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清華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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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因晚清時的西力東侵而發生數千年未有之巨變，進入了由古代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反映時代的傳統詩歌也因「西學東漸」而出現了「古今之變」。「西學」這個新因素的加入，使詩歌發展產生了很多有別於過去的詩學現象，正是晚清詩歌複雜和耐人尋味之處。要瞭解晚清詩歌在整部詩歌史中的特殊性和時代性，就不能不研究它與「西學東漸」的關係。 本文擺脫一般以詩人或詩派為主軸的論述方式，轉而以西學對詩與詩人不同範疇的影響為研究的切入點。主要集中在科學（科技）、進化論、民主自由思潮及西方哲學、美學的輸入與詩歌新變的關係。科學（科技）的輸入影響到詩人用新詞彙、詩序和詩注等不同策略來表達新事物；科學帶來的新認知方式改變了詩人的世界觀；現代科技入詩又使舊的詩歌題材得以翻新。進化論確立新的時間觀影響詩人對古史的想像；「海外詩」展現了進化思想的空間向度；時間和空間尺度的拓展又催生了時人的「博物」書寫。進化論也被援引到文學史觀，使通俗的觀念和詩歌體裁成為改革重點。「詩教」的傳統在新的政治和人文精神下面對著不同的遭遇；女權詩歌在民族危機下唱出時代的強音；此外，一些詩人既站在民族立場，又運用西方的哲學、美學理論，來批判西方的「啟蒙現代性」。這些問題看似各不相干，其實都受著西學這個共同因素的影響，在本文中將逐一探討。 這些詩學現象體現了詩人對西學的不同態度和回應方式：或迎、或拒、或喜、或疑、或以之作改革的根據、或以傳統來消化西學，說明了詩、詩人與西學的關係有著複雜的面相，互涉互動。因而，本文在論述西學影響的同時，也展示傳統中的相關因素，詩人並非被動地接受影響，而是運用傳統資源去融會變化，改革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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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是唐代翰林學士政治表現突出的關鍵原因，其政治地位變化，是由德宗、憲宗朝「建藩」的時代需要所決定的。唐廷作為「天下共主」，必須維繫中央與藩鎮的合作關係，確保唐廷作為合法政權的統治地位。在試圖重建帝國權威的同時，唐廷也必須消除割據勢力對中央所造成的威脅。這一時期翰林學士作為皇帝與藩臣之間的溝通橋樑，其政治職能是相當明顯的。為了使學士院作為處理朝藩事務關係的機構，憲宗對學士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本文主要探究此項制度改革的時代背景，以及其中的兩大舉措：一、書詔印的設置；二、翰林學士承旨的設置，如何造成翰林學士政治地位的提高，了解削藩政策對翰林學士政治權位所構成的影響。書詔印的設置，加強了翰林學士的書詔權，使其在原有的權限以外，代行中書舍人草擬詔書的職務。政務性批答的增加，改變了翰林學士參預政治的方式，使之獲得議政主動權。另一方面，學士承旨之正式設置，也與削藩政策存在聯繫。在憲宗朝積極落實建藩政策的主導思想下，學士承旨的職務內容、議政方式均與宰相發生相互交涉之情形。以學士承旨作為宰相備選之慣例，改變了翰林學士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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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唐宋詞為研究對象，而輔以唐宋筆記，結合「性別文化」與「空間文化」兩個關鍵性概念，做為主要詮釋觀點；而從唐宋社會文化史，選擇「 空間性別化」的取向，以做為主要研究進路。將晚唐、五代以至兩宋相關詞作以及筆記，置入此一研究進路；從而詮釋文本中的男女，如何在不同的性別文化空間情境，由於受到不同價值觀與日常規約所形塑的行動及心理，而體現其存在經驗及意義。 在分析唐宋詞及相關筆記所呈現的「性別文化空間」時，本論文以中國古代婦女史的研究成果做為參考；並適度應用人文地理學、女性主義地理學理論所提出的空間意識，以及唐宋詞中經常被再現的空間情境；交叉比對後，建立以「內」與「外」做為兩大空間類型的詮釋框架。 在「空間性別化」的分類上，根據詞作主題分布趨勢，「內空間」聚焦在「家屋空間」；「外空間」聚焦在「政治空間」；而介於「內 / 外」之間，則聚焦在「社交空間」。本論文就以此框架，觀察、詮釋唐宋詞及相關筆記所再現的三種男女「性別文化空間」意識，如何在權力、價值觀與審美上，相互競逐、排斥與協商。 首先，從唐宋男性詞人擬代詞中，分析、詮釋「居家女性抒情」類型的各種特徵，歸納出男性詞人透過美感化女性「怨的身體」，建立「閨門內美學」。然而，對必須在公領域實現自我的男性而言，「家」也是在自敘詞中重構的象徵性空間。因此，本論文分析、詮釋男性擬代詞的「居家女性抒情類型」與男性自敘詞的「自我抒情類型」之間的關聯，如何隱含唐宋士大夫面對「無家性」的身分焦慮。 其次，本論文分析女性詞人自我抒情詞中，所呈現的「家意識」，與男性詞人所建構「閨門內美學」之間的差異，以詮釋女性詞人如何創發屬於自我真實居家生活的抒情類型。而相對的，也詮釋「離家」的男性在政治空間中不斷遷移、漂泊，而對「家」的想像與定位所產生空間意識的變異。因此，本論文也關注男性「居家書寫」所隱含的「常人意識」，而表現出「內」與「外」空間彼此拉鋸的緊張關係。 最後，本論文針對唐宋詞與相關筆記，涉及書寫「社交空間」，以及在「社交空間」中書寫的作品進行分析，觀察藝妓在勾欄瓦舍的勞務活動，與男性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以及官僚宴飲場合中，兩性的交往關係，從而詮釋「政治空間」與「社交空間」所造成士大夫自我認同的矛盾衝突。並進一層分析在消費性社交空間中，所生產出來的詞作，如何反過來鞏固或拆解「空間性別化」的秩序，而影響消費者、表演者之間的情感、慾望模式。 綜上所述，本論文意圖以「性別文化空間」為觀點，針對唐宋詞的研究，開拓一個創新的詮釋視域；並且期待擴而大之，為「中國性別傳統」的研究，開拓一條創新的進路，同時也為當代人文地理學、女性主義地理學的應用，嘗試操作一個可行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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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從議論的角度重新探究北宋詩歌的發展趨向與美學風貌，以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之詩歌為討論重心。藉由北宋四家詩之議論性的探討，揭示其創作實踐乃有別於傳統抒情詩之書寫特質。 本文包括緒論、結論共闢七章。首先，梳理宋前詩歌的議論傳統，包含《詩經》的議論模式、玄言詩的表述方式、樂府及詠史詩的敘論關係，以及杜甫詩的議論特色，在內容要素與語言操作上奠定了宋詩議論的基礎。 其次，分章探究北宋四家詩的議論書寫：歐陽修詩側重於不朽的思辨，以及借物立論的人文意義，並運用以文為詩的策略，開拓詩歌議論化的空間；王安石詩展現獨特的政治思維模式，並在歷史論斷中表現個人的志意，透過翻案、一題多寫等手法，呈現多元的議論層次；蘇軾詩以文學筆法表述政治異議，評斷歷史兼具當代意義，並成為進退出處之參照，亦在記遊、書畫題材中富涵人生哲理，使詩歌有其知性與趣味；黃庭堅詩的議政不強諫爭於廷，強調人材包新舊，並將論述重點轉向個人修為，反覆探究生命價值的抉擇與典範之追求。黃庭堅藉由次韻、酬答的戲作重新界定詩歌寫作之源，使作品能涵蓋理性思維、文人抱負與書卷才氣，議論性的宋詩亦富有文學性的價值。 綜言之，本文從題材、形式的選擇乃至寫法、風格的呈現，以探究北宋四家詩之議論性，其目的在於使傳統抒情詩學下被忽略、排斥的「宋調」作品，能有「詩亦可以如是」的詮釋空間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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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嘗試從「主體性」的角度出發，分析香港文學所呈顯的主體發聲位置及其如何敘述、如何論述的問題。 一九七五年，西西《我城》有意識地從本土立場出發，建立「我城」的主體性；後來，有更多香港作家從空間、時間、身體等不同角度切入，探問建構「主體性」時必須思考的幾個問題：我（們）是誰？我（們）該往何處去？我（們）又從哪裡來？提供研究者解讀文學作品中涉及歷史、認同與想像的路徑。時代變遷，「我城」所蘊含的本土意涵也不斷隨著香港作家的書寫蛻變與翻新；面對多重時間界線的香港，懷舊、反懷舊的思考及重返歷史的寫作，是香港作家在時間洪流中尋求「安放自我」和「製造香港」可能性的策略；為了對抗來自殖民者的壓迫或國族主義的收編，香港作家選擇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詮釋「回歸」等政治符號的意義，或以鬼魅、或用殘缺的身體隱喻社會處於的非正常狀態，並進行對大論述的衝撞。在文學創作之外，香港學者亦藉由「論述」，闡釋香港文學的定義與特色，且經由實際挖掘、整理文學史料，逐步邁向「立史」的目標。 是以，香港作家和學者們在相異的時空背景，召喚共同的本地思考，藉由書寫香港城市，表現其寫作位置和書寫策略，說自己的香港故事。本文則藉此跳脫以往「夾縫」和「邊緣」的論述框架，一窺其所建構出的香港文學「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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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現代哀悼詩」為研究主題。哀悼是人類都會發生情緒，也是中國古典文學中一個重要的詩歌題材，但相較於古典文學中對於哀悼書寫的研究，現代哀悼詩的研究卻十分匱乏。本文以人倫關係作為出發點，蒐羅了若干哀悼詩作，並以哀悼的對象加以分類，劃分為悼父、悼母、悼妻、悼友這四類作品，在透過詳細的文本分析，試圖將哀悼詩的特色與內涵作出描述。 本文在討論哀悼對象的不同之後，也進一步分析，哀悼詩中的發話姿態。就哀悼詩中受話人與發話人的關係，分為：朗讀、傾訴、呢喃三種發話姿態，試圖在內容的分析之外，探討詩人在哀悼書寫時的聲腔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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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目的為探討「韓語母語者的結果補語遺漏偏誤現象」與「母語韓語」之間的相關關係。透過宋燕、崔日義(2011)、劉秀萍(2012)、楊德峰等(2016)的先行研究，可知「韓語母語者的結果補語遺漏偏誤現象」確實是一種偏誤類型；而且，李銀京(2009)、宋燕、崔日義(2011)、劉秀萍(2012)、徐瑜彤(2016)等研究共同指出，偏誤率最高的是「結果補語遺漏偏誤」。對此現象的原因分析雖有所不同，但共同點為指出受到韓語的干擾。根據本論文整理至今的文獻資料的結果，並未發現由詞彙動貌(lexical aspect)的角度分析過前述問題。因此，本論文即由詞彙動貌的角度出發，分析「韓語母語者的結果補語遺漏偏誤現象」。 本論文透過「漢語結果補語對應的韓語成分與其形式」之分析得知，有的漢語結果補語在翻譯為韓語時，並沒有特定翻譯的形式；亦即「謂語 (結果補語消失)」形式。因此，本論文認為「韓語母語者的結果補語遺漏偏誤現象」的產生，與「母語韓語」之間具有某種關聯。表面上「韓語母語者常遺漏結果補語的原因」與漢語結果補語在韓語裡沒有特別翻譯的「謂語 (結果補語消失)」形式有關；至於其根本原因則在於漢語與韓語的動詞之間，動詞的內部時間性質(internal temporal constituency)有所差異，致使韓語母語者學習漢語時，對於結果補語的使用造成妨礙。為了論證以上假設，本論文選用劉秀萍(2012)所分析的「遺漏結果補語」97句為語料，將其翻譯成韓語後，查看這97句的動結式在韓語裡屬於哪一些形式。分析結果，果然「謂語 (結果補語消失)」形式共67句，在整體句型中占了高達69%。接著本論文對此67句作為分析的語料，進行述補結構之分析。結果顯示，謂語共24個，結果補語共11個。根據此24個謂語的對應韓語，由動詞動貌屬性(aspectual character)的角度分析探究：漢語與韓語的動詞之間動詞的內部時間性質--尤其是完成性(telic)--是否有所差異。分析結果，「此24個謂語的對應韓語」果然都包含[+完成性]。因此，本論文所得結論如下：因漢語與韓語的動詞之間動詞的內部時間性質有所差異，而導致韓語母語者受母語的影響下妨礙了結果補語使用。但是，由於語料來源的限制，本論文缺乏「韓語母語者正確運用漢語結果補語」的語料分析，為本論文之侷限與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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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題是「實」類副詞的歷史演變。本文以「實」和「實」類複合詞為探討對象，探究從「實」到「實」類複合詞的發展過程，藉由歷史語料的追蹤，梳理其虛化和詞匯化過程，並說明其語法功能和特色。本文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實」的歷史發展，藉由副詞虛化、主觀化的理論探討「實」的歷史發展。第二部分是「實」類複合詞的詞匯化，依序探究「其實、實在、委實、著實、確實」等詞的詞匯化過程。第三部分是「實」類副詞的特性討論，藉由語義、語用功能和極性偏向等理論探討「實」類副詞的特性比較。本文在前人的理論架構下，先探究副詞「實」的歷史變遷，再納入「實」類複合詞的詞匯化，了解「實」類副詞在歷史中的發展脈絡，望能管窺此類副詞在漢語句法體系中的作用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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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瑪竇之後，早期天主教傳教士依舊奉行利氏「中國化」與「學術傳教」之路線。18世紀初，西方中國尚處中國熱之尾聲，種種漢學研究成果層出不窮。適逢中國禮儀之爭，中西矛盾日益尖銳，傳教工作面臨諸多困難。由是誕生了以白晉、馬若瑟、傅聖澤為代表的中國索隱派，旨在運用古代神學並結合兩個世紀以來的漢學研究果實，證明中國古代墳典暗含天主相關訊息。而主人翁馬若瑟所處的清初，正是清初小學興盛的時期。馬氏研究文字、六書，除了耶穌會的上述傳統，還與清初的學術風氣也密不可分。他在白晉與劉凝等人的幫助下，完成《六書實義》，希望用索隱主義找出六書中蘊含的基督宗教奧秘，努力彌合耶儒差異，以達到傳播福音之目的。 本研究旨在以馬若瑟《六書實義》為中心，兼述17-18世紀初歐洲學人對漢字的各種詮釋。透过詮釋學、全球史、後殖民主義、互文等方法，分析歐儒如何将汉字收編入西方文字體系之中，並挖掘《六書實義》運用之中國思想源流。論文一共分為七個角度，分別闡釋該時段內漢字收編成果與《六書實義》的不同研究面向：其一，梳理馬若瑟之前的漢字收編六大成果；其二，探索馬若瑟與現代性之間存在的種種糾葛，以圖突破現代性肇端於晚清的舊論；其三，從《六書實義》撰寫之背景「禮儀之爭」出發，發現馬若瑟撰寫《六書實義》應當受康熙皇帝政策影響；其四，馬氏為貫徹康熙「如中國人一樣」的政策，必須在形式上體現《六書實義》的中國性，如避諱等；其五，從內容上觀看，《六書實義》之六書學說，承襲自宋、元、明、清四朝之鄭樵、吳元滿、趙古則、趙宦光、劉凝諸位學者；其六，馬若瑟特重指事，認為神學思想暗藏於指事的七個文字之中，象形反而為次；其七，馬氏為了統合其文字學理論，確立了從六書與記憶術開始，經儒學而達天學的治學體系。以上之論，皆為馬氏突破前人漢字研究之處。 由以上研究可知，以馬若瑟為代表的索隱派，既承認了中國文化，又從中國典籍中證明基督宗教的合法性，是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傳教士努力本色化的重要代表。以《六書實義》為例，在「族性」與「風格」概念的框架下，可以明顯觀察到文本中存在的「中國性」。繼而從「中國性」出發，申論非漢族創作之方塊字文學作為跨文化的典範文本，及納入華語系文學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