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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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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位論文

俄羅斯就南海的問題於蘇聯時期就有著密切的關係,當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俄羅斯對南海問題仍未作出過明確的表態,在東南亞區域,東協各國致力於政治及安全問題加強與國際各國對話,並成為世界關注之經濟區域之一,另因「中國大陸崛起」之因素,吸引國際各國與東協國家合作之興趣;雖然俄羅斯現今與中國大陸發展成為友好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但俄羅斯在東協國家問題上仍保持中立,且不妨礙俄羅斯向越南等南海周邊國家出售先進武器,讓南海區域問題更加複雜化。 觀察近期俄羅斯與東協國家及中國大陸之關係發展,欲就冷戰後時期先期討論俄羅斯對外政策之演變,進而討論俄羅斯與東協國家以及中國大陸之關係,以期瞭解俄羅斯未來如何與渠等國家之相處方式。 主要研究目的分為下列幾項: 一、冷戰後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演變? 二、探討俄羅斯如何與中國大陸及東協國家和平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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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經濟問題及因應政策得當與否,不僅攸關國家經濟安全,也常是國際爭端,甚至戰爭發生的主要原因。歐洲各國經濟體質互異,融合不易,但其內部市場整合與歐元區單一貨幣,已形成國家間高度整合互賴的經濟關係。面對不對稱經濟衝擊時,必需協調相關經濟政策措施,以確保共同的經濟安全與發展。 歐元區貨幣集中、財政分散導致失衡的經濟政策,使得歐債問題無法根本解決。歐債危機的負面效應已產生對於歐元存續及歐盟多速整合的質疑,對於歐債危機的因應策略將攸關歐洲整體經濟安全,目前歐盟走向經濟治理的政策方向發展,而歐元區財經、金融改革箭在弦上,其中又以防制系統性風險、維持金融穩定的金融集中監理政策推動,尤為當務之急。 本文將從目前歐洲央行金融集中監理改革出發,以歐元區整體經濟安全的角度,說明由國家範圍擴大至區域範圍的經濟安全概念的發展趨勢,探討歐洲經濟金融制度的建立及運作,分析歐元區朝向區域經濟金融建制發展的可能性,並評估此一區域經濟金融新制是否終能落實、進而有效保障國家經濟安全,進而確保歐元區與歐盟可以持續地穩定運作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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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過程中,影響的層次非常廣而深,除了政治與經濟的層面,也與文化、生活甚至精神息息相關。國際經濟活動的熱絡是全球化最顯而易見的,而有關於服裝、珠寶等和人類食衣住行相關的品項,其經濟規模非常大,其中精品產業,不僅商品高單價,消費族群鎖定為金字塔頂端的客戶,其帶來的經濟價值更是相當可觀。    歐洲精品產業在商品和服務上的發展與製造是全球的領導者。「歐洲」本身就是最奢華精品品牌的發源地與代名詞,精品產業深深植根於歐洲的和文化和歷史遺產中,意識型態上的概念與精緻的產品都被出口到世界各地,從無間斷地展示其世界級創新、精湛的工藝與高技術高品質的製造。精品商品一般泛指個人的消費品如時裝、香水、珠寶和手錶等類別。但其實,精品產業在歐洲的定義是比這個更廣泛的,涵蓋14種不同的消費產品和服務項目,其範圍從汽車、遊艇,以至於家具等。   而在現今位居領導地位的精品集團LVMH,其過去發展所立下的基礎、對於全球化市場重要性的敏感領略以及更為積極迅速的併購策略等,許多方面都具有代表性,並且創造出豐厚的營收與效益。因此,本文以LVMH集團作為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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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設計理論做為分析研究的理論基礎。首先,機制設計理論是從賽局理論所延伸出來,在機制中所發生的策略均衡需要使用五種工具做分析,界定賽局參賽者(Players)、附加價值(Added Value)、規則(Rule)、戰術(Tactics)與範圍(Scope),在本文中簡稱PARTS。 而賽局理論中的這些工具將用來探討各個歐元區的國家如何在一個機制的限制和規範下,在極大化自身利益的同時,也滿足了機制設計者的利益,所以討論重點會圍繞在如何分析德國如何在動態的賽局中,設計一個機制以滿足各方的利益,也滿足自身利益。 賽局理論中的均衡,就是在賽局中各方的參與者在極大化自身利益過程中所能達到的最大限度,而處於一種只要有一方希望追求更大的利益時,當整體均衡被破壞時,這個參與者的利益並不會隨著擴大利益的舉措而增加,利益反而會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參與者經過理性的思考後,就會減少冒偏離均衡的風險。 本文將機制設計理論套用進歐債危機後的歐元區,是因為歐元區國家在經歷這場災難後,紛紛反思如何從根本上避免將來再發生類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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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及蘇聯共產主義的瓦解,改變了世界整個局勢,許多歐洲及美國的前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雖然殖民地獨立後大部分國家仍與前殖民國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但過去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逐漸朝向多元發展,國與國之間政治與經濟互動的範圍不再只侷限在鄰國與前殖民國,因此,國與國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互相影響著彼此。   目前所有的區域組織當中,以歐洲聯盟的整合層次最高,27個會員國可以享受歐盟四大自由流通所帶來的便捷與好處,不論人力、物資及勞務隨時可在會員國間快速通關,政策的協調與制定也呈現高度的制度化與一致性,連象徵國家主權的貨幣也逐步統一為歐元;亞洲部分因過去歷史及文化的背景差異造成區域間的歧異度大,呈現多元分歧現象造成整合困難,礙於歷史及其他政治及文化因素,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主導國去進行區域的整合,相較於其他地區,目前整合的腳步最慢。 亞歐關係方面,亞歐會議的成立絕對不是憑空而生,它順應歷史的變遷與國際體系不斷的改變所發展出來,由於國際間行為者的一舉一動都可能牽動整個國際與區域體系,呈現一種特殊關係,正如Joseph S. Nye 與 Robert O. Keohane針對複合式互賴所提出的敏感與脆弱關係,使國際局勢變得更加複雜,也間接促成了跨區域組織與論壇的成立。亞歐會議是目前亞歐雙方在亞歐關係上針對政治、經濟、環境及文化等議題進行對話的論壇,在建立雙邊友好關係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的議題進行意見與資源上的交換,其成立目的在於強調相互尊重、平等、促進基本權利和依據國際法的規定及義務,以間接的方式,不採取直接干涉內政的原則之基礎上進行會議,希望建立起亞歐雙方全面的夥伴關係,加強雙方的對話、了解與合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維護世界及區域之間的和平與穩定,因此,本研究透過複合式互賴理論探討亞歐會議的形成與發展及亞歐雙方互動過程策略,並探討亞歐會議對亞歐雙方的意義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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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一直係環繞著法國的名詞之一,其葡萄酒品質及產區特色讓全球人著迷,更使法國人引以為豪。十九世紀法國藉著萬國博覽會之名,舉行葡萄酒競賽,將葡萄酒推向海外市場,享譽國際。葡萄酒貿易蓬勃發展之際,法國憑藉著自然條件優勢及「法定原產區管制命名」(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olee, 簡稱AOC)規範,使法國葡萄酒主導地位屹立不搖。然而,伴隨農業技術革新、種植權開放,葡萄酒產量日益增加,最終引發歐體境內葡萄酒供需失衡、產量過剩之問題。同時,新世界產酒國日益茁壯,開始分化法國在內歐洲舊世界市場區塊,舊世界產酒國面臨市場挑戰。面對內憂外患之境,葡萄酒共同市場組織歷經多次改革,採取蒸餾政策以紓解歐盟境內葡萄酒生產過剩危機;新世界憑藉著低價量多策略外,酒標明瞭且新穎,更使法國及歐盟均體認自身法規嚴謹且僵化,故漸漸鬆綁規範,統一境內各國葡萄酒等級命名制度,以順應消費者所需。法國更推行「五年法國葡萄酒業現代化計劃」,除簡化酒標、行政程序自由化外,更致力提升出口潛力以贏取新市場區塊。縱然面臨產量危機及新世界產酒國低價競爭,法國仍秉持自然條件和技術優勢鞏固品質,更推廣葡萄酒旅遊產業,輔助小型葡萄農出口行銷,以及創新酒標設計以增加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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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特加在俄羅斯的歷史與文化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是最能代表俄羅斯的酒。俄羅斯人對於伏特加的偏好與大量消費是俄羅斯伏特加產業活躍發展的契機。然而,因原料易得、製酒技術進步之故,以及伏特加的普及度提高,使得非俄羅斯伏特加品牌在國際市場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眾多的品牌不僅加大了國際競爭的力度,也讓俄羅斯伏特加產業面臨更多的競爭者與挑戰。 本研究利用波特 (M. Porter) 在1990年所提出的國家競爭優勢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又稱鑽石體系,來分析俄羅斯伏特加產業的國家競爭優勢。波特的理論指出生產因素、需求條件、相關與支援性產業、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決定了一國的特定產業在競爭中能否勝出。在這四項要素之外,機會與政府也會影響產業的發展。研究結果發現,俄羅斯伏特加產業在生產因素、需求條件、與機會上的表現較為突出,在相關與支援性產業、企業策略與政府上的表現則有加強的空間。針對俄羅斯伏特加產業表現較弱的環節,本研究提出幾項可行建議:將同業結盟與置入性行銷做為企業策略的一部份、加強與機械製造、旅遊觀光與能源業等相關產業的連結。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透過政策制定刺激俄羅斯伏特加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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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憲政發展 摘要 西班牙受自由、民族主義思想影響,憲政思想最早發源於1812年,歴經君主立憲與共和國時期,然始終因未達成熟而失敗收場。直至佛朗哥將軍在內戰獲勝而取得統治權,實行的威權統治雖使民主憲政短暫仍無法實現,卻為往後民主政治發展奠定良好基礎。卡洛斯國王在佛朗哥時期承襲西班牙國家元首繼承人,但並未延續佛朗哥體制,反而滿足多數人民對於民主化的期待,以溫和且包容手段與時任政府帶領西班牙走向全新憲政大道,於1978年12月成功制憲。國王身為憲法守護者,並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阻止外來威脅發生以化解憲政危機。在行憲30餘年,西班牙加入歐體後,為應盡會員國之義務,「七八憲法」與歐盟法間聯結關係表現在憲法隨歐盟法法規而有所成長與變遷。然目前國內分離主義高漲與政經表現不佳可能削弱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甚至動搖「七八憲法」存立之必要性,因此政治菁英必須穩定政局外,必要時給予適當溝通與回應,重建民主憲政意識並積極落實立憲價值。西班牙憲法有國際性與完整性之特色,它需要大眾支持與認同才能有其正當性之延續,持續發展屬於西班牙民主憲政之精神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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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1993年馬斯垂克條約中提出了「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後,仍積極尋求增強歐盟國際行為者的角色。為了達到此目的,並促進歐盟對外行動的一致性,歐盟瞭解到必須更進一步整合歐盟所有對外行動的資源,因此於 2009年里斯本條約中,改變歐盟對外行動的組織結構與治理方式,並創設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與「歐洲對外行動處」,前者為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主要負責人;而後者則是輔佐前者推行「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核心機構。里斯本條約所建構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新制度使歐盟外交、安全與防衛政策展現全新的局面,其中,「歐洲對外行動處」具有「承上」(高級代表之命令)「啟下」(政策之執行)的功能,在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中擁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將以制度主義為基礎,首先,檢視「歐洲對外行動處」的組織結構;接著,剖析「歐洲對外行動處」的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決策過程中與實際執行上的角色;最後,分析「歐洲對外行動處」運作的問題,並評估「歐洲對外行動處」是否真的能有效提升歐盟的集體對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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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金融海嘯衝擊下,金融系統性風險逐漸受到重視,各國也開始尋求預防的方法。 為了有效預防金融風險,就需要監理機制來監督金融機構,換言之,金融監理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並且,需以個體審慎與總體審慎監理並進的方式,才能有效達到風險管理的目的。 歐洲聯盟自金融海嘯後,為了強化歐盟抵抗系統性風險的能力,透過金融監理改革加入總體審慎監理,然而,此套監理機制仍是以各國監理為主,歐盟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機制來統一監理歐盟會員國的金融機構,歐盟所獲得的監理權限有限,恐難發揮效用。再加上歐債危機的暴發,為了能徹底解決歐債問題,歐盟於2012年6月對銀行聯盟的議題展開討論,希望透過成立單一監理機制來解決困擾歐盟已久的歐債問題,然而,成立銀行聯盟仍需仔細商討相關細節,取得會員國共識,一旦銀行聯盟順利運作,歐盟統合將邁入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