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學位論文/Graduat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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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臨床上我們會檢驗常規的發炎生物標記去監測兒童特發生關節炎的疾病活性，但在不同的分型, 其相關性可能會有差異。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不同兒童特發性關節炎分型的疾病活性與發炎生物標記的相關性。 方法: 我們搜集從2018年3月到2019年12月在台大醫院門診看診有做抽血檢驗的兒童特發性關節炎的病童病歷，總共92人次，記錄當下疾病活性的醫師整體評估(Physician Global Assessment)、兒童健康評估問卷的失能指標(Childhood Health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disability index)、以及抽血的結果，包括白血球數、血色素、血小板數、C-反應蛋白(CRP)、紅血球沉降速率(ESR)、補體3和4 (C3和C4)。分析醫師整體評估與這些檢驗數據的相關性。 結果: 在寡關節炎(Oligoarthritis)的病人，醫師整體評估與這些檢驗數據沒有明顯統計的相關性。在多關節炎(Polyarthritis)的病人，醫師整體評估與CRP、ESR和C4有中度正相關(rho=0.469, p=0.004; rho=0.601, p=0.000; rho=0.441, p=0.015)。接骨點炎型關節炎的病人，醫師整體評估與血小板，CRP, C3, 和C4呈中度正相關(rho=0.448, p=0.037; rho=0.439, p=0.041; rho=0.519, p=0.033; rho=0.510, p=0.036)，而和血色素呈中度負相關(rho=-0.493, p=0.020)。在醫師整體評估大於等於10以上的病人，寡關節病人的醫師整體評估與白血球數呈中度負相關(rho=-0.693, p=0.026); 多關節炎的病人醫師整體評估與CRP和ESR呈中度正相關(rho=0.527, p=0.012; rho=0.665, p=0.001); 接骨點炎型關節炎的病人，醫師整體評估與血小板呈強度正相關，雖然沒有達到顯著統計意義(rho=0.750, p=0.052)。 結論: 不同分型的兒童特發性關節炎的病人在疾病活性與發炎生物標記的相關性有各自的特性，了解這樣的差別可以幫助我們對於不同分型的兒童特發性關節炎的檢驗數據判讀更加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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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針對隨機分派臨床試驗執行系統性文獻回顧和統合分析，探討尚未接受治療帶有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突變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以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胺酸酶抑制劑併用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劑與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胺酸酶抑制劑單獨使用的治療效果以及安全性。 方法-從電子資料庫及相關會議資料搜尋並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和統合分析。評估指標包含無疾病惡化存活期(PFS)、整體存活期(OS)、客觀反應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及不良事件發生率。使用隨機效應模式合併分析結果。 結果-納入八篇臨床試驗結果進行統合分析。以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胺酸酶抑制劑併用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劑與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胺酸酶抑制劑單獨使用，無疾病惡化存活期在合併治療組較佳，其危險比(Hazard ratio)為0.61; 95% CI, 0.54-0.69; P < 0.0001；整體存活期、客觀反應率和疾病控制率的危險比在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大於或等於等級3之不良事件發生率的風險比(Risk ratio) 為4.23; 95% CI, 2.64-6.78; P<0.00001。 結論-針對尚未接受治療、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突變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以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胺酸酶抑制劑併用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劑與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胺酸酶抑制劑單獨使用比較，顯著增加無疾病惡化存活期，大於或等於等級3之不良事件發生率也顯著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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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作為晚期腎細胞癌患者的一線治療藥物，近年來許多研究支持血管新生抑製劑聯合抗PD-1/PD-L1抗體的療效優於sunitinib。 然而，在這些治療方案之間尚未進行過直接比較。因此，本研究進行了系統性回顧和網絡後設分析，以評估血管新生抑製劑和抗 PD-1/PD-L1 抗體的組合作為晚期腎細胞癌的一線治療。此外，根據分析結果，設計並撰寫臨床試驗計畫書來比較bevacizumab加atezolizumab和lenvatinib加pembrolizumab的療效和安全性。 方法： 根據系统性回顧和後設分析首選報告項目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PRISMA)，在MEDLINE、Cochrane Library、clinicaltrial.gov、PubMed和EMBASE中，系統性的檢索針對晚期腎細胞癌患者第一線治療使用血管新生抑制劑合併抗PD-1/PD-L1抗體的第三期隨機對照試驗。使用頻率學派的隨機效應模型(Frequentist methods in the random-effects model)進行網絡後設分析 (Network meta-analysis, NMA)。此外，在基於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anti-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based, anti-VEGF-based)的聯合治療與基於血管內皮生長因子酪胺酸激酶抑制劑(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based, VEGFR-TKI) 的聯合治療之間或基於抗PD-L1 (Anti-PD-L1-based)的聯合治療與基於抗 PD-1(Anti-PD1-based)的聯合治療之間進行了直接比較後設分析和調整後的間接比較。 結果： 本研究的網絡後設分析納入了五項第三期臨床試驗，包括 4025 名患者。與sunitinib相比，所有合併治療均顯著提高了無進展生存期（axitinib加avelumab：HR = 0.69，95% CI 0.58-0.83；axitinib加pembrolizumab：HR = 0.71，95% CI 0.60-0.84；bevacizumab加atezolizumab：HR = 0.83, 95% CI 0.71–0.98；cabozantinib加nivolumab：HR = 0.52, 95% CI 0.43–0.63；lenvatinib加pembrolizumab：HR = 0.39, 95% CI 0.32–0.48）。當比較的對照使用bevacizumab加atezolizumab，與其他治療相比，bevacizumab加atezolizumab有比較低的 3 級或更高治療相關不良事件的發生率（axitinib加avelumab：OR = 1.82，95% CI 1.25–2.65；axitinib加pembrolizumab：OR = 2.10, 95% CI 1.43–3.09；cabozantinib加nivolumab：OR = 2.55, 95% CI 1.69–3.85；lenvatinib加pembrolizumab：OR = 3.17, 95% CI 2.32–2.24；sunitinib：OR = 1.72, 95% CI 1.32-2.24）。當 lenvatinib 加 pembrolizumab 被用作網絡後設分析的對照時，在總生存期結果方面，lenvatinib 加 pembrolizumab 與其他四種組合沒有顯示出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axitinib加avelumab：HR = 1.21，95% CI 0.82–1.79；axitinib加 pembrolizumab：HR = 1.03 , 95% CI 0.72–1.48；bevacizumab加atezolizumab：HR = 1.41, 95% CI 0.99–2.01；cabozantinib加nivolumab：HR = 1.00, 95% CI 0.67–1.50）。根據調整後的間接比較，基於抗 PD-1 的聯合療法在總生存期方面的表現優於基於抗 PD-L1 的聯合療法（HR = 0.77, 95% Cl 0.62–0.98）。基於 VEGFR-TKI 的聯合治療在無進展生存期（HR = 0.69, 95% Cl 0.50–0.95）、總生存期（HR = 0.74, 95% Cl 0.58–0.95）與客觀緩解率（OR = 2.63, 95% Cl 1.81–3.83）優於基於抗 VEGF 的聯合治療，並具有 3 級或大於3級的治療相關不良事件發生率（OR = 2.31, 95% Cl 1.63–3.27)。 結論： 與sunitinib相比，所有合併治療均顯示出更好的無進展生存期，lenvatinib加pembrolizumab抗腫瘤作用最強，而bevacizumab加atezolizumab的抗腫瘤作用最弱。在間接比較的結果中顯示，lenvatinib 加 pembrolizumab 的總生存期似乎優於bevacizumab加 atezolizumab。然而，相比lenvatinib加pembrolizumab，bevacizumab加atezolizumab的毒性顯著降低。據我們所知，目前沒有直接比較的研究證明這種差異。因此，本文報告的研究結果需要在精心設計的比較試驗中得到驗證。此外，調整後的間接比較結果發現，VEGFR-TKI 加上抗 PD-1/PD-L1 抗體可能比抗 VEGF 抗體加上抗 PD-1/PD-L1 抗體具有更好的腫瘤學益處和更大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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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目的 大腸直腸癌發病率位居臺灣十大癌症之首。癌症治療方法日新月異，近年來隨著醫學的進步和外科手術的發展，多科整合治療和微創手術是大腸直腸癌治療的主流。除手術外，大腸直腸癌的治療方法還包括化學治療、標靶治療、免疫治療和放射線治療，並朝著個人化醫療方向發展。然而，儘管大腸直腸癌有許多治療選擇，手術切除仍然是大腸直腸癌的主要治療方式。在過去20年來，腹腔鏡手術已經成為治療大腸直腸癌的黃金準則，而機械手臂輔助手術是另一種新的手術方式。臺大醫院於西元2012年引進機械手臂系統，而應用於治療大腸直腸癌的機械手臂相關手術方法也在陸續研發中。因此，本研究的目標是開發新的手術方法，希望在個人化、人性化精準醫療的架構下，為大腸直腸癌的外科腫瘤學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 方法與結果 本文主要是陳述個人在博士班研讀期間，配合臺大醫院2012年開始引進機械手臂輔助手術及大腸直腸多科整合治療團隊的成立，在此架構下針對本院大腸直腸癌臨床病人治療方法的研發。本研究的成果分為三個部分： (一)成功研發先進的大腸直腸癌微創手術方法及提供足夠的臨床證據。分述於下： 1. 我們將微創的腹腔鏡手術和機械手臂輔助手術成功應用在局部侵犯晚期病人的多重器官切除及重建，另外這些病人若需要進行腹膜減積手術合併溫熱療法亦可同時進行，目前這些手術已經變成本科的臨床常規手術，使病人得到足夠的腫瘤廓清效果和快速的恢復。 2. 我們將微創的腹腔鏡手術和機械手臂輔助手術成功應用在晚期大腸直腸癌的廣泛淋巴腺廓清使此種手術變成臨床的常規，並促使病人得到延長存活和最佳的術後恢復。 3. 創立機器人手臂輔助下的括約肌間切除術，使罹患超低位直腸癌的病人肛門得以保留而提高生活品質。 4. 建立機器人手臂輔助下的自然孔道大腸直腸全切除手術合併迴腸直腸吻合；衡諸世界微創手術的領域這是相當新穎的術式。在此研究中，我們針對需進行全大腸切除的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及大腸無力症病人，進行機器手臂輔助經自然孔道取標本全大腸切除手術，手術結果顯示了此手術方式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同時可減少手術傷口，進而減少手術傷口相關併發症並達到更好傷口外觀，對於需要接受全大腸切除的病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5. 我們證實機械手臂輔助手術的發展極大地影響了大腸直腸癌病人的預後，並提供了高等級的臨床證據。在此研究中我們針對接受過術前前導性化放療後進行機器手臂手術或腹腔鏡手術的直腸癌病人，根據傾向評分匹配分析比較了接受機器手臂手術或腹腔鏡手術病人的手術結果。研究結果顯示兩組之間的主要併發症發生率相似，無病生存率和總生存率沒有顯著差異。與腹腔鏡手術治療相比，機器手臂手術具有相似的安全性和腫瘤治療預後；對於需要微創手術的病人來說，機器手臂手術是一個可接受的選擇。 (二)確立在多科診療架構的臨床照護下，高危險群的病人手術治療亦能得到最佳的腫瘤治療效果和減少併發症。 此研究我們回溯性納入年齡≥90歲原發性大腸直腸癌病人，研究結果顯示接受腫瘤切除手術的病人比接受非手術治療的病人的癌症相關存活期更長。此研究顯示，在臨床實務過程中，我們不應拒絕≥90歲的大腸直腸癌病人進行手術治療。隨著目前微創手術的發展，相信對於90歲以上的大腸直腸癌病人的手術安全性將獲得改善，而微創手術是老年大腸直腸癌病人治療可發展之目標。估計在西元2025年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佔20%以上)；然而目前對於極端高齡大腸直腸癌病人的治療方針仍不明確。相信本研究成果能提供健保署作為參考，對國家健保政策的擬定提供建議並對國民健康有所貢獻。 (三)確認長期低劑量的節律化學治療對第二期大腸直腸癌病人具有減低復發率的效果，而腫瘤微環境因子的分析更能提高大腸直腸癌術後輔佐治療的適切性。 大腸直腸癌治療雖以手術治療為主，但惡性腫瘤都有一定的復發率。第二期大腸直腸癌預後相對較好，且接受輔助性治療有其副作用，因此化學治療並非常規用於所有第二期大腸直腸癌病人。在此研究中，我們評估第二期大腸直腸癌病人在根治性手術後使用輔助化療藥物與否的臨床結果和預後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對於第二期大腸直腸癌病人於術後接受長期低劑量節律替加氟尿嘧啶輔助性化學治療對減低腫瘤復發與延長存活有幫助。我們可以根據病人之風險因子，以決定是否要接受化學治療。此外，我們還比較了微衛星不穩定大腸直腸癌和微衛星穩定大腸直腸癌腫瘤微環境中各種免疫細胞的表現。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微衛星不穩定大腸直腸癌的免疫細胞浸潤密度高於微衛星穩定大腸直腸癌，但接下來仍需要進一步研究，以確定微環境因素對腫瘤預後之影響，期望根據不同的腫瘤微環境因素對於治療副作用及預後之影響，找到能夠指引大腸直腸癌治療的微環境生物標記。 結論 本研究證實機器手臂輔助手術改善腹腔鏡手術的諸多缺點。針對需要進行多臟器切除及重建、廣泛淋巴結廓清、超低位直腸癌的括約肌間切除術、腹膜減積手術合併溫熱療法的大腸直腸癌，目前機械手臂輔助手術已經研發成功而成為臨床的常規手術；另外，我們也證實大腸直腸癌病人進行機械手臂輔助手術，應用在前導性化學治療和放射線治療後需接受肛門保留手術的病人，顯示其手術之安全性及有效性；而以目前微創手術的進步，相信將來即使高危險的晚期大腸直腸癌或甚至極度年老病人亦能透過手術而得到最佳的存活和最快的恢復；而本研究也顯示隨著腫瘤微環境和生物標記的闡明，亦能使病人在精準醫療的架構下接受適切的輔佐性化學治療，而得到最大的腫瘤治療效果並減低副作用。我們深信以這些研究成果為基礎再進行大規模前瞻性研究，必能提供足夠的臨床證據嘉惠病人以及提供台灣健保署擬訂健保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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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局部晚期不可切除（第三期）的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的標準治療方法是同步放化療（CCRT）。然而肺癌病患在接受標準治療後很快的面臨疾病惡化。目前已有許多文獻針對局部晚期不可切除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在接收同步放化療後，進行全身性治療包含化學治療，免疫療法等。我們主要想要收集在局部晚期無法切除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接收不同治療方式後的資料（無進展生存期，總體生存率，不良事件），並且分析評估這類患者，在標準同步放化療後接受何種全身性治療（化學療法，免疫療法）對於患者較有幫助以達到延緩疾病惡化。 2.研究方法 於2019年12月中經由Pubmed 電子資料庫進行文獻搜尋,並使用關鍵字為non-small lung cancer、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stage III、chemoradiotherapy、immunotherapy and durvalumab來搜尋結果。初步先以系統審查方式並利用我們設定的納入及排除條件篩選出六篇文獻，再針對這六篇文獻進行後設分析，評估病患於標準化放療後接受不同治療方式，對其總體存活率(OS)、無惡化存活時間(PFS)和不良事件發生率。 3.研究結果 針對非小細胞肺癌接受標準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後接受不同治療進行後設分析，得到出非小細胞肺癌接受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後接受免疫治療(抑癌寧)相較於化學治療其總體存活率(OS)、無惡化存活時間(PFS)有較好的優勢。在不良事件發生率上也沒有特別的差異。 4.研究結論 在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進行同步放化療後進行免疫療法（抑癌寧）相較化學治療有顯著優勢。抑癌寧也得到美國食藥署的藥證，但過去文獻有許多案例指出需要針對臨床試驗結果（尤其是不良事件）的結果進行驗證。我們將編寫第四期臨床試驗針對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在接受同步放化療後使用抑癌寧，以前瞻性和系統地收集抑癌寧在現實世界中的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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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許多研究已證實B型肝炎病毒(HBV)表面抗原(HBsAg)陽性的慢性HBV感染和B細胞非何杰金氏淋巴癌(B-cell NHLs)的發生有正向關係，尤其是B-cell NHL中的瀰漫性大B細胞淋巴癌(DLBCL)和濾泡型淋巴癌(FL)。然而，DLBCL或FL的患者同時有慢性HBV感染時的臨床特色和預後，目前尚不清楚。此外，因慢性HBV感染和B-cell NHL的發生有正向關係，發掘和探討影響HBV相關B細胞淋巴癌(HBV-associated B-cell NHL)預後和致癌機轉的因子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研究目標 本研究分析了在現今標靶合併化學藥物治療的時代，HBsAg於DLBCL和FL患者所代表的預後意義。亦探討其中一個可能影響HBV-associated B-cell NHL的致癌機轉因子，HBV DNA能否嵌入(HBV integration)淋巴癌細胞的基因體？其嵌入的模式為何？及HBV integration是否影響預後和淋巴癌發生。 病人和實驗方法 本研究建構了兩組回溯性世代研究群體(cohort studies)。一是DLBCL cohort study, 收錄從2002至2016年於台大醫院新診斷DLBCL，並接受全身標準標靶合併化學治療(R-CHOP)的患者。另一是FL cohort study，收錄了從2006至2016年於台大醫院新診斷FL，並接受包含標靶藥物rituximab合併其它全身化學藥物治療的患者。本研究分析了HBsAg的有無於此兩群cohorts中的臨床特色和預後相關性。 此外，本研究利用捕獲型次世代基因定序平台(capture-NGS platform)來發掘45個B-cell NHL的腫瘤檢體中，是否存有HBV integration，及其嵌入的模式為何。 結果 首先在包括416位病患的DLCBL cohort中，98位(23.6%)為HBsAg陽性。HBsAg陽性的DLBCL患者，比起HBsAg陰性的患者而言，罹病年齡較年輕，腫瘤侵犯期別較廣泛，治療反應和預後皆較差。而多變項存活分析更發現HBsAg陽性對於DLBCL患者是一個獨立的預後不佳因子。 接著於擁有149位患者的FL cohort中，32位(21.5%)為HBsAg陽性。FL同時帶有HBsAg的慢性HBV感染患者，經常出現脾腫大，胸水或腹水，和治療期間肝指數異常等等臨床徵兆。另外，比起HBsAg陰性的患者，HBsAg陽性的FL病人對於標靶合併化學藥物的治療有較低的完全緩解率，較差的整體存活期和較短的無病存活期。在多變項存活分析中，HBsAg仍舊是一個獨立的預後不佳因子。有趣的是，比起HBsAg陰性的患者，HBsAg陽性的FL病人有較高機率發生疾病早期惡化(progression of disease within 24 months)。 最後藉由capture-NGS platform，在45個B-cell NHL的腫瘤檢體中，有28.9％(13/45)發現有HBV integration的現象，共偵測到354個HBV-lymphoma基因的嵌入接合片段。不過淋巴瘤的基因組並沒有發現有嵌入熱點(hotspot integration)，而這些嵌入接合片段僅有極少數產生單株性(clonality)現象。另外，HBV integration並非穩定的存在於成對的初診斷和復發的腫瘤檢體中，且嵌合現象的有無並不影響DLBCL患者的預後。 結論 本研究發現同時有慢性HBV感染的DLBCL或FL患者，擁有特殊的臨床表徵，較低的治療反應和較差的存活率。本研究亦指出，HBsAg對於DLBCL或FL的患者而言，可當成是一個新的預測預後和存活的因子。 雖然HBV integration的現象確實存在於HBV-associated B-cell NHL，但其在腫瘤檢體中發生的頻率遠低於HBV-associated肝細胞癌。這些病毒-宿主基因嵌入接合片段於淋巴瘤的基因組中並無形成嵌入熱區，也僅有極少數發展成有意義的clonality現象。此外，HBV integration的現象於B-cell NHL的病程中並非穩定的存在，且其存在與否並不影響DLBCL患者預後。此皆暗示了HBV integration於HBV-associated B-cell NHL的生物學功能影響或許有限。 HBV-associated B-cell NHL的患者於現今的治療模式下，確實具有較差的預後。雖然嵌入式致突變進而導致淋巴瘤生成的機轉或許不能應用於HBV相關B-cell NHL，但是後續仍有許多值得研究的方向，如慢性HBV感染是否導致腫瘤免疫微環境(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改變，進而影響患者的治療預後等。我們將進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來確立HBV感染於B-cell NHL所扮演的真實生物學角色，並用以發展新的治療策略，來改善此類患者的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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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卵管因素造成的不孕症所佔的比例約為所有因素綜合之30~40%，主要原因為骨盆腔感染造成的輸卵管炎、子宮內膜異位症或外科手術造成的沾黏阻塞及水腫，亦可間接造成子宮外孕。而過去文獻於1998年Zeyneloglu.等人表示，預防性將水腫的輸卵管切除可提高試管嬰兒成功率以及降低流產率。體外胚胎活體的實驗也證明水腫的輸卵管會影響子宮內膜胚胎著床的機轉。 然而，將輸卵管切除後是否對於卵巢功能及之後進入取卵療程的結果有影響，過去則一直有爭議。由於影響卵巢的因素主要有年紀、卵巢手術、子宮內膜異位症、多囊性卵巢等因素，2020年由Chen.等人發表於journal of ovarian research的研究探討女性年齡35 至39歲顯示基礎濾泡數(AFC)可能因為輸卵管手術而下降，但缺乏較年輕不孕症族群的比較以及其他衡量卵巢功能之指標比較。因此本研究欲探討35歲以下的不孕症患者其先前曾接受過輸卵管手術後，對其取卵數目之影響。2003年於Human reproduction 雜誌表示子宮外孕病人的輸卵管切除對於卵巢的大小及供應血流有顯著影響，而2015-2017年四篇 meta-analysis皆認為手術不會對卵巢有影響，但是研究異質性高，主要針對輸卵管水腫病人，而且術後長期追蹤結果未明。因此於新光醫院收集2012-2019年間的輸卵管因素的不孕試管病人，為降低年齡對於卵巢功能本身之影響。研究對象為年紀35歲以下接受取卵手術者，以曾接受輸卵管手術與否分組，並控制Age、BMI、卵巢功能指標(AMH 及AFC)、使用排卵刺激藥物劑量及刺激天數，來探討其經陰道取卵手術的結果(取卵數目)差異。 本研究為病例回溯性研究，病例及對照研究，病例資料取得以健保資料手術代碼(腹腔鏡輸卵管等附屬器切除術、子宮外孕手術以及經陰道取卵手術)委由新光醫院資訊部人員查詢，先取得病歷號資料並交由本案主持人，由主持人借閱紙本病歷，並篩選，經確定收案後即去除識別化資料(如病歷號、姓名)，之後依阿拉伯數字編碼分為研究組及對照組，過程中再將已去識別化的資料交由本案統計分析人員分析。本計畫最後收案對象以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間接受取卵手術時，35歲以下之不孕症病人，一共113人，且過去有接受過輸卵管切除術者為實驗組(54人)，其中包含輸卵管外孕及水腫。而對照組為相同年紀配對之男性不孕及不明原因不孕症之患者(59人)。我們主要比較其進入刺激排卵療程之結果。如總取卵數目、總排卵針劑量及刺激天數。 本研究以無母數分析方法，比較有無接受輸卵管手術的兩組，其術後第一次取卵手術之取卵數目、排卵針使用劑量、刺激天數。並校正BMI、day 3 FSH值、術前AMH及AFC等因子。再由線性回歸分析找出顯著影響取卵數目之因子，如AMH及AFC。再參考過去文獻以及對照本實驗之族群決定所選因子之臨界值(cut-off value)。然後依臨界值進一步做次群組分析(sub-group analysis)。 本研究納入於接受取卵手術時年齡為35歲以下之不孕症患者，實驗組包含曾接受輸卵管切除術的不孕病人54位，而輸卵管切除術的適應症有輸卵管外孕26位以及輸卵管水腫28位。對照組則包含男性因素及不明原因之不孕症一共56位；若曾接受過卵巢手術、患有子宮內膜異位症或多囊性卵巢者則排除於此研究。 結論及討論 : 在35歲以下較為年輕的不孕症患者，因輸卵管問題造成的不孕，不論是先前子宮外孕或是輸卵管水腫的原因，在經過輸卵管手術切除後，與輸卵管正常的不孕症族群相比，其試管療程的取卵數目顯著下降；而其中取卵前的卵巢功能指標次佳者如AFC <12 或是AMH <4 ng/mL者，則取卵數顯著下降。因此在有接受過輸卵管手術的年輕不孕症患者，若非有絕佳的卵巢功能指標則可考慮積極地使用刺激排卵試管嬰兒療程。本研究亦嘗試討論手術間隔、輸卵管切除的側性對於卵巢反應的影響，但由於樣本數較少故無一致性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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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原始切片診斷為乳管原位癌的病灶，在完整手術後可能被升期為侵襲性乳癌，但目前沒有共識來預測此升期。在對於此病灶常規併行乳房超音波及乳房攝影的背景之下，此研究之目標為辨識出乳管原位癌術後升期的風險因子，並提出預測模型。 研究方法 在這個單一中心回溯性研究中，收納了初始切片診斷為乳管原位癌的個案 (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最終樣本數共272病灶)。診斷方式涵蓋了超音波導引粗針切片檢查、乳房攝影導引真空輔助乳房切片檢查及細針定位乳房切片手術。所有的患者常規性的都會接受乳房超音波檢查；若可疑病灶為超音波可見，將優先考慮超音波導引粗針切片檢查。切片後初始診斷為乳管原位癌的患者，若手術後之最終診斷為侵襲性乳癌，則定義為「升期」。 研究結果 超音波導引粗針切片檢查、乳房攝影導引真空輔助乳房切片檢查及細針定位乳房切片手術診斷之乳管原位癌，術後升期比率分別為70.5%、9.7%及4.8%。分析結果顯示，「以超音波導引粗針切片檢查診斷」、「超音波下之病灶尺寸」及「病理高級別的乳管原位癌 (high-grade DCIS)」為最主要之獨立風險預測因子。我們並以這些因子建立了羅吉斯回歸預測模型，接收者操作特徵曲線 (ROC curve) 分析得到良好的內部驗證結果，曲線下面積為0.88。 結論 我們優先考慮以超音波導引切片檢查可疑病灶，可能因此造成病灶的事前分類。超音波不可見之病灶 (通常以乳房攝影導引相關切片技術進行診斷) 術後升期風險低，在首次治療性手術可以免行前哨淋巴結切片。對於以超音波導引粗針切片診斷之乳管原位癌，在手術前須進行個別討論，預測模型可協助外科醫師決策：是否須在首次手術併行前哨淋巴結切片？或是使用真空輔助乳房切片再次進行取樣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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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肺癌是世界上最常見的癌症之一，同時也是造成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80-85%屬於非小細胞肺癌（NSCLC），當中又以肺腺癌和鱗狀上皮細胞肺癌為主。 大多數的非小細胞肺癌，尤其是腺癌當中60-70%至少有一個致癌驅動基因突變（Oncogenic driver mutation），包括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 間變性淋巴瘤激酶（ALK）和跨膜受體蛋白酪氨酸激酶（ROS1）基因重排等驅動基因突變。 在這些突變中，ALK 佔東亞人的 5-7%。而在標靶藥物出現之前，ALK陽性的病人和其他的非小細胞肺癌一樣，在第一線所使用的標準抗癌治療為含鉑劑之合併化療（Platinum-based doublet）。 方法 通過系統性回顧和統合分析，比較新一代和第一代ALK酪胺酸激酶抑制劑的療效和安全性，並比較新一代 ALK 酪胺酸激酶抑制劑在先前未接受治療並帶有ALK基因突變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中的療效和安全性。 結果 對新一代和第一代ALK酪胺酸激酶抑制劑的六項臨床隨機試驗的結果，針對了客觀腫瘤緩解率（ORR）、無惡化存活期（PFS）、整體存活期（OS）、藥物毒性（AE）和亞組伴隨腦轉移的無惡化存活期（CNS with/without brain metastasis）進行了統合分析。 如先前已發表的研究結果所示，大多數新一代 ALK 抑製劑的分析結果優於第一代 ALK 酪胺酸激酶抑制劑。但在本統合分析中第二代及第三代抑製劑之間除了無惡化存活期及3-5級的藥物毒性不良反應之外，在療效（ORR、OS、subgroup PFS with/without brain metastasis in the baseline）則無統計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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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腫瘤無法切除或轉移的黑色素細胞癌帶有BRAF V600E基因突變的患者，給予BRAF抑制劑合併MEK抑制劑比上單獨使用BRAF抑制劑，能增加腫瘤緩解率(response rate)、疾病無惡化存活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及整體存活期(overall survival)。目前對於帶有BRAF基因突變的黑色素細胞癌沒有直接比較不同組合的BRAF抑制劑合併MEK抑制劑之間療效與安全性差異的臨床試驗。 藉由網絡統合分析(network meta-analysis)比較三組不同的BRAF抑制劑合併MEK抑制劑 (dabrafenib-trametinib, vemurafenib-cobimetinib, and encorafenib- binimetinib)，各組之間療效與安全性的差異。經由系統性回顧，針對四個皆是BRAF抑制劑合併MEK抑制劑比上單獨使用BRAF抑制劑用於帶有BRAF基因突變的晚期黑色素細胞癌之臨床試驗進行統合分析。 統合分析主要針對疾病無惡化存活期(PFS)及整體存活期(OS)的風險比值(hazard ratio)與安全性的危險比值(risk ratio)，進行三組藥物的比較。疾病無惡化存活期及整體存活期的風險比值在三組藥物治療間，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在安全性的部分，dabrafenib-trametinib與單獨使用vemurafenib (RR 1.19, 95% CI 1.03–1.37)治療相比，以及與vemurafenib-cobimetinib (RR 1.47, 95% CI 1.22–1.77) 及encorafenib-binimetinib (RR 1.24, 95% CI 1.01–1.51) 相比，產生嚴重度3-5的不良事件(Grades 3-5 AE)風險最低，並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因為目前沒有直接比較不同組合的BRAF抑制劑合併MEK抑制劑之間療效與安全性差異的臨床試驗，經由統合分析以間接比較的方式可以了解各組之間療效與安全性的差異，對於臨床上的運用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