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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

淡江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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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位論文

二十世紀的90年代外國直接投資迅速發展,探究90年代外資流動大幅增加之因,最主要是因為大多國家開始採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並對於FDI採取保護與提昇的措施;許多的開發中國家與轉變中經濟體降低了外國投資人進入當地產業的限制或是將先前對FDI限制與不開放的企業施予私有化。以拉丁美洲國家而言,由於80年代期間受到外債危機之影響,使得經濟嚴重衰退,並造成政治社會的動亂;各國決策者為振興經濟、穩定國內情勢,紛紛採取新自由主義之經濟政策,企圖以貿易、投資之自由化與市場管制的解除,吸引外資的流入,為國內的經濟發展提供資金的來源。 以阿根廷為例,1989年梅南上台後,隨即實施了一連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方案,首先於1990年實施兌換計劃(Convertibility Plan),成功地穩定物價,擺脫80年代外債危機高通膨問題,並使得外資開始因經濟情勢的漸形穩定而再度流入阿根廷,緊接著1992年私有化政策的實行,又為阿根廷吸引了另一波外資的大量進入,透過官方收支帳的估計,外資的流入貫穿了整個90年代,促使阿根廷的資本帳呈現了正成長,而其國際準備也相對增加,顯示了外國直接投資對阿根廷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本篇論文將以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觀點,來探討外國直接投資對於阿根廷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是否真能如理論預期的正面,並藉由探討過程來進一步地闡述梅南政府的主要經濟政策與跨國企業在阿根廷投資的策略與發展概況;同時探討這些策略對於阿根廷經濟發展產生了如何關聯性衝擊。 因此,論文的討論主要有幾個目的:一、了解實證及理論上對於外國直接投資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探討外國直接投資於90年代期間大量流入阿根廷,對於阿國的經濟發展有何實際影響?其影響效果是否如理論所預期?結果的不彰,原因何在?二、探討梅南政府在政策面上如何吸引外資?且引進外資動機的思潮又為何?其引進外資的政策為何能成功的造成其歷史上第三波外資潮流?而此90年代期間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概況與投資策略又有何特色?三、剖析外國直接投資對於阿根廷總體經濟面與個體經濟面上的衝擊。根據理論歸納而言,外國直接投資對於資本形成、國際收支帳、外貿出口等皆有正面貢獻,然而為何阿根廷的貿易赤字卻不斷惡化?國內固定資本總投資額也未因外資大量流入而有明顯提升?外資的貢獻未如預期與阿國的經濟政策有何相互關連?外資的投資策略又有何影響?種種疑慮,希望能藉由本論文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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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團體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不容置疑的。在拉丁族裔中最具影響力的即為古裔美人,其人數雖次於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美人,但其政治表現卻是有目共睹。美國長達四十年的貿易禁運政策歷久不衰,就是源自於古裔美人的政治遊說。本論文期盼以古裔美人移民歷史脈絡,包括移民原因、移民地選擇、接收國之回應、以及族裔特性和吸引力,來探討其政治取向和政治表現。並研究古裔美人之政治參與和族裔經濟表現之連結,換言之,其社經地位的提升對其政治表現的助益。 波第氏(Portes)提出族裔領地經濟理論(Ethnic Enclave Economy Theory),認為族裔創造出獨特的經濟體,尤其是族裔本身具備勞力分工的特性(divisions of labor)和企業經營的能力(entrepreneurial skills),對族裔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帶來正面的效應,因其鼓勵自營企業的發展,故對古裔美人之政治參與奠定了基礎。 然而古裔美人之移民歷史與政治表現息息相關,其移民原因以一九八零年以前為例,多屬政治因素,古巴革命後之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對古巴人民的衝擊引發的移民潮,而之後則多為經濟因素。其移民地之選擇亦與美國之干涉和殖民有關,且美國對二次大戰後共產國家的難民均採接納態度,另外對古巴難民採取優惠措施,賦予其永久居留的權利,皆有利於古裔美人之政治參與。再加上其超過二分之一的人數聚集在佛州邁阿密,增加其與拉丁美洲的貿易和人員之流動,加深其政治影響力。 古裔美人之政治取向(political attachment)可由利益團體的立場、選舉參與、對貿易禁運政策之看法得知,而分為族裔政治(ethnic politics)或流亡政治(exile politics)。前者代表移民對祖國事務不關心,而專注於其在接收國之生活;後者則完全相反。故古裔美人之政治表現明顯偏向後者,尤其貿易禁運政策之持續,取決於美國總統選舉的古裔選票考量。但其政治參與之阻礙,可能改變其政治取向和表現。簡言之,古裔美人影響美國對古巴之外交政策,但其優勢面臨縮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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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地馬拉自1996年結束長達36年的內戰後,雖然積極致力於建設國家,但是貧富差距卻日益加大,全國有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窮之中,許多兒童為了家計被迫出外謀生,因此童工現象在瓜地馬拉極為普遍。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童工為未滿18歲之勞工,瓜地馬拉之18歲以下之童工數目將近一百萬人,佔了全中美洲的童工比例百分之四十。雖然瓜國政府明定,在未經有關單位之許可之下,雇主不得僱用14歲以下之兒童,然而瓜國14歲以下之童工數目卻約有五十萬人,這些童工幾乎都是非法的,所從事的工作不僅具有危險性,有些甚至涉及色情交易、販賣人口等相當惡劣之形式。 造成今日瓜地馬拉童工現象普遍之因,除了貧窮率高之外,還有保護兒童之執法不嚴、傳統價值觀等社會文化因素。由於印地安原住民馬雅人認為,工作為傳承文化的重要方式,兒童從工作中可培養人格以及責任感,因此馬雅兒童從小就開始準備要工作。此外,童工的比例依性別、城鄉、種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7至14歲的兒童中,男童工的數目為女孩子的兩倍,鄉村童工之比例也約為城市之兩倍,印地安兒童成為童工之比例也為非印地安兒童之兩倍。非法童工問題造成的負面影響則包括了失學率高、健康容易出現問題,某些童工甚至需要心理建設才能重回社會生活。 相對於許多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積極地幫助瓜國童工,欲消滅童工現象、保護瓜國兒童權利,近十年來,雖然瓜國政府訂定多項計劃開始著手改善童工問題,但目前仍未看到顯著成效,一方面或許是政府的努力還不夠,一方面或許是因為童工問題的根源複雜,因此無法在短期內消弭童工現象。本篇論文即是從政治、社會、文化等角度分析瓜國童工之背景成因,以及探討童工從事之危險工作形式,並且加以了解目前改善童工問題之計劃及機構,目的在於深入了解當下之瓜地馬拉非法童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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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多年來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競爭力評估報告中因總體經濟基礎穩定,經濟持續成長及通貨膨脹低,及金融體制及外人投資制度良好,居中南美洲之冠,為中南美洲國家最具競爭力者。歐盟是智利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和投資者之一,智利與歐盟許多國家有著傳統的經貿關係。多年來智利對歐盟的出口額均占本國出口總額的1/3左右。智利經濟高度依賴出口,為積極拓展外貿空間,一向為中南美洲對外簽立自由貿易區協定最為積極活躍之國家,積極參與區域經貿市場整合,並且與各國簽立自由貿易協定。 本論文就智利參與國際組織和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狀況,以及智利與歐盟雙邊關係其發展脈絡作一分析與論述。 智利和歐盟2002年11月18日在布魯塞爾簽署了聯繫協定,內容除自由貿易協定外,亦涵蓋社會安全、教育、科技及經濟領域、打擊恐怖主義以及共同關心的雙邊和國際問題。它包括貿易關係的所有方面,特別是建立財產和服務自由貿易區的內容。雙方認為,協定的簽署不僅將加深雙方的合作,還將推動拉丁美洲和歐洲之間的關係。促使智利持續朝國際化、自由化發展,智利政府也一直希望它能夠成為亞太、美洲及歐洲地區的樞紐。 智利經驗給臺灣帶來的啟示是台灣在國際政治關係的發展有限,而在國際經濟層面影響力甚大。台灣有必要加快腳步,開展區域經濟計畫,並且爭取加入更多的國際經貿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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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拉美國家要邁入工業化國家,幾乎都會採取「進口替代」的政策,使自己國家的工業逐漸發展成形。然而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往往都會遭遇到資本不足的問題,因此轉向國外尋求資金的挹注是這些國家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只是一旦外資被引進,國內政治、經濟政策的制訂難保不受到外資的干預,對被投資國的國家主權更是一大威脅。依賴/世界體系理論就對外資大加撻伐,認定外資為先進國家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與政治侵略的幫兇。 所幸墨西哥自大革命之後,便一直由革命制度黨執政,長期的一黨威權統治,使得政府在政治與經濟政策制訂上握有極大的權力,外資較難進行干預。政府並以相關投資法令規範外資可進入之部門以及持股比例,因此不僅能保持國家主權獨立,同時將外資導入需要資金的產業及地區,使得墨西哥成為拉美地區利用外資較為成功的國家之一。 外資在選擇被投資國時,除了對經濟環境的評估之外,該國的政治穩定度也是考量的一個基本要素。由於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並非恆常不變的,隨著領導階層的更替,政治路線也會隨之出現轉變,而這類的轉變便構成了政治變遷。墨西哥威權政體隨著經濟發展減緩而出現鬆動,1982年的債務危機後,執政者便開始推動選舉制度改革,實行政治民主化,在歷經多年的努力之下,終於在2000年完成政黨輪替,墨西哥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而這二十餘年間,執政者如何透過選舉法的修改以加快墨國民主化腳步、朝野政黨間勢力之消長、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外資的作用,以及這段期間的政治變遷對外資之影響,乃是此論文所欲探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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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移民南美洲由來已久,許多日本人後裔不論是永久定居或是暫時居留,主要是居住在巴西、祕魯、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等國家。祕魯是拉丁美洲國家中第一個接受日本移民的國家,此外,祕魯也是拉丁美洲國家中第一個與日本有外交關係往來的國家。直到1873年與秘魯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才開啟日本與南美洲國家間的外交往來關係。 首批日本移民於1899年抵至秘魯,為了逃離日本的貧困,他們簽訂勞工契約,遠赴秘魯沿岸的棉花田或莊園工作,以期能夠致富。日本移民在祕魯的蔗糖農莊工作,但是工作非常辛苦,大多數移民者紛紛逃離莊園到都市發展,尤其是首都利馬為最,從事理髮店或商店的生意。他們由於語言上隔閡,總是自成網絡互相幫忙,這也使得當地祕魯人總是認為日本移民者組成一個封閉的社會。在秘魯的日裔移民歷史上,其中以1940年於首都利馬發生的反日騷動為最嚴重的種族歧視事件。1941年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祕魯的日裔社會造成相當大之衝擊。因為祕魯當局決定與美國同一陣線,逮捕許多日本人並將他們驅逐送往美國的集中營。 本論文以政治、經濟、社會與同化情形等層面檢視日本移民在祕魯之發展情形,並探究何以一個外來種族社會能安身立命超過好幾個世代,日裔秘魯人移民祕魯至今已超過一世紀之久,現在的日裔秘魯人大多數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後代,且高度地文化轉變。不僅在經濟層面上結合,也在政治層面上產生連結,日裔移民後代藤森謙也(Alberto Fujimori)的當選(1990-2000年)就是最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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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形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墨西哥身處於美國強權,加勒比海及中美洲之間。 長久以來,墨西哥便遭受到歐洲殖民佔領及美國強權入侵接連地壓迫。 然而,墨西哥從未停下腳步顯露出其欲成為地區強權的野心並因此在1970年代之後轉變為企圖發展成該地區第三世界國家領袖。 此篇論文主要研究架構所涵蓋的範圍始於一九七0年代至二十一世界初。 開始著手於一九七0年代起因於墨西哥政府於當時重新審視其外交政策並在拋開以往傳統的情況下積極地表現出於世界舞臺上展露頭角的興趣。 同時研究分析自一九七0年代到二十一世界初墨西哥歷任總統的外交政策在各自任內面對國際局勢的演變及國內情況的發展的同時如何發展與加勒比海地區的關係及發展的演變。 最終,基於墨西哥在加勒比海共同體暨共同市場(CARICOM)及加勒比海國家協會(ACS)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情況下,墨西哥如何與區域組織下所有成員共同面對二十一世紀的種種的新的課題將會在展望的部份中予以探討。 加勒比海地區對於墨西哥所產生的重要性主要是根據以下的理由: 歷史背景及社會文化上的依附連結的及地理政治學上所扮演重要的戰略位置。 就國際現實上來看,加勒比海國家的數目可以在參與各種國際機構時俱有一定程度的發言權及決定國際事務的影響力。 墨西哥與加勒比海地區的關係一直存在著需要更多的對話及合作機制來改善現有處理區域事務時共識不足的問題。 隨著墨西哥政府於二十一世紀逐漸發展的同時,如何以更積極及未雨綢繆的外交政策來為墨西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人民帶來更大的福祉遂成為當前不容忽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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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為中華民國之外交重鎮,世界上與台灣建交的26個國家中,有12個邦交國座落於此區域,台灣耗費大筆金錢與大批人力才勉強維持住這些國家的「友誼」。反觀中國大陸,在冷戰結束後大改其外交政策,不斷在經濟、政治上加強與拉丁美洲地區的關係,並且格外關注台灣的務實外交在拉丁美洲地區所取得的成果;種種舉動都頗有與台灣一較高下之意。在台海兩岸經濟實力對比逐漸拉近之時,面對中國大陸對台灣在外交上多方管道的封鎖,台灣向來以「國際合作」為主的外交策略還適用與否正受到各界質疑。然而,以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一國外交政策的制訂應是以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 目前,中國大陸在全力發展經濟以圖成為國際社會中多級之一極的情況下。由於種種因素,使得拉丁美洲地區不僅在外交上對中國大陸主要國家利益的獲取助益微乎其微,在實質關係上也難以對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產生作用。總的來說,拉丁美洲非為中國大陸對外關係之重點地區。雙方之交往對於中國大陸國家利益而言並無損害,然而對於實現其目前所最重視的目標來說,並無法帶來太大助益。因此,中國大陸並不會特別加強與其關係。 一般來說,台灣當前的基本國家利益為生存。與拉丁美洲地區的外交關係對此利益的維持有著不可忽視的力量。與其之實質關係對於台灣實現經濟發展方面的利益有限,但是在中華民國目前並非以經濟利益為最優先國家利益考量,而是最為重視生存與主權之確保及彰顯的情況下,與拉丁美洲地區所維持的實質關係,正可保持雙方友好,從而提升外交關係。因此,儘管朝野對於台灣必須耗費人力物力來維持與拉丁美洲國家之友好關係有著不同的聲音,在國家利益的考量下,台灣依舊會致力於維持與這些國家的關係。 儘管90年代中國大陸取下台灣兩個邦交國的舉動,看似對於台拉外交關係產生極大威脅,然而,中國大陸均是在台灣有其所認定危害兩岸統一或是傾向獨立之作為時,才會設法取得台灣之邦交國。由於中國大陸不會將過多的有限資源耗費於拉丁美洲地區,而台灣為了實現其以生存為優先的基本國家利益,是盡力地在維護與拉丁美洲國家關係。故短期內中國大陸與拉丁美洲關係將不致影響中華民國於該地區之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