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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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分級獎助計畫」的前身「文建會演藝團隊發展扶植計劃」劃從民國81年開始迄今已執行22個年頭，其中經歷「國際演出團隊發展扶植計畫」的歷程，培養無數個團隊成長茁壯，製作膾炙人口的作品，讓團隊得以踏上國際舞臺。分級獎助計畫是唯一補助團隊行政營運且不指定項目核銷的補助項目，也是目前補助團隊數量與總預算最高的補助機制，而分級獎助計畫對表演藝術團隊的發展究竟產生什麼影響？本研究嘗試以小規模戲劇團隊為例，瞭解分級獎助計畫對小規模團隊營運之影響，希望未來補助制度得以幫助更多團隊成長茁壯。 本研究以次級資料分析與深度訪談法，作為瞭解分級獎助計畫與訪談團隊之研究工作。第一階段，整理分級獎助計畫歷年演變，了解分級獎助計畫的補助概念，並且從補助辦法與實際操作的經驗重新整理分級獎助計畫的作業流程，檢視評鑑制度與行政評鑑辦法，發現評審制度、作業流程、經費核銷等面向均不符合實際團隊營運狀況，及藝術評鑑比分遠大於行政評鑑的問題。 第二階段，整理歷年分級獎助計畫的總經費變化，發現近年團隊數量增加但補助款卻逐年減少，團隊所分配到的資源甚少。同時參考已出版研究資料發現分級獎助計畫經費佔小規模團隊經費比例高達30%，對團隊的影響甚巨，而戲劇類團隊因總收入高，造成分級獎助計畫所佔比例低，對團隊幫助有限。 最後，整理近9年分級獎助計畫小規模戲劇團隊之補助資訊將團隊分類，歸納出「穩定型」、「育成型」、「變動型」、「近三年未獲補助團隊」以呈現小規模戲劇團隊的補助狀態，並篩選團隊進行訪談，以瞭解分級獎助計畫對於小規模戲劇團隊之影響。 本研究發現，分級獎助計畫對團隊的行政流程、經費運用、藝術水平、人員激勵、行銷拓展與未來發展都有明顯的助益，但團隊為配合目前的行政流程與評審制度，也造成團隊營運的壓力與困擾。團隊希望未來文化部能建立專業藝術評鑑制度、以提升藝文環境並規劃更符合團隊需求的補助辦法，讓分級獎助計畫得以發揮更大效益幫助團隊營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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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亞洲地區中，香港的城市當代舞蹈團（以下簡稱CCDC）是其中一個最早以全職現代舞團姿態出現的舞蹈組織，成立至今已有三十三年。一般認為，由於其所建立之品牌非常成功，因此成為新進組織的習效對象。本研究之研究者（以下簡稱研究者）一方面認為，CCDC已為一個發展成熟的藝術組織，但要持續保持其產業優勢，創造更大的獲利空間，其行銷策略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值得探討。另一方面，舞團創辦宗旨不單是創辦人對舞團發展的願景，也是舞團特質的來源，品牌建立的核心價值，以及永續發展的泉源。 不過因為時代的變遷，表演藝術的觀眾人口正在不斷老化，導致年輕觀眾的建立成為組織長遠規劃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經過資料蒐集、田野調查、實地觀察、訪談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彙整相關質性研究資料，以對CCDC的現行行銷市場、行銷規劃、建立與培養年輕觀眾族群和延伸對品牌與永續發展等議題，加以詮釋並論述研究發現和結果。最後，綜合提出八項相關建議，並以SWOT矩陣策略配對和歸納所得，作為CCDC當前和未來的長遠行銷規劃、永續發展之建議。期望香港有關當局及本土藝術組織，以本研究作為政策和行銷規劃制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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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藝術行政工作者須具備包羅萬象的專業知識及技能，但流動率高，且調查資料顯示僅少部分人受過藝術行政教育，大多是以做中學方式，在工作中學習所需的專業知識及技能。知識一旦隨著員工離職或遺忘，將造成組織知識斷層。目前國內現代戲劇團隊知識管理相關學術研究，鮮少深入檢視知識分享議題，尤其缺乏探討行政工作者的知識分享行為。 本研究以Nonaka的知識螺旋理論為基礎，探討劇團藝術行政知識分享。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以立意抽樣，選取九位劇團藝術行政工作者為訪談對象，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獲取研究資料並進行分析。根據訪談內容編碼、分類及歸納後之資料，首先檢視劇團藝術行政的外顯知識及內隱知識。其次，依據知識螺旋理論，分別以知識的共同化、外化、結合及內化四種模式，探討劇團藝術行政知識分享行為。最後，分析影響知識分享行為的因素，包含個人特質、組織行為，及資訊科技因素。 根據資料分析內容，獲得五點結論：一、劇團藝術行政認知層面內隱知識較不易分享。二、劇團行政人員異動時，為藝術行政知識分享高峰期。三、資深藝術行政工作者為重要的知識提供者。四、不同的藝術行政知識分享行為各有其影響因素。五、新進藝術行政工作者的知識獲取過程未必依知識螺旋形式順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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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該如何行銷、包裝？如何透過轉化與詮釋再現地方魅力？如何與地方民眾及外地民眾進行有效的溝通？這是許多地方文化工作者關心的議題。近幾年政府逐漸意會到「故事」與地方文化資產的聯結性，許多文化資產知識的開發與經營，即是透過故事化方式重新詮釋。本研究以菁寮聚落作為研究個案，以敘事理論為基礎，探討文化資產「說故事」的方式，讓這些故事成為可被實際操作的文化資產詮釋工具。 研究發現，敘事理論可做為建立地方文化資產故事的理論基礎，利用主題、情節、場景、人物等故事元素，可發展步驟為地方文化資產建立故事文本。而宏觀的將地方各文化資產的歷史視為事件，便可將原本散布於各地區、過於龐雜且獨立的文化資產史料素材整合，編列成一部屬於地方文化資產的故事，成為有效整合地方文化資產的工具。 然而，研究也發現，經拆解後的故事元素雖可應用於溝通媒介中，但不同的溝通媒介元素使用方式並不相同，因此儘管整合了一部屬於該地方文化資產的故事，應用於溝通媒介時，還是須以不同方式應用故事元素。 最後，本研究也針對菁寮個案提出相關的改善建議，包括可利用各故事元素重新編寫菁寮地區文化資產故事、拆解後的故事元素可依不同媒體以創意的方式靈活運用、以及建立故事資料庫辦理故事創作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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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經濟競爭加劇，台灣面臨產業外移與多元文化紛陳的同時，快速地在1990年代「社區總體營造」、「文化觀光」至「城市行銷」等政策基礎上，大舉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已然宣告「文化」為經濟、產業規劃的重要前提，更是相對合宜的政治宣稱。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資源大規模地以「文化」之名遭調度、重分配，「治理性」（governmentality）顯然已轉向「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支配邏輯。與此同時，攸關「文化」與「治理」主從關係的課題更不斷地挑戰台灣官僚系統與專業社群間的公私協力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尤在重視主觀詮釋的當代藝術展覽中，公立美術館與獨立策展人的分工制度更易於突顯台灣當前文化治理支配邏輯招致的合法性問題。 鑒於上述社會趨勢，以及本研究對「藝術行政」專業的思考，發展以下核心的問題意識：藝術行政與文化治理兩者是否既為共構的生產關係，又為支配－抵抗的權力關係？其中，藝術的主體性於行政與治理系統分別起了什麼樣的作用？為釐清當代藝術行政與文化治理兩者的內在連結，本文以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之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為研究個案，分別從官僚制（bureaucracy）與治理性理論、台灣現代化經驗及官僚系統再現的支配合法性（legitimacy of domination）邏輯，以及北美館1980年代以來展覽與人事發展等路徑，架構攸關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社會因素。進一步，以從事展覽工作者的實務經驗作為個案分析材料，提出以下結論：一、整體而言，台灣館展覽再現的館方與專業社群之「社群關係」、館方與獨立策展人之「分工關係」，相當程度反映了台灣緊扣著殖民現代性的現代化經驗與當代台灣處於「例外狀態」的政治主權與國際關係。二、為了保持官僚系統的開放並滿足民主政治與專業實踐，同時，適度侷限個體性於系統的實踐空間，細緻而靈活的行政系統便為必要的修補機制。以台灣館展覽而言，全面化的行政系統實則提供策展與行政專業，以至個體性得移轉至行政系統，甚而將其客體化為合法性問題的契機，諸位個體之責任與權力隨之零碎化。三、台灣以殖民現代性為基礎之官僚系統與全面化的行政系統，兩者共同表現於台灣館展覽因「策展委外制度」而合作的展覽團隊中的個體，其如何依其所宣稱之「藝術主體性」實踐專業，即獨立策展人及北美館雙方「專業」邊際的課題。北美館以行政程序及合法性實踐其展覽主辦權、美術館主體性本身，即賦予從事展覽工作的館員受護於機制的可能性，該可能性既得導向館方主辦權、主體性的維繫，亦得具體化為個體性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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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表演藝術活動的進行，經常非一人能獨力完成。一場叫好叫座的表演活動，往往是劇作家、作曲家、燈光設計、舞台設計、服裝設計、行政管理人員等戮力合作的結果，然而，究竟一個卓越的表演藝術行政管理人員，應具備何種本事，才能幫助所屬團體有效不斷達成上述結果，便成為促成本研究進行的重要動機。因此，本研究以臺灣表演藝術行政管理人員為研究對象，欲探詢「卓越的表演藝術行政管理人員」應該具備哪些職能，方能協助表演活動臻至完美。 首先，在確認職能的方法上，本研究採取人力資源領域常用，且被視為有效的「行為事例訪談法」進行。此方法應用於臺灣表演藝術行政管理領域，是否仍然可行，也是本研究操作過程加以探詢的。此外，面對資源有限、人才流動不斷的表演藝術領域，本研究亦進一步測試，藉由了解卓越表演藝術行政管理人員具備的職能，對人才培訓能夠產生之貢獻為何。 其次，在研究操作方面，本研究特邀請3位在臺灣表演藝術界被公認具備領航高度，且聲譽卓著的專家，為本研究推薦音樂、舞蹈、戲劇三類領域的傑出行政管理人員；本研究從推薦的人選當中逐一進行訪談。訪談的過程依據Spencer & Spencer行為事例訪談的規範進行。訪談所得資料繕打成逐字稿；從中歸納出十項職能列表，以及各項職能的行為特徵。 最後，在歸納出職能列表與職能特徵說明後，本研究再送請業界專家針對細項逐一檢視，並召開專家會議的再次驗證與排序，以確保產出的有效性，完成後，並進行藝術行政管理人員培訓單位的訪談，確認應用的可能性。 經本研究訪談與驗證後，產出十項表演藝術行政管理職能，分別為：「果決執行表演藝術活動任務」、「計畫表演藝術活動後行事」、「經營表演藝術組織內部關係」、「善用語言及非語言溝通」、「掌握能力的成熟」、「善用及培訓藝術行政與管理人員」、「跨界蒐集、分析、創造資訊」、「建立與運用表演藝術組織外部關係」、「奉獻心力不計代價」、「追求表演藝術組織或領域的卓越」。 本研究亦發現，行為事例訪談法所產出之職能，外顯部分一定時間內具有應用價值；內隱部分則具有長效性的實用貢獻。以人才培育來說，本研究職能產出可做為課程培訓時挑選參與人選、課程設計與實施之參考。其中職能的內隱部分，更可以有助於人才培訓挑選將來更可能臻至卓越之人才，也可使組織資源更有效率的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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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科技與網際網路的發達加速國際流通，使經濟、貿易、文化等方面皆出現全球化的現象，且變動速度越發迅捷，國際之間的競爭亦日趨激烈。面對外在環境的迅速變遷，臺灣的非營利文化藝術組織，同樣也須力求永續經營之道。如何尋求政府補助之外的更多資源，已成為其生存必要條件，而首先必須努力的目標，便是募集企業捐助或贊助。然而，企業乃以市場為導向，以追求最大利潤、保障股東權益為其目標；藝文組織則以使命為重，以創造社會價值、實現社會公益為其目標，兩者的價值觀念、溝通語彙存有極大差異，也因而突顯「中介者」存在之必要。 本研究認為，「藝企合作中介者」所扮演之重要角色，便是排解企業與藝術家或藝文團體之間的「社會交換」問題，這也是雙方能否建立合作關係的根本問題。「交換」是社會當中的普遍行為，每個人都想在交換中獲取最大利益，包括有形的、無形的回饋，都可能成為促進社會交換之誘因。本研究以「社會交換理論」為基礎架構，參照「藝企合作」相關文獻，歸納出在藝企合作的交換行為中，除了藝、企雙方自身具備或提供的交換條件以外，其間應至少存有「信任」、「社會溝通」、「社會共同價值」等中介因素，為雙方能否成功建立藝企合作關係、達成社會交換之關鍵。而在前述理論架構下，本研究以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作為研究個案，探討其作為藝企合作中介者，是否有相對應的策略運用與實際作為。 研究結果發現，若就國藝會作為中介者，所設計的藝企合作媒合機制來分析，1996年發起的「文藝之友」、「文化藝術認同卡」僅為企業單向資源挹注；2003年發起的「國藝之友」讓企業透過藝文參與及消費進行贊助、「藝企合作專案」則與企業合作規劃執行補助計畫，企業轉而成為合作夥伴；2011年提出「藝文社會企業育成專案（藝集棒）」，更進一步將影響層面擴及企業員工，讓企業與國藝會成為共創價值的合作夥伴。其中，國藝會在文化藝術方面的專業形象，消弭資訊不對稱所帶來的不安全感，補足藝、企互動中所缺乏的「信任」，可增進雙方成功建立交換關係的機會，藉此加深雙方的互惠及交換模式。除此，並逐步增加「社會溝通」媒介以擴大溝通範圍，讓兩者透過認識與瞭解，漸漸相互認同、產生信任感。甚至，嘗試將影響層面擴及社會大眾，形塑「社會共同價值」，以期創造更多合作機會。從曾經參與國藝會藝企合作方案的企業主訪談紀錄，可以看到相當正面的回應。 何以「建立雙方信任」、「增強社會溝通」、「深化社會共同價值」，可提供作為藝企合作中介者制訂相關策略與機制之參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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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藝術領域生態中，藝術家因擁有創作才能，而成為藝術產業運作之核心，藝術行政工作者扮演著協助藝術家的角色，作為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橋梁，他們往往位於藝術作品與藝術家背後，在藝術產業生產政治中，藝術行政工作者的勞動過程樣貌為何？勞動意識為何？過去鮮少以馬克思學派之理論切入探討，本研究冀望具體呈現非營利導向之視覺藝術組織行政工作者的勞動過程，及生產政治中之困境，以突顯藝術行政工作者所面臨的問題，期待改善藝術產業之勞動環境。 本論文探討非營利導向之視覺藝術組織行政工作者在勞動過程中之異化程度、趕工遊戲、勞動意識以及生產政治。以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方式進行，共有十一位受訪者。以Marx的勞動理論為根基，延伸Burawoy理論分析。研究發現，藝術行政工作者的異化程度低，付出高度剩餘價值，趕工遊戲以意識形態之責任制進行，志願性順服態度從認同受僱組織理想與組織內部情感中產生，加上獲得藝術無形價值之回饋，掩蓋了勞動過程中的剝削。而藝術家身為資本家之一，不是主要的趕工遊戲制定者，藝術家並非有意識地對藝術行政工作者進行剝削，造成剝削原因是視覺藝術尚未發展為體質健全可自行運作的產業，再者，因藝術組織規模往往不大，所以容易受外部的藝術生態與政府文化政策的牽制，使得非營利導向之視覺藝術領域的勞動過程與生產政治分析，需要同時考量外部環境因素。 在生產政治中，非營利導向之視覺藝術組織行政工作者產生勞動矛盾與困擾，因他們位居非營利導向組織與資本市場之間，依據趕工遊戲出資者不同，而有不同之遊戲規則與目的，有時候與藝術行政工作者自身之勞動目的相背離，或是面對強勢資本家之要求，藝術行政工作者往往需要秉持初衷，同時平衡各合作對象要求下產生之不滿與矛盾之情緒。本文展望未來成立藝術行政工作者職業工會，真正落實勞動權益各項保障，或許是改善勞動環境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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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框架理論分析媒體如何建構《夢想家》事件與各報偏向，並探究各方消息來源在新聞文本上相互競爭之公共關係形態。研究問題為：一、《夢想家》新聞事件在媒體上呈現岀哪些框架？二、不同媒體在《夢想家》新聞事件上所呈現的新聞框架有何不同？三、不同媒體採用的消息來源框架有何不同？四、在各種消息來源框架的競爭過程中，何者是主要消息來源？其角色和立場為何？ 研究結果發現：一、《夢想家》事件在媒體上偏向「衍生政治議題」框架，又以「選舉議題」為主。二、《聯合報》和《自由時報》皆以「衍生政治議題」與「聯結社會現象」為主要框架，《聯合報》對於該事件所衍生出的「討論文化議題」琢磨甚少，具負面的陳述性字語也偏以隱晦，政黨光譜較向執政黨，《自由時報》多以批判執政者為主軸，偏重報導兩黨在選舉議題上交鋒的狀態。《中國時報》和《蘋果日報》偏以「衍生政治議題」框架為主，《中國時報》投注較多心力於「討論文化議題」和「展演弊案疑雲」等相關議題，較重視文化面向，發展上也較為均衡，《蘋果日報》則著重於「討論文化議題」和「聯結社會現象」，關切《夢想家》事件本身引發之爭議點與其他社會事件的聯結。三、各報前三名主要消息來源大多為「民進黨」、「國民黨」、「其他藝文團隊�組織�人士」和「其他政府單位」等非《夢想家》事件的直接關係者，而主辦單位「文建會」僅只出現於《聯合報》之第三名，顯示出《聯合報》之組織立場偏向親近主事者，其他報紙大多由第三者所引導的議題內容，說明文建會在消息來源競爭中成為《夢想家》新聞的弱勢發言者。四、在《夢想家》新聞事件中「民進黨」成為主要界定議題者，主導議題角色多為「第三者」，並呈現「負面」立場。此事件雖因民進黨之故成功使《夢想家》藝文議題受媒體注目，卻也將之從文化議題中偏離為具負面意涵的政治性議題，蒙上藍綠鬥爭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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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巖為台北市南區一處自力營造建屋之聚落，在政府都市更新政策下面臨非法違建拆遷之命運。在當地居民抗爭與各方人士積極保存後，寶藏巖於2004年正式登錄為台北市第一處歷史聚落，而這之中藝術村的進駐與參與，以一關鍵性的因素巧妙地改變了這個地方的性質。自2003至2006年間的「GAPP全球藝術行動者參與計劃」與「試營運之共生聚落」至2010年10月正式進駐試營運的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歷史聚落的保存已順理成章統合在藝術村的營運規劃中，並以「藝居共生」的理念貫穿為其精神。本研究從寶藏巖聚落拆遷到保存的轉變中，所產生的聚落保存、社區營造、社會行動等等議題，層層剝解藝術村進入此一地區的脈絡背景、成為各種議題共同交會的因素，以及被各種議題所附加的各式角色與功能為何。研究發現，藝術村富涵的多重角色與功能，看似是讓所有議題理論上得以平衡與融合的支點，但實際上卻是更加複雜化「藝居共生」的因素，尤其當居民同時作為社會弱勢和文化保存對象、政府對於寶藏巖同時作為私人居住和公共用途的不同情境立場，藝術村本身又來自另一獨立的系統脈絡時，藝術村排除的是社會情境中的居民，以歷史聚落的文化想像來實踐聚落保存的可能，對於寶藏巖文化保存的實踐是充滿侷限與困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