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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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選擇1917-1938年為研究年代之斷限，因為這二十年為京劇之鼎盛期，而取材的主要對象為當時之報紙與專門京劇期刊，這些報紙與期刊乃是京劇鼎盛期，反映當時「現場」狀況的第一手資料。報紙以上海的《申報》以及北京的《順天時報》為主要研究對象，因為此兩種綜合性報紙都有固定版面刊登京劇消息，《申報》是「自由談」一版會刊登戲劇演出消息與劇評，在增刊版也有固定兩個版面完全刊登京劇廣告，《順天時報》則在第五版有京劇劇訊，以及對伶人之劇評，。京劇期刊則包括：《戲劇月刊》、《戲劇叢刊》、《國劇畫報》、《劇學月刊》、《戲劇週報》、《半月劇刊》、《十日戲劇》、《半月戲劇》，共八種，雖然此批京劇期刊的出版年代自1928始，乍看與京劇鼎盛期有十年落差，但卻是集中且大量出版，期刊的集中大量出版，反映京劇市場規模龐大，讀者量才足以支持數量如此龐大且出版頻繁的京劇期刊。這些期刊的出版頻率並非季刊、半年刊等，有很多是以週、半月、旬等為單位，出刊頻率跟報紙差別不大，因此不必特意與報紙分開論列。 本文預計分四部分： 1. 「1917年前到抗戰前夕新舊劇理論互動論點析辯」 2. 「京劇期刊對京劇知識規模建立的貢獻」 3. 「京劇期刊的商業宣傳活動反映的京劇演員中心現象」 4. 「四大名旦與京劇報刊」。 第一章講述新舊劇理論互動的發展，特別以《新青年》為主要討論對象。雖然《新青年》並不屬京劇期刊一員，但《新青年》的論述卻對當時的京劇界影響深遠。知識分子如胡適等，以有系統有邏輯的論述方式，抨擊舊劇在劇詞與臉譜、扮相的落伍與不科學性，這些論點對後來的京劇界影響甚大，爬梳中國戲劇為論述基礎的方式，也啟發了支持舊劇的知識份子可以藉由建構京劇知識系統，彰顯京劇的進步性與民族藝術代表性之思維。第二章，則爬梳京劇鼎盛期建構京劇知識系統的重要書籍、期刊，最知名的是齊如山《劇學叢書》。本叢書介紹的京劇知識相當完整，包括唱念作打、戲班組織…等，在論述上略過這些元素在京劇實際演出中的應用差異，把重點放在整理歸納，以建立京劇知識上的共性。與齊如山差不多同時的大量期刊劇論文章，討論的京劇元素，幾乎都與齊如山相同，顯示當時劇論文章的撰著者，對京劇中那些元素屬於基礎知識的一員有共識。第三章轉向京劇的宣傳效應與商業手法，特別是應用京劇元素的商品廣告以及戲園本身的廣告，在視覺上直接呈現名伶的社會地位，名伶出現在商品廣告的頻率越高，表示越受歡迎，如梅蘭芳。戲園廣告。無論是宣傳伶人或是宣傳劇目，都要加上聳動的標題，不過戲園廣告為名伶想出的宣傳詞遠比新劇目聳動誇張許多。戲園廣告的宣傳方式必然直接受觀眾之喜好左右，因此戲園廣告宣傳伶人重於宣傳劇目，代表觀眾對伶人的注目遠多於劇目，亦即觀眾進戲園要看的是名伶。第四章則以四大名旦作案例，四大名旦，是由報紙期刊漸進式建立，證實第三章所論京劇演員地位與報刊宣傳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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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婦人畫報》(1933-1937) 為對象，探討雜誌以圖像、文章來呈現、塑造1930年代女性形象，以及這種大眾文化形象與女性日常生活間的影響脈絡。三〇年代的上海為繁忙的國際大都會，亦是當時中國活絡的文化中心，「畫報文化」在消費社會和出版界重視市民審美趣味、向讀者市場靠攏下，成為一種報刊趨勢。由文人主持、刊載文學作品的刊物，則藉由文學化的舉動與通俗畫刊拉開距離，《婦人畫報》便是這類以漫畫家郭建英主編、現代派作家群體為主筆的文藝畫報，其中「都市女性」是《婦人畫報》的敘述主體，則其如何從商業性的意識概念和先鋒的文藝形式，來開創令人注目的女性形象，便是本文關注的焦點。本研究的嘗試，是考察三〇年代畫刊市場，以及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打造都市文化想像工程的背景，對《婦人畫報》本身呈現的女性形象進行檢視，進一步論述背後操作的性別意識，並具體分析雜誌中文學作品的文藝形式與修辭方式，來勘查此一文藝畫報用以表述三〇年代上海的敘事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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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在李德裕（字文饒，號衛公，787－849）詩的兩大「地方」主題：京畿臺閣翰林與東都平泉園林。本文將李德裕在多次進退朝野，二度拜相居宰的生命歷程分為兩個各有倚重的分期。前期的重點在於自長安外放帝國南方後，李德裕如何在心靈層面緬懷以具備親密感的翰林臺閣之昔人、舊事及故物，用以舒暢個人情懷；後期的重點則是浸淫當代私人園林風氣下，他如何出於己意而營構措置園林物件，堆砌屬於自己的私人天地。當他安排調度石翫嘉木花草，展示其官守帝國他鄉之標記，不啻將生命史的刻痕凝縮在私人天地。於是，宦遊各地而不斷凸顯的追憶現象，便揭露李德裕心靈倚重的重心由翰林轉為園林。此追憶歷程的轉變正是託居平泉莊的安居意識逐漸彰顯，也是本研究欲處理的李德裕畢生追求名不朽的心態如何提煉與昇華：由揚名臺閣轉變至託隱園林。也就是說，李德裕託居平泉莊的場所意識，促使平泉莊成為歷代士人嚮往兼顧仕隱的一種典式。當李德裕隨時間而日益將心理倚重的寄託自臺閣翰林過渡至平泉園林，後者便成為李德裕立足園林詩學脈絡底下的重要價值：以懷歸平泉作為其文學永恆的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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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翎（1923-1994），七月派代表性小說家，活躍於四十與五十年代中國文壇。早年作 品受到特定文藝／政治體制批評系統屏蔽，其中蘊涵的意義仍未被充分表述，繫獄關押被 迫停筆多年後，八十年代以降的晚年作品則如冰山一角，海面下猶有廣大部分亟待認識。 本研究考察路翎一生的經歷與創作，企圖從看見主體與主觀的重要性、看重風格與語言及 其作用的途徑解析路翎的作品，探究文本內部諸如語言、敘事、結構等藝術特徵，同時把 握作家的創作實際，追跡路翎的人生行程與創作道路間的關聯性，關注其作品中所懷抱的 現實命題，諸如：群眾／人民再現的複雜意涵，個人（主義）與（革命）群體的關係，朝 鮮前線戰爭書寫中躍動的「國際主義愛國主義」情感內容，等等，以重新評價路翎的創作。 第一章〈緒論〉敘明研究設想，透過重要的文獻回顧呈現研究現況，藉以勾勒本研究 的主要立論，並就章節安排、內容大要與個別論點作出說明；第二章〈PASSION：受難／ 激情的時代印記〉為後續章節具體析論路翎作品的基礎，先梗概路翎的寫作歷程，之後進 入作品內部，探討俄蘇文學之於路翎創作所起的作用，繼而深究路翎所身歷時代語境的變 化及其對路翎創作的可能介入；第三章〈時代青年的道路〉析論被胡風譽為其出版是「中 國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的鴻篇巨帙《財主底兒女們》，在「知識青年的追尋與困躓」 閱讀軸線中，此作不啻為一部理想青年的人民之書；第四章〈前夜〉探討路翎四十年代關 於底層工農人物的作品，路翎此時期的小說可謂是一種「窮人文學」，所關注的並非建國過 程中所需要的前進革命主體，而是進不去偉大新時代的舊人物；第五章〈前夜之後〉討論 路翎五十年代工人題材的小說與劇本，以及朝鮮前線特寫報告和志願軍題材的小說創作； 第六章〈「我不反革命」：1955年之後的作品〉論析路翎晚年詩歌、散文與小說的藝術性， 藉此與逾越生平而牽涉作品評價的「一生兩世」論斷對話；第七章〈結語：但塵埃沒有說 話〉重新賅括本研究的關鍵論點，對路翎作品做出總體評價。 路翎作品最為突出的特點是極力給予人物最大限度的感受性描寫，對於「感覺」與「情 緒」的專注表現，貫穿路翎的創作歷程。他一生創作所受到的肯定與否定，在不同時期文 藝／政治體制批評系統間反覆，擺盪在反抗／不反抗的尺規兩端，從而揭示了文學與政治 同一的「進步／落後」批判修辭的保守性。在左派進步話語政治中的路翎創作，像是一抹 胭脂欠缺真實的血色，而如若，我們援引張中曉的現實主義思考，將「暴露」與「歌頌」 的評論套路，改寫為「痛苦」、「歡樂」、「追求」與「夢想」來閱讀路翎及其作品，那麼路 翎的創作不曾「轉向」，胭紅並不虛假，血色也未必更真，「進步／落後，現實主義／現代 主義，集體／個人」一類成對出現的二元對立論述框架，限囿不了路翎的著述，此疆彼界 之間的斜線地帶（／），可能才是路翎創作所座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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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的「知禮」關懷中，包含「以禮為國」及「以禮成人」兩大理念。本文循此兩者，觀察孔子繼承與發展，並藉此檢視其德行理論。我們藉由禮、仁關係的說明，以呈現「仁」之為一種動態關係中的首出概念，同時又納進它之為「高度道德理想」一面的意涵。 在「以禮為國」的理念下，「德行」的舊義側重於禮文規範的遵循及展演，而新義則基於禮對於安排政治秩序、維持長治久安的作用，從而突顯了為政者以禮為國的責任。至於「以禮成人」的理念，春秋時期的許多遜讓成全之行，可作為實例。成全彼我的行事，大致有禮分成全、福祉成全，以及志意成全幾類，而春秋時常稱之為「仁」。在「以禮為國」與「以禮成人」兩種理念的背後，乃是對於「名分規範」及「彼我關係」兩者的責任意識。而彼我成全之心乃是承擔規範責任、以禮為國的源頭。 孔子延續了「以禮為國」的理念與政治批評。孔子在比較抽象的高度上提出了「正名論」，以及「為政」的本體論。他不但注重人的內在道德品質，也重視外在行為的是非對錯。孔子也發展了「以禮成人」。原本屬於道德品質的「仁」，他給予更抽象的思考與論述。再者，孔子以「禮」與「仁」兩概念，概括了「名分規範」與「彼我關係」兩種責任意識。在禮與仁的相對定位上，孔子一則主張「立禮於仁」（在肯定禮實踐的前題下，以仁心作為禮實踐的原動力；並且，仁心也是調整既有規範的基礎）。禮與仁的另一相對定位是「養仁於禮」（仁心的培養，必須在一合禮的、尊卑彼我有別的情境中進行）。 由這兩種相對定位可知：當我們聚焦於禮儀實踐時，彼我成全構成了一種隱闇的向度；而當我們聚焦於彼我成全，名分規範則成為一個未明言的向度。因此，在孔子的德行理論中，「禮」與「仁」是理想德行之中的兩個向度，既彼此需要、又互相指涉。「仁」概念之首出是必須肯定的，不過，仁心之具體實現必須主動經歷禮文規範的履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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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探討上古漢語的位移事件，本文提出另一個詮釋的角度，即從上古漢語本身為出發點。 本文關注的核心議題是上古漢語位移事件的表達，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從共時角度，辨析上古漢語位移居止動詞的特點；二是從歷時角度，觀察位移居止動詞組合的模式，並闡釋其組合的語義基礎。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不採用語言類型學所提出的語義要素分析上古漢語的位移居止動詞及其組合，而是從這些動詞所在的不同句法結構中提取出其最具區別作用的語義特徵，再以此分析位移居止動詞之組合。 我們以位移居止動詞跟主賓語的搭配、位移居止動詞跟「於」詞組的組合、位移居止動詞跟轉指標記「所」的複合及位移居止動詞的使動用法作為分類的參照，將位移居止動詞分成「過程」、「變化」、「狀態」三大類。過程類位移居止動詞具有「之往」語義特徵，變化類位移居止動詞具有「離開」、「到達」或「經過」語義特徵，而狀態類位移居止動詞具有「居止」語義特徵。分析顯示，這些特徵對於位移居止動詞與其他成分的搭配與組合起著決定性作用，連動式也不例外。 本文主張，上古漢語位移居止動詞「V1」和「V2」的組合有連動式和並列式兩種。連動式是上述語義特徵按照時間順序原則的排列組合，其基本序列為「離開－之往－經過－到達－居止」。至於並列式，則是相同語義特徵的平行組合。另，本文還提出「最直接語義角色」的概念，認為［所V］通常轉指位移居止動詞的最直接語義角色，而「於」一般引介位移居止動詞的非最直接語義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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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漢字是華語的一大特點，也是華語教學中的難點。本論文提出一種對外漢字教學策略──漢字的家譜，先討論其理論基礎，再建構漢字家譜，然後著手教學設計，在課堂上進行教學試驗，驗證漢字家譜教學法的可行性。 所謂漢字的家譜，乃是先找出一些漢字的「始祖」(或稱字根、部件、部首)，而這始祖並非時間性的先後，而是空間性的構形順序，將同一始祖的漢字分門別類，於是可以得到漢字的一個個家譜。漢字家譜並非僅以現代字形為拆分依據，而是考慮了字源、字理，以及漢字歷史的動態演變。這個方法奠基於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偏旁分析法」。 本論文在漢字的本體論方面討論了漢字的基本單位，確定漢字拆分的原則應該依理拆分、依層次拆分。按此原則，本論文以教育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的4808字，嘗試建構了數個漢字家譜。本論文並討論了漢字發展的趨勢──簡化與聲化，並著重探討了簡化字對漢字學習造成的影響，以及漢字家譜教學法的因應之道。 最後，本論文進行了一次小規模的漢字學習調查，確認學生認為解釋部件關係及用古代漢字形體來輔助教學是有效的方法。接著以「止」家譜進行課堂上的教學試驗，並從學生的回饋中，確認學生對此教法持正面肯定的態度，學生可以了解漢字並非只是無意義的筆畫構成，在「知其然」的情況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及記憶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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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直以來被視為現代城市的代稱詞，以其特有的殖民經驗，揉雜各種勢力角力，薈萃多元文化特色；又在移民社會的謀生考量，以及殖民地關注經濟現實的心理影響下，形成重商性格，香港記憶與城市特質息息相關，文學也常以城市經驗為主要視域。各個時期的香港文學，與繁華多變的城市氛圍，以及敏感曖昧的政治情勢，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於當代香港文學影響重大、攸關全港人命運的，莫過於「九七回歸」──這段歷史溯及1898年，英國向清政府「租借」香港九十九年，埋下1997年香港由「英國殖民地」回歸到「中國城市」的爭議。1970年代西西《我城》提出香港「沒有國籍，只有城籍」的身分，奠定文學傳統；1990年代許子東以「失城文學」概括九七前夕香港人意識到自身城市主體即將消失的危機感，創作圍繞身分記憶等課題。 回歸之後，香港經歷文化、政治、權力版圖的重組，社會變貌影響文學，開展出不同過往的城市圖像，本研究選取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1997-2015年間出版的小說，觀照文學如何與社會變貌互動，書寫城市香港，以「空間」及「壓迫」切入，探討空間資源配置如何助長壓迫，壓迫又如何反向影響空間界線，形塑小說中的城市圖像；而按現有歸類，韓麗珠、謝曉虹的「城市異化」，與李維怡的「社會紀實」分別為香港文學跨越九七後的重要轉向，本研究並置討論，理解此二轉向於「九七後」文學版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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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李覯的教化思想」切入，結合北宋前期的時代背景，析論李覯如何思考教化、如何想像實踐的可能，並進而發展出他以其自身經歷與思想傾向所形成的教化思想。 第二章為時代背景與李覯其人之踐履。宋初中央集權、重文抑武的政策，造成種種國家社會問題，李覯與范仲淹等人，關心天下國家、志在濟世，並渴望透過政治實踐實現其教化治道理念。李覯所著者多立意於康國濟民，但因屢試不第，至終皆未能得其位以行道。觀李覯教化思想之形成，因其長期在野，格外重視改善時弊與人民之教化，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第三章主要以其教化思想的內部理論為核心。第一節討論教化的基礎為禮，李覯使用並重新詮釋儒家之「禮」，將其來源解為聖人承天道所制，內容基本涵括所有生活法度、人倫秩序，為將天地萬物秩序實現於人間的媒介。他將仁、義、智、信、樂、政、刑七者一同涵攝於禮，強調禮在滿足人情（順）以及約束行為（節）方面的作用，強化其在社會物質需求及政治制度上的功能與地位，以此作為其教化思想的主軸。第二節討論賦予教化可能的性論。為了肯定教化之必要性，李覯繼承並發展了中唐韓愈之性論，認為人普遍為需要教化之「中人之性」，故需具先天善性的聖人「會之為禮」。他強調人之賢善與否不決定於天生之性，而在於其人自身對於學禮的渴望，因此主張賢人乃「學禮而後能」者，學成則性即同於聖人。第三節探討後天之人事與環境的教化作用。李覯在其性論的基礎上，標舉人常近於賢聖、日習禮儀，並受其潛移默化而感通成善的教化過程，將之視為人修德、培養心性的重要教化途徑。 第四章以現實環境之教化實踐為核心，第一節討論「文」之於教化。由於北宋前期西崑體盛行，李覯憂心於當時文風與科舉取仕的傾向受到的影響，故繼承韓愈的文觀，試圖藉著文學型態（古文）的改革，重建及普及一種符合聖人之道的思想價值觀。他將「文」解為「治物之器」，將其價值定位於政教之用，認為「文」與國家之治密不可分，且具有文化的意涵。第二節接續探討政治之於人民的教化實踐。李覯渴望透過政治實踐重建秩序、實現教化，故他對人民的想象是消極而被動的，亟需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為之節以制度。他主張教化施行的流動性為由內而外、由上而下，君王個人當脩德、明家道，以其身為人效習之表率。至於政令、制度上的教化實踐，首先在興學校。李覯認為學校的目的在養士，士入於朝，便得以行政；在野，則為鄉里間之表率，故不論得仕與否，皆與民之教化息息相關。他主張國家應廣設州縣、調整學制，並以德行為取士標準，使士皆有德，教化風俗便可教民成善。其次，他主張君王應謹於禮，具體表現在為民明立制度。他為君王訂出一份聖王治政藍圖，主張應循此為民訂立合於禮的制度以養民、教民，並論證君、士大夫與民的關係，認為治民者乃官吏，故君王應重視選任賢能，並定時施行賞罰廢置，使治道一致，教化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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