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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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快速發展下，行動支付的使用率近幾年在各國不斷地提升及以追求走向無現金化為目標，經濟發展好的國家與經濟發展較差的國家，行動支付使用的比例如今也產生較大的懸殊。2005年聯合國提出普惠金融，希望被金融體系排斥的人都可以享有金融服務與產品，因此也開始關注到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 本研究主要探討影響低度開發國家在2013年至2018年行動支付帳戶、交易數與交易額的因素。本文應用簡單線性迴歸模型與縱橫資料迴歸模型，以通貨膨脹率、外國直接投資、經濟成長率、人口成長、城市人口、勞動參與率、失業率、貿易、網路用戶量、手機使用量、匯款、教育指數、人類發展指數及銀行密度來探討對行動支付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在以整體國家而言，人口因素（城市人口及人口成長）的影響最明顯。再來就是以網路設備及通訊基礎設施為主要的影響因素；低收入國家，以網路基礎設備及通訊基礎設施影響行動支付為主要因素；中低收入及高中收入的國家，宏觀經濟變數更能影響行動支付使用的因素。透過提升行動支付的使用量，有助於實現普惠金融，促進未來金融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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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持續整年最引人注目的議題為新冠肺炎(COVID-19)，也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面臨最嚴峻的危機，對眾多產業帶來衝擊，造成市場氣氛惡化而國際金融市場更是大幅震盪。 本文研究主要為探討，台灣加權股價指數、上海綜合指數股價指數、中國深圳成分股指數、日經225指數、韓國綜合指數、美國紐約道瓊工業平均指數、那斯達克100指數、美國紐約S&P500股價指數等指數，在極端事件下的風險值，將多個市場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影響，並將極值理論加入GARCH家族模型，形成GARCH-EVT、E-GARCH-EVT、GJR-GARCH-EVT模型進行比較做分析，同時觀察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前和後疫情時期風險值的之變化，並根據回測結果討論何種模型將能產生較佳結果。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使用GARCH模型與加入極值的GARCH模型結果中，多數國家均顯示COVID-19後期風險值有降低的現象。最後再透過概似比檢定比較各模型間的評估績效。綜合而言，在本研究樣本下，GARCH家族模型比加入極值理論後所計算的風險值，表現並未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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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台灣股市是否存在信用交易使用率效應，使用2000年至2019年間，臺灣上市(櫃)普通股股票為研究對象，以及依據信用交易使用率高低建構信用交易因子，形成市場、規模、淨值市價比、信用交易四因子模式，同時比較Black，Jensen and Scholes (1972)單因子模式、Fama and French (1993)三因子模式以及本研究之四因子模式對於解釋台灣上市(櫃)股票報酬變異的適用性。 結果顯示台灣股市存在顯著信用交易使用率效應，即低信用交易使用率投資組合之平均超額報酬顯著大於高信用交易使用率投資組合平均超額報酬。而本研究所建立之四因子模式能捕捉較多的股票報酬共同時間序列變異，且能夠解釋規模、淨值市價比、信用交易使用率等異常效應。同時，該四因子模式相對較能夠解釋股票間平均報酬的橫斷面變異，結果建議四因子模式是優於單因子或三因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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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依據Jondeau, Wang, Yan and Zhang (2020)的研究方法，將上市櫃公司透過Amihud (2002) 非流動性指標篩選流動性前99%公司以及每股高於10元的股票，而後計算出市值加權SKEW與平均加權SKEW。採用台灣上市櫃的股票、台灣VIX指數和台灣加權指數期貨作為研究樣本，研究期間為2016年2月15日至2020年11月17日之日資料，目的為研究SKEW指數能否預測台指期報酬。 實證結果發現市值加權SKEW在預測台指期報酬上表現最為出色，當市值加權SKEW增加一個標準差，台指期報酬便會0.0047%，但平均加權SKEW在預測台指期報酬上是不成功的，因為平均加權法對所有公司一視同仁，報酬極端的小公司出現高波動性的現象，平均加權SKEW在預測台指期失敗是由於它對異常值的敏感性，而市值加權法能利用市值比重將小公司的高波動性影響降低，而加入落差期後，落差期平均加權SKEW表現比落差期市值加權SKEW更為出色，但樣本外預測發現當期市值加權SKEW對實際值最為貼近，為所有變數中表現最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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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討公司財務受限與公司治理之間的關係。而本研究對財務受限的定義為公司取得資金的能力，之所以研究此議題的主要原因為全球在經歷了多次金融風暴後許多學者開始意識到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而當中更有學者認為某些公司治理變數與公司的現金持有存在著某種關聯性。本文採用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 收集了1989到2018台灣所有上市貴公司除金融業的資料，並採用了Almeida, Campello and Weisbach (2004) 所使用的衡量變數然後加入公司治理變數進行驗證。此外本文採用了OLS估計方法來檢驗現金流量敏感度與持有現金變動量之間的關係，而研究結果預期者兩者的關係為正相關。 本研究不同於美國學者使用ＷＷ指數作為衡量財務受限的方法，而是採用 Hovakimian (2009)的方法去求出每一間公司的現金流量敏感度後， 接著再區分為財務不受限以及財務受限的公司以符合台灣公司的資料。最後本研究將法人持股率列為重要的公司治理變數，因為根據Ginglinger and Saddour (2007)所提出的論點，他們發現財務受限的公司可能因為少數股東的集權因而增加代理成本並持有大量現金。而張麗娟、晁罡與詹芷樺 (2016)也同樣認為法人持股以及獨立董監席次、董監質押比率相較於其他公司治理變數對於公司的經營績效是較有影響力的。而實驗結果因台灣的公司治理樣本並不齊全因此大多的公司治理變數與公司財務受限與否呈現為不顯著，唯獨獨立董監席次這項變數為顯著的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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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為研究COVID-19與三次金融風暴之影響因子分析，根據 Damiam (2020)所運用的七大因子，分別為品質、價值、規模、成長率、殖利率、動能以及波動性，將子因子依序分類。再分別依序使用累積異常報酬、主成分分析、逐步迴歸、相關係數檢定以及縱橫資料迴歸分析來探討2020年COVID-19事件所造成的疫情風暴，是否與過往的三次金融風暴有相似或相異之處。 實證結果發現：短期動能在四次風暴期間無論是下跌期抑或是回復期皆具有顯著影響，代表台灣股票市場在金融風暴期間，存在著短期動能現象。在COVID-19風暴期間影響最為顯著的則是動能因子以及品質因子。而整體四次風暴期間足以影響股票價格的共同因子為動能、市值、波動性、Tobins Q以及Beta。因此，本研究建議所有投資人，若遇到金融風暴期間，應參考動能、市值、波動性、Tobins Q以及Beta這幾項指標。並且奉勸所有投資人，在金融風暴期間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高現金股利率之股票，以及看重營業毛利率和股利成長率等財報指標，因為在金融風暴期間參考財報指標都是不具有參考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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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用卡在台灣現今的發展程度高作為啟發，在我國對於信用卡之法律趨於完善後，不僅影響著人民的生活水準，更與銀行業息息相關。本研究意旨探討國內銀行業經營績效受信用卡相關業務及所孳生問題之各項變數之影響，用以作為影響銀行經營績效之相關因子分析。研究另採用縱橫平滑移轉迴歸模型(PSTM)，加入銀行業之資產規模為門檻變數，進行銀行資產規模大小不同時，信用卡相關變數對銀行業經營績效所可能造成的非線性異質現象之非線性因子分析。研究樣本以國內 22 家銀行做為研究母體，樣本研究期間為 2005 年 1 月至 2020 年 11 月，共 191 月，總樣本共有 29414 筆縱橫資料觀察值。研究首先找出資產規模門檻值為 201.3 億元為界線，分為大小規模兩區間。然而，無論在何區間，本研究實證發現所擷取的本國銀行信用卡業務指標對銀行經營績效之影響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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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三大法人在臺股期貨與臺指選擇權總未平倉量作為門檻變數，探討在COVID-19前後期間對加權指數影響，從西元2019年8月6日至2020年7月7日，共236筆日資料觀察值，研究模型以Granger and Teräsvirta (1993)和Teräsvirta (1994)所提出的平滑移轉自我迴歸模型檢定方法(Smooth Transition Autoregression, STAR)，以非線性的角度切入探討三大法人在臺股期貨與臺指選擇權總未平倉量多寡的不同，對加權指數所產生的不同衝擊。 實證結果發現，研究模型設定為邏輯型平滑移轉自我迴歸(LSTAR)函數模型，進一步得到在 COVID-19前三大法人臺股期貨與臺指選擇權總未平倉量在9999.4412口呈現顯著門檻值，而 COVID-19後三大法人臺股期貨與臺指選擇權總未平倉量在-56182.9098口呈現顯著門檻值，亦即三大法人臺股期貨與臺指選擇權總未平倉量小於門檻值，或大於門檻值，呈現兩個不同區間，最後，無論在門檻值之上或之下，COVID-19前，唯有外資臺指選擇權未平倉量呈現顯著狀態，亦即說明著在COVID-19前，加權指數漲跌可以依據外資佈局在選擇權市場的前一日籌碼，來反向操作；COVID-19後，唯有自營商臺指選擇權未平倉量呈現顯著狀態，亦即說明著在COVID-19後，加權指數漲跌可以依據自營商佈局在選擇權市場的前六日籌碼，來反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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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黃金價格、標普500指數以及美元兌蘭特匯率做為研究標的，研究資料期間從2020年3月23日至2021年2月26日，利用非線性門檻誤差修正模型為架構，分別對在COVID-19所造成之金融危機後，黃金及股市與蘭特匯率之間的長短期非線性因果關係進行相關研究。 本研究實證結果指出，第一：無論是黃金價格或是標普500指數與蘭特匯率皆存在長期的均衡非對稱共整合關係。第二：在門檻誤差修正模型因果關係檢定中，在短期互動關係上，前一期之美元兌蘭特匯率對當期標普500指數存在顯著影響力，不符合一般研究中所認為新興經濟體之匯率理應受到主要股市之影響，而符合實務中以美元兌蘭特匯率做為美國股市領先指標之一的推斷。第三：短期因果關係上，標普500指數對美元兌蘭特匯率存在單向之因果關係，符合常理中主要股市與商品貨幣之互動關係。第四：長期因果關係上，當位於門檻值之上時，標普500指數對於美元兌蘭特匯率存在領先且顯著之單向正向因果關係，但顯著程度較低；而在門檻值之下時，黃金價格及標普500指數皆對美元兌蘭特匯率存在顯著之單向正向因果關係，且皆對美元兌蘭特匯率存在領先關係。本研究藉由實證結果結論出，蘭特做為黃金出口國以及商品貨幣國家之一，長期下仍主要受到黃金價格及美國股市之影響，唯在短期對於美國股市具有一定之影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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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在證券市場中獲得不錯的投資績效，如何透過一些資訊展現而透露出的端倪選擇適當標的是眾多投資者想瞭解的一個議題，雖然許多文獻表明所有權結構與企業經營績效大多有關聯存在，但是何種關聯，則是眾說紛紜。因此本文試圖探究股權結構與企業經營績效間之關係，使市場中的投資者在未來進行投資時，能夠參考以上因素以提早應對企業經營績效可能產生的變化。 本文蒐集2006至2019年的年度財務資訊數據與持股比例進行縱橫資料迴歸分析，在進行分析之前利用了相關性檢驗，確認所選變數間無共線性的問題，接著透過Likelihood Ratio、Lagrange Multiplier、Hausman檢定，選擇固定效果模型為最適模型，使我們能更準確地得知我們所選樣本中，其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間的關係為何。 實證結果顯示，台灣龍頭股的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經營績效正相關。另外，由模型配適度F值的比較，可以發現以Tobin’s Q作為績效指標進行分析的模型配適度優於以其他績效指標作為被解釋變數的配適度。 除此之外，透過配適度數據的比較，並輔以合理的推導判斷後，證實若同時擁有負債比率與負債權益比的數據時，應優先選擇負債比率進行實證分析，以得到更為精確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