用captopril來測試肺損傷及肺發炎是否因captopril使用而減弱。若先以captopril投予三天，再使用HV，與未接受captopril的相比，組織學檢查顯示肺臟組織嗜中性白血球數量明顯減少，說明了肺臟發炎的情形可以得到減輕。利用MPO檢測也顯示肺臟組織MPO活性明顯地降低。預防性給藥對肺損傷也見到類似的改變：病理學肺損傷計分顯示以三天的預防性使用captopril，能使病理學肺損傷計分明顯地減低。以losartan或PD123319在呼吸器使用時同步注射，也可以得到類似結果。 在研究結果中發現RAS的活性在動物活體的呼吸器模式能被高潮氣容積所增加，導致第二型血管張力素濃度明顯增加。吾人亦發現此系統若被抑制，將使得後續的肺臟組織發炎以及肺損傷得以被降低或是避免其發生。以血管張力素轉化酶抑制劑或血管張力素受體拮抗劑使用在動物時，能降低呼吸器引發肺損傷的程度或是部分預防它的發生，壓制肺臟中促進發炎細胞激素和介質的表現，並且減少肺臟中NF-kappaB的活性。基於以上兩類發現和推論，吾人因此認為RAS應該在呼吸器引發肺損傷致病過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台灣在過去並沒有關於ALI和ARDS發生率的流行病學研究。關於ALI以及ARDS的流行病學研究，或許先以急性缺氧性呼吸衰竭作為研究統計的出發點，也是一個可行的方式。ARDS涵蓋了所有可以符合這個操作型定義的所有臨床異常疾病都將納入這樣的領域中，因此它代表一大類相似的病態生理學異常，而這個異常會以瀰漫性非心因性肺水腫引發的急性呼吸衰竭來作為臨床表現，因此或許以病態生理學的異常作為臨床上遺傳學的研究目標，可能是一個較為實際與確實的作法。ALI和ARDS的臨床狀況個體差異性很大，也可以是為其表現型有很多種變化，而這對於遺傳學研究或是基因體醫學或生物學研究，反而可能是非常有價值的。表現型分類在臨床研究上，越來越受到重視，相對地也越來越複雜。研究方式主要是將病人的多項臨床資料建立為參數，納入統計分析。例如ALI或ARDS病人其危險因子出現和發病成為ARDS的時間間隔、影像醫學檢查的異常嚴重性、氧合功能破壞的程度、全身性發炎指數的高低、其他器官衰竭的程度等等，都可以加以量化。這樣針對每一種指標都可以產生不同的程度上的差異，而目前也有一些軟體可以用來分析不同的標記中是否有一些相關性，這些相關性的研究，若能與基礎方面的發現，如基因體分析或是遺傳學分析，合併進行，可能對研究的方向要更有幫助。 重症醫學的研究，無論在臨床或基礎領域，近年皆有長足的進步，尤其是發炎反應相關的嚴重疾病，例如敗血症，休克，以及急性肺損傷等，學界對於其致病機轉的瞭解越來越多，相互之間的關連性也發現遠比原來想像的複雜。呼吸系統和循環系統一樣，是人體不能停止的重要生理功能，能夠維持適當的呼吸功能，在重症醫學或是呼吸醫學上，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臨床治療發展方向，亦為基礎研究重要的研究領域。急性肺損傷在這方面的研究尤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畢竟肺臟功能嚴重受損，除了危及生命，亦會造成長期呼吸衰竭而需依賴呼吸器支持，在臨床上對於病人以及醫療資源上都是非常大的負擔。肺損傷不但引起肺臟功能受損，也會進而造成全身性發炎反應，造成多重器官衰竭。因此能夠對於引起肺損傷和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的機轉，包括引發的原因，訊息傳遞的途徑，發炎反應的調控，以及傷害修補的過程和藥物治療的可能性等，皆具有很高的臨床應用潛力。吾人在日後的研究中，將持續地，並進一步地針對急性肺損傷、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以及呼吸器引發肺損傷的臨床及基礎醫學進行」深入的探討和研究，期望能更加釐清其機轉，以造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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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在膝關節置換的手術過程中，氣壓止血帶是經常被運用的。長時間及高壓止血帶，可能引起肌肉、血管或神經傷害；在釋放時，會伴隨著低血壓、肺栓塞、左心室收縮不良，甚至死亡的案例發生。但隨著人口老化，膝退化性關節炎盛行率激增。有醫師主張在單次手術中連續處理兩膝的問題。為預防大量失血，術中止血帶的應用是絕對必要的。而採取兩側膝關節同時置換的病人，在術中的血液循環是比單側膝關節置換還要多變化的。之前的研究發現，一些在術中後發生的併發症，包括心肌梗塞，手術後病人意識混亂和術後需要加護病房觀察的比率是比較高的。因此，雙側膝關節置換術的病人需要使用其他更多的血液動力學的參數來參與的術中的監測，以預防並意識到對高危險病人致命的顯著的血液動力學的變化，並及時加以處理。中央靜脈氧氣飽和度(ScvO2)已經應用在處理許多重症及休克病人，其施打方便，可以持續偵測全身組織間氧氣需求與供應之間是否平衡，並由其趨勢得知病人變化。但在雙側人工膝關節置換的病人身上，並無中央靜脈血氧飽和度(ScvO2)變化比較之文獻。因此我們此次研究的目的，是要觀察在同時雙側膝關節置換病人中，中央靜脈氧氣飽和度的變化與可能相關因素之關連性。 研究設計： 前瞻觀察性實驗。所有病患皆為ASA II或III，18歲以上，預計實施兩側人工膝關節置換，並排入一般常規手術之病人。術前無血行動力不穩定，臨床及實驗室診斷之資料無不適合作半身麻醉或硬脊膜外麻醉之禁忌症。病人系統性內科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慢性腎臟病等及有無喝酒或抽菸等習慣，術前之血色素，肌酸酐均詳加紀錄。作脊椎麻醉前，先放置中央靜脈管及動脈導管。在腰椎第三四節椎間作半身麻醉。術中全程紀錄動脈壓、心跳、心電圖、動脈血氧濃度(SpO2)及中央靜脈氧氣飽和度(ScvO2)。於誘導完成後，第一次止血帶及第二次止血帶釋放前5分鐘，及釋放後15分鐘，手術後1.5小時，及3個小時從動脈導管取一次血液樣本做分析，包括動脈血液分析。在整個過程中，依病人狀況給予水分及血液並紀錄之。在各個時間點，紀錄尿量，失血量，及輸血，輸液量。手術過程中若病患收縮壓小於100 mmHg，則每次給予每公斤0.2 mg的麻黃素靜脈注射，直到收縮壓超過100 mmHg。統計方式以ANOVA及多變數重複測量分析GEE方法比較各時間點的動脈血液分析變化及與各因素對ScvO2之相關性。(統計顯著為p<0.05) 結論: 在十八位雙側膝關節手術病患中，病患在七個時間點比較動脈血液分析值呈現有意義統計變化，表示病人術中後須抽取動脈血做分析並加以處置。而細胞激素IL-1β於止血帶釋放前後也有意義的上升，表示發炎前趨激素會釋放於血液中使發炎物質產生，而此狀況第二側膝關節手術之上升趨勢比第一側時高。 而在中央靜脈血氧飽和度方面，經過分析發現中央靜脈血氧飽和度與術中血壓並無太大之變化關係。反而是在整個監測過程中，中央靜脈血氧飽和度與病患本身之內科問題，如BMI值、凝血功能、術前之血壓心跳有關；而在術後的時間區段裡，心律不整、心室肥大、抽菸、年紀、及血色素等問題，對中央靜脈血氧飽和度變化有較大的影響。這些因素並不能幫我們完全的估計出實際的中央靜脈血氧飽和度，但由此次的探討統計，我們可以對有這些因素的病患更加的注意其術中與術後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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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及其所導致的代謝症候群在近來的二十年逐漸成為公共衛生上重要的課題，其所帶來的醫療支出及死亡率的增加，使我們不得不重視此一疾病，然而肥胖的成因及其如何導致代謝症候群目前仍不清楚。利用3T3-L1此一preadipocyte cell line誘導為成熟脂肪細胞，並比較兩者一些基因表現量的變化，我們發現lipin mRNA的表現量會在第10小時被誘導而出現，但隨即迅速下降，接著P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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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與愛滋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是威脅人類健康最重要的兩種病毒。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全世界現有四千萬個HIV感染存活者，每年新增HIV感染個案有五百萬人，且每年有三百萬人死於愛滋病。慢性HBV感染者約有三億五千萬人，其中15%至25％病患經過20至30年的慢性肝炎急性發作後（廓清期），將演變為肝硬化或肝癌，每年因為B型肝炎死亡者約有一百萬人。由於此兩種病毒感染途徑相同，均是經由性行為、血液交換以及母子間垂直感染，因此同時感染HIV及HBV者並不少見。過去由於沒有很好的治療HIV藥物，大多數HIV患者很早就死於愛滋病相關的伺機性感染或腫瘤，使得慢性B型肝炎相關的併發症往往不易察覺。但是自從1996年開始使用高效能抗HIV病毒療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病患得以長期存活，因此B型肝炎感染相關的併發症現在已經成為臨床照顧HIV病患的重要問題。 歐美開發國家一般族群之慢性HBV感染盛行率（HBV surface antigen；HBsAg血症持續超過6個月）約為0.5至2%，而HIV感染者中約有6至10%同時具有慢性HBV感染。台灣是HBV高流行的地區，一般族群慢性HBV感染約為15至17%，HIV感染的盛行率約為0.07%。根據本研究調查1994年至2005年在臺大醫院追蹤之1016位HIV感染者，其中有217位（21.4%）呈現血清HBV表面抗原（HBsAg）陽性；167位（16.4%）為慢性HBsAg帶原者（carrier）；在217位HBsAg陽性患者中有47位（21.7%）血清HBV e抗原（HBV e antigen；HBeAg）陽性，此與一般族群之慢性HBV感染情況相似；在162位慢性HBsAg 帶原者中，36位（22.2%）為anti-HDV抗體陽性表示為D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D virus；HDV）感染；1016位HIV感染者其中有91位（9.0%）為anti-HCV抗體陽性，表示為C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 在第一部分的研究，從1994年至2003年間，在排除C型肝炎感染的個案後，以111位具有慢性HBsAg帶原的HIV感染者及387位非HBsAg抗原帶原的HIV感染者做前瞻性分析。兩組在年齡、性別、感染HIV的危險因子、是否接受高效能抗HIV病毒療法、基礎之CD4淋巴球數與HIV病毒量、是否發生伺機性感染及基礎肝功能指標均無明顯之統計差異，平均觀察2年（25個月），結果發現合併慢性HBsAg帶原的HIV感染者比無HBsAg帶原感染者發生急性肝炎、肝代償失調（如凝血異常、腹水、黃疸、肝性腦病變等）及肝硬化的機會均明顯增加；特別是在高效能抗HIV病毒療法問世之後，合併慢性HBsAg帶原的HIV感染者比無HBsAg帶原者死亡率高。兩組患者在接受高效能抗HIV病毒療法後之血液CD4淋巴球數回升與發生伺機性感染並無顯著差異，但慢性HBsAg帶原的HIV感染者在治療過程中因急性肝炎發作而停止HIV治療導致HIV治療失敗的比例較無HBsAg帶原者高（p = 0.05）。不同的B型肝炎病毒基因型（基因型B與基因型C）在年齡、性別、感染HIV之危險因子、伺機性感染、血液CD4淋巴球數之上升、血清HIV病毒量之控制、發生急性肝炎之機會、肝代償失調、肝癌及死亡率並無統計上之顯著差異。由此可知慢性B型肝炎對HIV感染者臨床病程之影響極大，因此對於同時感染HIV及HBV的患者，應定期接受肝功能及腹部超音波檢查，對HBV無免疫力者，應考慮是否接受B型肝炎疫苗注射以避免感染。 D型肝炎病毒本身需要藉由HBsAg才能有複製功能，因此慢性HBsAg帶原者為HDV感染之高危險群。在非HIV患者之研究發現：HBsAg帶原者合併感染HDV時會加速肝功能惡化，發生肝硬化及肝代償失調的機會亦明顯增加。由於HDV也與HBV和HIV藉由相同途徑感染，因此HIV感染者很可能同時感染HBV及HDV。在第二部分的研究我們收集自1995年至2003年的HIV病患依1：3病例對照分析，以26位同時合併慢性感染HDV、HBV、HIV之患者與78位具有相同性別、年齡（± 2 歲）、起始點血液CD4淋巴球數、收案時間（± 3月）、血清白蛋白（albumin ± 0.5 g/dL）、直接型膽紅素（direct bilirubin ± 0.3 mg/dL），同時合併慢性感染HBV與HIV對照組患者，平均觀察4.5年（54.7個月）。研究結果發現合併HDV感染者有較高的靜脈藥癮患者比例（7.7%比1.3%，p = 0.05），且HDV感染者之基礎HBV病毒量較低（平均起始HBV病毒量為 4.04 log10比5.75 log10 copies/mL，p = 0.07），顯示HDV具有干擾HBV病毒複製之生物效應。雖然HDV感染並不影響HIV患者對於抗HIV病毒療法的效果，但HDV感染者在治療HIV過程中發生急性肝炎、黃疸、肝代償失調、肝硬化以及死亡率皆較無HDV感染者高；HDV感染者的HBV lamivudine抗藥性明顯較低（0%比57.1%，p = 0.003），可能是因為HDV會抑制HBV複製而使得HBV不容易發生突變有關。研究也發現使用lamivudine來同時治療HBV及HIV最大的問題即在於發生lamivudine抗藥性，合併慢性HBV與 HIV之感染者使用lamivudine治療3年發生HBV lamivudine抗藥性突變之機會約為19.2%。因此HIV感染者在使用單一lamivudine治療HBV時，需謹慎觀察是否產生lamivudine抗藥性，未來需考慮依照國外的治療建議以lamivudine合併新的抗HBV藥物，如：adefovir或tenofovir做合併治療以減少抗藥性發生。由於臺灣自2003年起新感染HIV的患者族群中靜脈藥癮比例快速增加，因此HIV感染者合併HBV帶原時，應注意是否同時亦有HDV之感染。在HBV及HIV同時感染之病患，若有反覆急性肝炎或黃疸時，也建議應檢查HDV。 由於HIV感染會造成T細胞性淋巴免疫缺陷，同時可影響B細胞體液性免疫功能下降，因此HIV感染者急性HBV感染後比較容易成為HBV慢性帶原者。在早期研究發現HIV感染者接觸HBV或注射B型肝炎疫苗後產生之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antibody）效價會隨著免疫功能下降而消失，且HIV感染者比一般族群容易有單獨存在B型肝炎核心抗體（anti-HBV core antibody；isolated anti-HBc）的狀態（未有HBs抗原或anti-HBs抗體，但有anti-HBc抗體），然而在接受高效能抗HIV病毒療法後，這些B型肝炎血清標記是否會隨著免疫回升而改變仍然未知。在第三部分的研究，以633位於1997至2002年就醫的HIV患者在服用高效能抗HIV病毒療法前後，相隔至少一年做B型肝炎血清標記：HBs抗原、antiHBs抗體、antiHBc抗體之檢查。在治療起始點，119位（24%）患者為HBs抗原陽性，270位（40%）患者為anti-HBs抗體陽性，179位（27%）患者呈現單獨存在anti-HBc抗體，而有65位（9%）之B型肝炎血清標記均為陰性，患者平均第二次B型肝炎血清標記追蹤的時間為相隔4.96年，結果發現有25.4%的患者B型肝炎血清標記在追蹤時發生改變。起始點HBsAg陽性的患者，在第二次追蹤時有87.4%的患者仍然為HBsAg陽性，起始點anti-HBs抗體陽性患者在第二次追蹤時93.3%的患者anti-HBs抗體持續存在，起始點單獨存在anti-HBc抗體的患者在第二次追蹤時有5.8%患者會出現HBsAg抗原、45.3%患者持續單獨存在anti-HBc、40.8%患者出現anti-HBs抗體，在65位HBV血清標記均為陰性的患者，有46.2%的患者在追蹤時出現HBV血清標記，顯示新的HBV感染。而比較anti-HBs抗體出現或消失之患者發現兩組在接受高效能抗HIV病毒療法後之CD4淋巴球回升有明顯差異。由於HIV患者之HBV血清標記會隨時間變化，因此，HIV患者之HBV血清標記應定期追蹤，在HIV患者要瞭解HBV感染的狀態必需同時檢查HBs抗原、anti-HBs抗體及anti-HBc抗體，若只檢查HBs抗原和anti-HBs抗體可能會漏失超過20%單獨存在anti-HBc狀態的患者，而高估未受HBV感染的比例。針對HIV患者若檢測沒有HBV血清標記時，應鼓勵HIV患者接種B型肝炎疫苗並採取安全性行為（如戴保險套或避免共用針具），以避免感染HBV的危險。而已有B型肝炎免疫力之患者也需配合規則服用高效能抗HIV病毒治療使anti-HBs抗體能持續存在。 B型肝炎疫苗注射可成功減少B型肝炎帶原的機會，連帶減少肝硬化及肝癌的發生。早期報告指出HIV病患因免疫功能破壞，使得B型肝炎疫苗注射後能出現B型肝炎抗體的機會約只有30%至50%，且與CD4淋巴球數之高低有關。但是否B型肝炎疫苗注射會隨著病患使用高效能抗HIV藥物後免疫提升而能提供較好的保護力？在第四部分的研究，我們以21位血清B型肝炎標記與HBV DNA均為陰性並使用高效能抗HIV病毒治療的HIV病患與20位年齡相同的非HIV感染者，進行3次標準B型肝炎疫苗注射之比較，結果發現在非HIV感染者有14位（70%）產生anti-HBs抗體，而HIV患者僅有5位（23.8%）產生anti-HBs抗體，若以HIV患者血液CD4淋巴球數分為≦200/μL、201-350/μL與≧351/μL三個群體，其產生anti-HBs抗體的比例分別是0%、22.2%及33.3%；對於雖然接受抗HIV治療，但HIV病毒控制不好的患者皆無抗體產生（HIV plasma viral load ≦400 copies/mL比≧400 copies/mL為29%比0%），顯示疫苗注射後產生anti-HBs抗體的能力與患者本身接受HIV治療後的CD4淋巴球數高低與HIV病毒量之控制有關。因此HIV患者要接受B型肝炎疫苗注射時，需考慮抗HIV病毒療法之成功與否，即使在穩定抗HIV病毒療法的患者接受3劑標準B型肝炎的施打產生anti-HBs抗體的比例也僅約為20%至30%，與國外研究報告相同。因此，要提高B型肝炎疫苗注射效力，患者須先獲得免疫重建，血液CD4淋巴球數高於350 cells/μL且HIV血清病毒量控制良好，方能得到較好的抗體反應。是否HIV患者需考慮在標準B型肝炎疫苗施打後追加注射及使用輔劑，或將B型肝炎疫苗劑量增加，對此仍有待於未來之研究。 經此系列前瞻性觀察研究我們發現台灣HIV感染者中約16.4%同時有慢性HBV感染，與一般族群罹患慢性B型肝炎的比例相近，推測我們的HIV感染者B型肝炎感染仍以垂直感染及嬰幼兒時期感染為主，此與歐美開發國家以成年人之水平傳染為主要HBV傳染途徑不同，因而台灣HIV病患感染HBV的時間較長，未來發生慢性肝炎併發症（如肝硬化及肝癌）的機會比歐美國家更高；由於HIV、HBV和HDV的感染途徑相同，因此HIV感染者可能同時感染HBV與HDV，特別是靜脈藥癮者，而HBV會因為HIV及HDV的感染而病程加重，加上許多抗HIV藥物本身也具有肝毒性，因此合併有HBV的HIV感染者在使用高效能抗HIV病毒療法時要定期追蹤肝功能及腹部超音波。未來應引進新的抗HBV病毒藥物，如adefovir、entecavir及tenofovir或干擾素合併治療，來加強對HBV的治療療效以及避免因單一使用lamivudine而造成之HBV抗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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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心房顫動是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後最常見心律不整的併發症。關於術後發生的心房顫動,目前其病生理機轉尚未明暸,促成因素也未確定,雖然術後房顫且不太影響手術短期的豫後或長期的追蹤,大部分的病人在二至三天後回復正常心律,但是如果發生在左心室功能不全的病人,易發生血液動力學不穩定的現象,也有可能因房顫的持續而延長住院天數。處理術後房顫,可以是預防或治療,而治療又可分心速控制或心律重整,在心臟功能穩定的情況下,並沒有最佳的治療方式。至於手術前後的預防,各種方法,葯物處方,也只有一定的效果。本研究藉由文獻的回顧及對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後病人的追蹤及病歷察巡,以探討術後房顫的危險因子,葯物治療的方法及結果,及術後房顫病人的追縱及豫後。 方法: 本研究收集從1999 年5月至2006年12月間於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接受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連續病人群,排除術前已是心房顫動的病人,同時接受其它開心手術如瓣膜置換等的病人亦排除在外,總共250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方法包括傳統手術,即使用體外循環機及心臟麻痺液,及不使用體外循環機的心臟不停跳手術(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OPCAB),包括迷你冠狀動脈繞道手術(minimally invasive direct coronary artery bypass, MIDCAB)。嘗試將危險因子依房顫形成要件,分成誘發因子,本質因素,及調節因子來分析。研究中使用Amiodarone來治療,評估Amiodarone的治療效果,並依Amiodarone的治療反應分成三種類別,第一類為立即反應者,第二類為再次發生者,第三類為延後反應者。最後對病人的術後追縱,其缺氧病兆,中風機率,及發生永久房顫的傾向。 結果: 27%的病人發生術後房顫,平均在術後2.4天。 術後房顫組和正常心律組的人口統計分析並無差異。在危險因子方面,並沒有顯著的誘發因子造成術後房顫。在本質因子中, 年齡 (odds ratio 1.057,95%信賴區間1.024至1.090),男性(odds ratio 1.921,95%信賴區間1.019至3.621),及術前有發生過心房不整脈者(odds ratio 13.435,95%信賴區間2.598至69.488),是影響術後房顫的主要因素。而調節因子中, 病人術前使用乙型阻斷劑可降低術後房顫的風險(odds ratio 0.511,95%信賴區間0.274至0.954),而服用Amiodarone則是明顯增加風險(odds ratio 4.563,95%信賴區間1.222至17.038),但以回歸分析後這兩個變數呈現不明顯。在房顫的處置方面,立即反應者約佔39.7%,再次發生者佔29.4%,延遲反應者佔30.9%。79.4%的房顫持續不到24小時,所有的病人在出院時都是正常竇性心率,有兩個病人(2.94%)因為持續靜脈點滴Amiodarone發生心博過慢而需停葯,或使用Isoprotereno1(Isuprel)。並沒有病人發生房顫的併發症如中風,或其他動脈栓塞等。住院天數在術後房顫組與正常心律組間或在對於Amiodarone治療不同反應的三類病人之間並無顯著差異。再次復發者,在年齡,性別及術前是否有過心房心率不整脈有統計上的意義,年齡大於70,其odds ratio 13.183,95%信賴區間2.428至71.577,女性其odds ratio 0.227,95%信賴區間0.056至0.923,而術前不整脈則odds ratio 為8.264,95%信賴區間1.175至58.143。在術後追綜方面, 發生術後房顫的病人,在死亡率,NYHA分類,心臟缺氧,及中風的發生,並沒有明顯差異,而在產生永久性房顫方面則是有顯著的意義。有3個病人得到永久性房顫,這三人均是手術後有暫時性房顫發生者。 結論: 術後房顫在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中是屬於較常見但較良性的併發症,在危險因子方面,年齡及術前心房不整脈是目前所有的研究中,比較固定的影響因子。乙型阻斷劑的使用則是比較重要的調節因子。以Amiodarone來治療術後房顫,可以達到可接受的效果,同時並不會增加住院天數。發生術後房顫的病人,並不會影響繞道手術本身的豫後,但是可能是發生永久性房顫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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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上皮性卵巢癌是所有婦科癌症之中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對於上皮性卵巢癌的標準治療方式為盡可能最大範圍的減積手術，再追加輔助性化學治療。臨床上在處理上皮性卵巢癌的病人時常常會因為腫瘤對化學治療容易產生抗藥性，導致預後不佳。Mesothelin－一種由間質細胞(mesothelial cell)分泌的醣蛋白，最早是由間質細胞、間質細胞瘤，以及卵巢癌細胞中所發現。Mesothelin確切的功能，至今仍無法得知。這個研究的目的，在於評估上皮性卵巢癌組織中mesothelin表現的多寡，是否會和臨床上病人對化學治療的反應有所相關。 方法：我們總共收集了九十八名上皮性卵巢癌的病人，他們都接受手術及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如果是進展性疾病，或是在完成化學治療後的六個月內復發者，我們將這些病人定義為對化學治療具抗藥性組；病人如果在完成化學治療後，大於六個月後才復發，以及尚未復發者，我們將這些病人定義為對化學治療具敏感性組。我們收集這些病人臨床以及病理學上的因子，採用quantitative competitive RT-PCR(QC RT-PCR)以及real-time quantitative RT-PCR(RTQ RT-PCR)方法來測量卵巢癌組織中mesothelin基因的表現量，並與臨床資料及病人的預後做相關分析。 結果：在卵巢癌的組織中，對化學治療具抗藥性的一組，比對化學治療具敏感性的一組，其mesothelin的表現量較高(p<0.05)。此外，分化較差的腫瘤，也比分化較佳的腫瘤表現出更多的mesothelin(p<0.05)。表現過量mesothelin的病人，比表現正常量mesothelin的病人，有較短的無病存活期(10.8月 v.s. 20.2月; p<0.05)。此外，在漿液性上皮性卵巢癌的病人之中，表現過量mesothelin的病人，比mesothelin表現量正常的病人，有較短的整體存活期(Log Rank Test: p<0.01)。 結論：上皮性卵巢癌組織中，mesothelin表現的多寡，可以用來評估病人對化學治療是否會產生抗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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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紅光與紅外光波段的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ide，又簡稱 LED），一種低能量光源，已被證實在促進傷口癒合與促進視神經的傷害的恢復有功效。直到最近，紅光的發光二級體也被報告對於治療白斑有效。白斑是一種後天性，黑色素細胞的功能缺失所造成的疾病，細胞可能是經由凋亡的途徑破壞。相對於傳統的治療方式中的氦氖雷射(He-Ne laser) (632.8nm)，發光二級體可以發射類似波長，價格低廉，機器不易耗損，且單次治療時間也較短。然而白斑以發光二級體治療，截至目前為止，仍未有進一步的有關於其作用在細胞上機轉的報告。在此研究中，我們使用研究白斑常用的NCCmelb4 and NCCmelan5兩株黑色素母細胞珠來研究LED 光源對黑色素母細胞的抗凋亡的細胞保護功能，並且排除其對於細胞直接造成細胞增生，細胞移動，或黑色素增加的機轉，希望為其治療白斑的應用提供依據。 本研究發現，紅光二極體照光4J/cm2為兩株黑色素母細胞的致死量，照射1J/ cm2時，為最有效果的劑量。以1J/ cm2照光後，正常營養狀態的成熟黑色素母細胞，其黑色素含量，細胞數，總細胞活性，與移動能力皆有被抑制的情形。在不成熟的黑色素母細胞，紅光二極體的抑制狀況則不如成熟黑色素母細胞明顯。但是若在血清缺乏下，紅光二極體照射1J/ cm2可以預防黑色素母細胞的死亡，並且可以使bax/bcl-2 mRNA 表現比例減少。 結論: 我們發現紅光二極體照光治療白斑的機制，並非在於直接促進黑色素增加，使細胞增生，或是使細胞移動能力增加，反而是使黑色素母細胞一些生理功能停歇，經由調節經粒腺體的凋亡機轉，來預防黑色素母細胞的死亡，進而達到保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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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的目的是探討第二類多巴胺受器(D2-like dopamine receptors)對腎上腺皮質細胞分泌皮質醛酮(aldosterone)的調控機轉，並藉由針對皮質醛酮分泌性腺瘤(aldosterone producing adenoma, APA)的研究，了解D2-like dopamine receptors在腎上腺高血壓(adrenal hypertension)致病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皮質醛酮於人體是控制鈉鉀離子與體液平衡重要的賀爾蒙，因此可以想見腎上腺分泌皮質醛酮會受到複雜且嚴密的調控。這些調控因子中，血管張力素II (angiotensin II, Ang II)、血中鉀離子濃度、與腦下垂體分泌的腎上腺皮質刺激素(adrenal corticotrophin hormone, ACTH)是最廣為人知的刺激因子，而抑制皮質醛酮分泌的調控因子，則以心房分泌的利鈉激素(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以及多巴胺(dopamine)的研究報告最多。血中Ang II濃度可以依體液或鈉離子的不足而改變，因而與調控皮質醛酮分泌以及腎上腺高血壓的形成最有關係。 Dopamine對皮質醛酮的抑制作用在三十年前已有報告，後續一系列的研究發現，單獨給予dopamine並不影響血中皮質醛酮的基礎濃度，但dopamine卻可抑制體液減少或低鈉飲食造成的皮質醛酮濃度上升。另一方面，單獨給予dopamine擷抗劑卻可造成皮質醛酮濃度上升。這些研究結果顯示，dopamine系統在一般生理情形下，扮演一個最大抑制(tonic inhibition)的效果。因此，dopamine系統的缺陷可能會使皮質醛酮的分泌增加，進而造成高血壓的發生。 Dopamine抑制皮質醛酮的作用主要是經由其對D2-like dopamine receptors的作用。我們之前的研究發現，APA的患者對第二類dopamine擷抗劑(metaclopramide)的反應與腺瘤上皮質醛酮合成酶（aldosterone synthase, CYP11B2）的訊息核醣核酸（messenger RNA, mRNA）含量成反比，這暗示著D2-like dopamine receptors的含量（或活性）可能與APA表現CYP11B2的mRNA有關。已知的dopamine receptors共有五種，而腎上腺皮質上只表現D2-like dopamine receptors中的第二型多巴胺受器(D2 dopamine receptor, D2R)與第四型多巴胺受器(D4 dopamine receptor, D4R)，過去我們的研究已發現這兩種dopamine receptors對皮質醛酮分泌有著完全不同的調控效果，在人類腎上腺皮質癌細胞株(NCI-H295R，以下簡稱H295R)上，給予D2R刺激會抑制Ang II刺激皮質醛酮分泌，而給予D4R刺激則會增加Ang II刺激皮質醛酮分泌。 因此，我們首先對手術切除的APA與其同側的無腫瘤部份的腎上腺皮質組織分析Ang II第一型受器（angiotensin II type 1 receptor, AT1R)、D2R與D4R的蛋白質與mRNA的表現量。無論是蛋白質或是mRNA，AT1R在APA與其無腫瘤的腎上腺皮質組織的表現量並無不同，而D2R與D4R的表現量於APA上則明顯減少。但不論是APA或無腫瘤的腎上腺皮質組織，D2R的表現量皆遠較D4R豐富。APA表現CYP11B2的mRNA遠較無腫瘤的腎上腺皮質組織為多百倍以上，且APA表現CYP11B2的mRNA量與患者血中皮質醛酮濃度成正比，而APA之D2R的mRNA表現量則與患者血中皮質醛酮濃度成反比，APA之D2R的mRNA表現量同時也與其CYP11B2的mRNA表現量成反比。 以D2R刺激劑，bromocriptine(BMC)，處理H295R細胞會抑制Ang II增加的皮質醛酮急性及慢性分泌，也會抑制H295R細胞轉錄CYP11B2；若同時給予D2R擷抗劑raclopride(Racl)，則這抑制效果會被逆轉。於H295R細胞轉殖D2R干擾核醣核酸(shRNA)減少D2R表現後，Ang II刺激的皮質醛酮分泌會進一步增加；若加上dopamine，Ang II可刺激此細胞株分泌更多的皮質醛酮；以Racl進一步阻斷少數仍然存在的D2R後，Ang II刺激下的皮質醛酮分泌更進一步增加，對CYP11B2 mRNA的觀察也顯示類似的結果。以特定抗體偵測不同磷酸化的蛋白磷酸酶C (protein kinase C, PKC)亞型，發現Ang II可刺激PKC α/β、μ、ε的磷酸化與轉位至細胞膜，這幾個PKC的活化只有PKC μ會受到BMC的抑制，此抑制作用一樣可用Racl逆轉。於H295R細胞轉殖PKC μ干擾核醣核酸(shRNA)可減少PKC μ及Ang II刺激的PKC μ磷酸化，並導致Ang II刺激的皮質醛酮分泌與CYP11B2 mRNA表現量顯著減少。此外，對照無腫瘤腎上腺皮質組織，表現D2R較少的APA也擁有較多的磷酸化PKC μ。如同之前的報告，Ang II刺激的皮質醛酮分泌與CYP11B2 mRNA表現需inositol 1,4,5 triphosphate (IP3)受器的活化與鈣離子訊息，我們也發現給予BMC可抑制Ang II刺激下細胞內IP3與游離鈣的增加。 關於D4R的研究部分，我們發現於APA、無腫瘤腎上腺皮質組織、培養的正常人類腎上腺皮質細胞與H295R細胞上均有表現D4R。給予D4R刺激劑PD168,077(PD)可加強Ang II刺激的急性與慢性皮質醛酮分泌以及CYP11B2 mRNA表現，而給予D4R擷抗劑L745,870(L)可逆轉此作用。AII刺激PKC α/β、μ、ε磷酸化與轉位至細胞膜，PD選擇性地加強PKC ε 的活化。給予PKC ε的抑制胜肽來抑制磷酸化的PKC ε轉位到細胞膜之後，可顯著減少Ang II刺激的皮質醛酮分泌以及CYP11B2 mRNA的表現。對於鈣離子訊息的調控方面，PD也加強了Ang II刺激下的細胞內IP3與游離鈣增加，同時給予L可逆轉PD的作用。給予細胞內游離鈣的鉗合劑BAPTA並不影響Ang II活化PKC ε；相反地，給予PKC ε的抑制胜肽則顯著影響Ang II刺激後的細胞內IP3與游離鈣增加。Ang II刺激的細胞內游離鈣增加於刺激後幾秒鐘就發生，但D4R刺激劑對Ang II磷酸化PKC ε的影響卻在幾分鐘後才比較明顯。因此，D4R對Ang II刺激的游離鈣增加可直接由影響細胞內IP3的量以及間接藉加強PKC ε的活化而達成。 最後，我們也探討了第二類dopamine受器對AII刺激腎上腺皮質細胞增生的影響。如同之前的認知，AngII可以促進初級培養(primary culture)的人類腎上腺皮質細胞的增生。BMC可抑制Ang II刺激的細胞增生，若再給予Racl，則這種抑制作用會被部分逆轉。BMC並不會增加H295R細胞凋亡(apoptosis)。Ang II可刺激H295R細胞ERK1/2的磷酸化，而BMC則顯著抑制了Ang II磷酸化ERK1/2的作用。分析APA與其無腫瘤的腎上腺皮質組織上磷酸化ERK1/2的量，也發現表現D2R較少的APA擁有較多的磷酸化ERK1/2。D2R對細胞週期(cell cycle)的影響方面， BMC並不會誘發抑癌基因P21、P27或與P53的表現；然而，Ang II刺激H295R的cyclin D1增加則受到BMC的抑制，但表現D2R較少的APA與無腫瘤的腎上腺皮質組織上cyclin D1的表現量並無明顯差異。給予PD98059抑制ERK1/2的磷酸化後，H295R細胞的增生也顯著減少。因此，D2R的表現量減少，可使腎上腺皮質細胞對Ang II刺激的細胞增生作用加強，這可能是腎上腺APA形成的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我們以一個臨床上較為均質性的腎上腺高血壓次群─APA─為研究對象，發現APA上D2R表現顯著減少，這種D2R減少可能引起PKCμ磷酸化增加而使皮質醛酮分泌增加，我們也藉由細胞培養的實驗證實D2R與D4R這兩種dopamine受器迥異的生理功能，藉著分子生物學的技術，我們觀察到D2R與D4R分別影響Ang II刺激下不同訊息分子的變化，也證實這些被影響的訊息分子對於皮質醛酮分泌與腎上腺皮質細胞增生的角色。同時，我們也於APA觀察到這些訊息分子的變化，因而強化了我們於細胞實驗上的發現之臨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