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
淡江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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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搜集自2002年2月至2006年6月為止，共計公開發行現金增資之樣本公司175個以及私募股權發行之樣本公司87個，探討其發行後第一年、第二年與第三年之營運績效與投資績效。 營運績效方面之研究方法採用杜邦方程式的五項變數作為營運績效衡量指標：總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純益率、總資產周轉率以及權益乘數，並配合自身移動及產業別兩種不同基準，與對照公司進行比較分析探討；在投資績效方面採用買進持有異常報酬法、累積平均異常報酬法、曆月投資組合法與因子模式法等四種不同方法來衡量長期異常報酬。 研究結論發現台灣上市(櫃)公司平均而言，無論是私募股權或公開現金增資發行後，其都是呈現出相對較差之長期營運績效與長期投資績效，此結論與國內外文獻的結果一致。而在私募股權發行與公開發行現金增資後之營運績效差異分析與投資績效差異分析，大致來看，私募股權發行之表現是優於公開發行現金增資。 關鍵字：現金增資，私募股權，長期營運績效，長期投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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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轉換公司債對股價績效影響的國內外文獻已有不少，但是實證結果不一，所以本文以台灣可轉債公開說明書之基本發行條件、相關法令與市場實務現況為出發點，嘗試選出適當變數來建立一個最接近台灣可轉債市場的模型，來探討與可轉債相關之事件(例如：可轉債發行、強迫贖回、重設價格等)，對該發行公司股價是否存在長短期的影響？且若存在所謂的異常報酬，何種事件造成的影響效果較大?影響會長達多久?再者，以國內可轉債之多項特徵變數(發行條件和發行公司特性)做橫斷面迴歸分析的實證，找出可以解釋影響發行公司長短期股價績效之因素；最後，針對以往文獻未曾討論過之「台灣可轉債四種到期方式之影響」、及「大股東對可轉債事件之影響」作進一步的實證分析，本研究將以上述各項實證結果來嘗試說明台灣可轉債的市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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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and Poor’s公司於其發行 S&P 500指數成份股的篩選原則中，即認為成份股應該要能代表美國甚至全球的經濟情況，因此指數成份股的選取原則將是可觀察其篩選成份股的適當性。本文以S&P 500指數新增成份股為樣本，主要觀察S&P500在宣告新增股與剔除成份股前後的效率性變化情況。首先，使用連檢定和一階自我相關方法檢定新增股與剔除股在宣告日前後之報酬序列隨機性和可預測性的變化情況，進一步將樣本區分為集中與店頭市場，以探討兩者報酬序列隨機性的差異；其次，使用市場模型和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估計累積異常報酬，觀察全市場、集中市場和店頭市場是否為半強式效率。 結果發現，在S&P 500指數成分股變動宣告日後，全市場樣本與集中市場的新增股，報酬序列變的較隨機，而店頭市場在宣告日前後的變化情況，沒有顯著性的變化；且剔除股沒有顯著隨機性的改變。而在S&P 500指數成份變更宣告日後，全市場和分類成集中市場和店頭市場的新增股、剔除股，預測能力皆顯著下降。最後我們發現，在指數成份變更宣告日隔天，全市場樣本與分類的集中市場和店頭市場之新增股有顯著正的異常報酬現象，而剔除股則有顯著為負的異常報酬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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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逐筆委託單，以Patterson and Sharma(2005) 所提出的Bootstrapped runs test 來計算群聚指標，並利用揭示檔及成交單資料，以Hu(2006) 之方法估計股票報酬波動度中所含之雜訊，觀察台灣股票市場中散戶、外資、投信基金以及自營商群聚行為與股票報酬波動度之關係以及其中雜訊的變化，並推論何類投資人群聚行為屬於根據資訊的理性群聚，而何種投資人屬於盲從之非理性群聚。 實證結果發現，在整日觀察下，各類投資人群聚行為對波動度並無顯著影響，而投信則是會使雜訊降低。在日內區間，散戶之群聚行為皆會使波動度提高，開盤時投信及外資群聚行為會使雜訊降低，表示其為根據隔夜資訊所作之理性群聚；而盤中及收盤，除了投信外其餘三類投資人群聚行為均會使雜訊增加，散戶在收盤時更是明顯，此可以資訊瀑布流來解釋，此時群聚行為多屬於非理性之群聚。因此綜合來看，投信多屬於根據資訊之理性群聚者，散戶則多屬於盲從之非理性群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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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觀察台灣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5 月 16 日及 2007 年 11 月 12 日分別取消台灣 50 與台灣 100 指數成分股融券賣出價格不得低於前一日收盤價格之限制前後，成分股股價對市場新資訊反應的調整速度。本文以該事件日的前後 45 天以及實施一段期間後的近期期間共五個子研究區間進行觀察，利用未受限制 VAR 模型與 Dimson beta regressions模型來衡量股票反應市場未公開之新資訊與對整體市場訊息的反應程度。由未受限制 VAR 模型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台灣 50 指數成分股或是台灣 100 指數成分股，在完全開放融券放空的情況下，其報價反轉調整的速度均有提高的現象，而在該交易限制開放實施一段時間後，第一類樣本中的台灣 50 指數成分股 (T50) 的報價反轉調整持續往上升而台灣 100 指數成分股 (T100) 以及第二類樣本 (Other) 的數據則降低。而其買賣反轉調整的速度均有降低的現象，且在該交易限制開放實施一段時間後，第一類樣本以及第二類樣本的買賣反轉調整持續均持續往下降，然而比較 T50、T100 以及 Other 等類樣本，T50 的買賣反轉調整是較為偏低的。 在Dimson beta regression中可以發現，第一類樣本 (T50 & T100) 於交易機制改變後對當期市場的反應訊息有微幅高於交易機制未改變前，第二類樣本 (Other) 則未有顯著的差異。而在交易限制開放前或是開放後，不論是第一類樣本或第二類樣本在交易限制開放前對過去市場上訊息的反應程度均較該交易限制開放後來的高。且在交易限制開放後，第一類樣本的調整速度確實有提高的現象。 最後我們採用橫斷面迴歸分析，可以看出在交易機制改變的初期，融券賣出張數與股價對訊息的調整速度是呈正相關，然而在該交易限制開放一段時間後，市場投資人已熟悉交易機制的改變，加上個股選擇權市場的成熟，使得長期之下融券放空張數對股價的訊息調整不一定呈現正相關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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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目的為檢視台灣股票市場中自營商、投信基金、外資及自然人四類投資人群聚行為，並分析股票特性與各類投資人群聚行為之關係以及其交易策略對未來股價變動的影響。本研究利用逐筆委託單與成交單資料以及利用Lakonishok et al. (1992) 和Wermers (1999) 之群聚指標來衡量投資人每日群聚行為。 結果發現自營商與外資在大型股較會產生群聚現象，投信基金與散戶則面對小型股較易產生群聚現象，而且發現資訊瀑布流僅存在國內散戶。外資與散戶的賣出群聚會造成股價不穩定，但整體的投資行為會增進資訊反應速度，使股價更快回到基本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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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為因應企業籌資之需求於2002年2月實施私募制度。由於過去國內探討私募長期績效之議題較少，再者，過去文獻指出，私募對象的不同會影響公司私募後之長期績效。因此，本研究利用198家私募公司之有效大樣本，來檢驗公司私募後是否有異常報酬的存在並分析向不同類型之應募人是否會對公司之長期績效有影響，結果發現公司私募後一年全樣本及積極型私募案件有顯著為正的長期異常報酬存在，實證結果符合監督理論與公司價值認證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