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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醫籍中關於毒的新認識—－以三大醫籍為中心的探討

隋唐時期正值中國從政治偏安南方到隋唐政治統一版圖擴大的時代背景，許多人遷徙、遠行南北，從醫書中反應新環境「土地卑濕」、「多蟲蛇」等紀錄，顯示當時後的人面臨種種毒害的侵擾挑戰。當時後一般遠行人攜帶的備急方書中，所記載的諸多「毒」、「蠱」及其流行區域、形狀、犯人方法、預防、治療方法，這樣的討論是在隋唐以前比較起來內容有豐富增多的趨勢。從方書撰寫的目的主要在於「備急」的觀點看來，三本醫書的主要作者將當時後南北常見的獸蟲所傷的這類疾病編輯在一起，當是為了讀者方便搜尋。而這樣的討論人們藉此可以減少遭到這些外來「毒」侵襲的機會，即使遇疾，也可以依照病源、症狀，從方書中檢取可用之方。由於方書採取性質相近的疾病編成一卷，如此，即使是卷數較多的方書，讀者也可以視其自我本身的需要與否，將該卷拆下來，以便隨身攜帶，以提供人們在南北遭遇這些毒蟲猛獸的侵擾時的救治之法則。 隋唐統一，國家政治版圖擴及到了中國南方，而在當時後交通發達的背景之下，遠行外出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常常也擔心遇到突如其來的疾病。醫家的責任就是維持人的生命，在隋唐的醫書中就列出各種各樣的救治與相關的防範方法，從這些資料中更可以看出當時後時人所具有的心態。 本文研究的主軸，則是以隋唐時代醫書作為主要的理論背景，依當時的時空脈絡加以討論。隋唐醫家以一系列臨床上毒症的疾病表現與環繞在病人四周圍種種自然與人文因素等所交織出來的結果，作為主要的脈絡，回歸當時候時空脈絡下了解何謂「毒」，進而從中去探討。對於醫學中關於「毒」的專業檢驗並非本文要去著墨的重點；而是希望從隋唐時期三大醫書去探討當時後醫家對於毒這個觀點的認知，配合當時後社會文化等等多方面的背景，以其了解此一時期，醫家對於毒的認知，藉以體認隋唐醫學的常與變－－包括繼承、轉折及突破等相關實質面向。傳統中西醫對於疾病的名稱及相關的醫學原理的專門用語不可能用現今專門的醫學術語加以統一，何況，中西方從不同的醫學理論各自發展出一套對於疾病的認識方法、名稱和分類。再者古今醫學對於「毒」的看法原本就不同，因此，從現今的醫學觀點來看古代毒體系架構，實在無太大的意義。 因此，在上述問題的基礎上，透過一系列系統、規範的研究，從中去闡明「毒」的問題與時空脈絡機制，從中去反映出隋唐醫學發展對於「毒」所代表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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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PDA導覽系統之評估與建構

當博物館的性質不斷演變，服務對象從王公貴族轉變為向大眾開放。社會教育服務成為博物館工作的一環，有教育責任，卻沒有如同學校一樣的龐大教師編制，在解說員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大量的運用機器導覽，是一個可行度較高的解決方案。目前常見的機器導覽有閉路電視、隨身聽、互動電腦等等，新一代的PDA導覽可以集以上設施的特性於一身，如多媒體、互動、隨選、可攜性等。且PDA是一種可以人手一台的電子產品，博物館的互動導覽內容可望因此更貼近個人。 本文的目的在於探索如何以最簡單的軟硬體結構，在花費最少的情況下建構出可運作的PDA導覽系統。以「江隆芳原住民人像主題展」為實驗展，試圖以PDA導覽系統解決現行博物館的導覽服務的不足之處。 在導覽內容編排的部分，首創「初階導覽」與「進階學習」混合模式，同時滿足初學者與進階學習者，不同知識深度需求的問題。在內容構思上，應用學習理論、以知識娛樂主義的精神，希望能提升參觀者再次回流的頻率。 關於如何實際的建構一套可運作的系統，本文在硬體的挑選、媒體格式的選擇、導覽內容的格式、使用者取得導覽的途徑、索引/定位的技術的選用上，都有詳細的分析與建議。在最為困擾博物館的PDA導覽經營方面，筆者借www成功的發展模式與原理，擷取經驗可望做為經營與推廣PDA導覽可依循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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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集慶城──從政治、經濟、社會三面向探討

蒙元是中國第一個異族統治的統一皇朝。想要知道蒙元如何統治江南，其對江南都會的控制便具有個案或指標意義。而集慶是當時江南的一大都會，元代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就設在此處，藉由集慶優越的戰略、交通地位，以及政治圖騰表徵，作為控制江南的據點。而南臺也藉由江南富厚的經濟實力，參與了元初中央理財派與漢法派的政爭。 關於江南經濟的發展，從集慶被蒙元統治的八十年中，因革損益可窺見一隅。南宋將建康建設成一座消費型城市，元代也一樣，有大量的官、軍在其中，除了使得集慶的人口結構摻雜了不少異族色彩，也使市鎮經濟更為繁榮，將外圍農村的農副產品銷售入城。加上蒙古人重視技藝，集慶城內的紡織業，如織金錦和官紗，都成為著名手工業產品，奠定了往後江寧織造的歷史基礎。而有了農產品與手工業貿易，商業活動也更勝前代。換言之，集慶一地的經濟發展，證實了宋到明清之間，江南經濟緩步成長的歷史趨勢。 除了區域性角色之外，集慶還負責將長江沿岸糧米集中儲存，再從龍灣港載運到平江劉家港出海。在全國性經濟體當中，扮演了一個海運倉儲的角色。 政治軍事機能重要、經濟繁榮、交通方便，加上又是歷史名城，文化淵源深厚，元代一直有不少文人移居或往來於集慶，這個菁英網絡同樣也是多族士人圈的現象之一，而且跨越了僧俗。只是除了菁英階層與僧道特權人士之外，集慶的百姓，生活負擔與其他地區一樣繁重，也一樣期待明鏡高懸的官員來澄清吏治。畢竟元代的吏治腐化引發戰亂，是造成王朝覆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元代對集慶的統治，如果就經濟上而言，只是整個江南經濟向上提升的一個環節。其時代特色，還是反應在政治上。雖然其政治能量一部份來自於經濟，不過就其城市性格而言，在元代，集慶還是一個政治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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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戛爾尼使節團的科學任務－以禮品展示與科學調查為中心

西方文明向以其科技與工業力量傲視全球，重智也一直是西洋文明的重要文化面向，而1793年使華的馬戛爾尼使節團則是探討這種現象的一個很好的案例，也是以另一種新觀點與新視野去重新思考中國近代史的不錯起點。 與前此來華的西方使團相比，使團除具有科學調查團的性質外，在禮品性質上亦具有特意展現英國文明特色（科技與工業）的特殊性。 使團特地攜帶了相當多的先進儀器和武器作為禮品，包括英國最新的工業產品、機械模型和科學儀器等二十九種，更有熱汽球、潛水鐘等新穎的科技裝置，希望能藉此突顯其在物質文明上的優越性。但既然禮品展示的主要目的並非為了來華傳播科學福音，則責怪乾隆未能把握現代化契機之「現代性論述」便於理無據。 使團經由科學調查所收集的各項中國技藝情報，如白銅、南京棉布、製茶等，對日後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優勢的喪失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使團關於中國社會各個面向的觀察亦大異於耶穌會士在《中國書簡集》中所提供的中國圖像，因而重構與改寫了西方社會長期以來對於中國的良好印象與幻想，也為西方的中國熱畫下句點。 使團雖未達成外交任務，卻為西方帶來新的中國觀：從美好的中央王國 (The Middle Kingdom) 變成整個文明都停滯與落後的「混亂王國」(The Muddle Kingdom)。而中國人最終沒有了解到西洋文明的神髓，導致了接下來超過一個世紀在面對西方時的挫折。從這個角度來看，科學任務或許可說是使團唯一成功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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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方公共事務:以台州、溫州為例

宋代在中國歷史上，處於一個轉變和發展的階段，特別表現在社會、經濟和學術等方面。其中在社會方面，因為科舉制度在宋代的進一步發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流動。在經濟方面，到了宋代，特別是南宋，經濟重心則轉移到了南方。而在學術方面，兩宋時期也頗為興盛，特別是兩浙、福建地區更是成學術的重心。 除了上述宋代時期所表現的特色之外，在宋代，政府與民間在地方公共事務中的參與和表現也是值得去注意的。在公共事務的內容中，本文分為兩個部分，一為社會救濟；另一為地方事務或建設。就宋代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來說，社會救濟措施、以及地方事務和建設等，並不是屬於公益事業，而是屬於政府職能。在討論政府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時，不能忽視民間的因素；在討論民間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時，也不能忽視政府的因素在內。 宋代在社會救濟有著不錯的表現，而且從南宋以後，民間在社會救濟上的表現和力量逐漸增強，不過在整個宋代時期，政府還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以往關於宋代社會救濟的討論中，大多集中於政府的社會救濟機構與措施，並且焦點多注意於傳統的荒政。而從以往關於民間社會救濟的研究方面來看，主要的重點均集中於家族義田、宗教醫療等方面。前面曾提到，民間的社會救濟主體中，士人或者說是士大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由於宋代士人對於社會關懷的擴大。所以以往在討論民間的社會救濟時，士人或士大夫成為研究之重點，而且所討論的對象大多在地方上的有名的家族或是官宦人士。 地方公共建設或事務中，包括了水利興修、交通和橋樑、學校等等。 在水利興修方面，水利的興修對於當地的經濟開發、農業生產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各地的水利建設成為地方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地方上許多的水利興修工程雖然是由政府主導，但是也有民間人士的參與，甚至是由民間人士來主掌規劃。以鄰近台、溫州的明州為例，從唐代開始就有大規模的水利開始修築。到了宋代以後，原有的水利設施不斷整修，新的水利工程也持續地進行，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當地人士對於它山堰的整修、掏沙、造閘等工作。另外像在台州、溫州方面，也能夠看到民間對於水利設施的參與修建，例如溫州的平陽縣以及台州的黃巖縣就有地方官府與當地人士合作修建水利的例子。而佛教僧人只要能力可及，舉凡修築堤防、壩、水塘、閘門、斗門等等，也會積極參與。 在交通和橋樑方面，交通的便捷與安全對於地方上相當的重要，所以交通和橋樑的修築成為地方上重要的事務與建設。但是政府可能某些因素，例如沒有經費等等，無暇顧及這些建設時，這些工作就可能由民間來參與修建。例如台州寧海縣桐山石橋以及溫州樂清縣萬橋的興建，就是由民間人士來集資、興建的。除了橋樑方面，驛道的整修也有民間人士的參與。另外佛教僧人也會積極地參與交通建設，他們不僅興建並維護橋樑，也致力於道路的修築。 政府在地方事務或建設中扮演了應有的責任外，從以上的情形我們可以知道，在民間人士中，士人或者是士大夫在地方事務或建設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宗教團體中，佛教僧人也扮演了地方事務和建設中的重要角色。因為這兩者在資料上有不少例子，所以關於這兩者在地方公共事務參與的研究也較多。 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就是透過政府與民間在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中，除了討論政府在地方公共事務所扮演的角色外，另外就是來看宋代民間力量的興起。在宋代，和民間力量興起有關的，即是宋代政府(中央和地方)對於民間，在社會救濟、地方事務或建設中主導力量的減弱。因而在宋代時期，政府於社會救濟、地方事務和建設方面的主導力量，逐漸轉移到民間，這種情形在南宋更為明顯。 以台州來說，多次水患均給予台州城重創，造成了財物的嚴重損失與百姓的流離失守。而台州城的修築與防護基本上由官方主持，都是針對防治水患方面。而在方臘之亂發生前，當地人士黃襲明提倡增建城牆以防禦方臘之亂，城牆建好後，盜賊果然犯境，最終擊退盜賊且成功保衛了台州城。台州城的治安何以由當地人士倡建而非官方，或許是官方均將台州城防禦的注意力放在了防治水患上。 在台州地區的地方建設方面，水利興修即為其中重要的一項。水利興修對於地方的經濟開發、農業生產有相當大的影響。以黃巖縣來說，黃巖縣的水利興修對於台州地區有極大的重要性，特別是農業糧食生產方面，若黃巖縣的糧食生產充足，那麼台州地區大致可以免於缺糧之苦。黃巖縣的水利興修並不僅於地方官的事務，當地人士若意識到地方建設的重要性時，便會建議地方官來興修，或者是地方官邀請地方人士來共同主持水利工程。當然，也有民間人士獨立興建水利的情形。另外像是橋樑、道路等交通建設，民間人士均會參與興建。 而在社會救濟方面，賑災濟貧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無論是台州或溫州地區，在天災發生或者是平時，均會有地方人士主動賑災濟貧，例如施粥、捐米、提供藥物、平抑糧價等等。以溫州永嘉縣的劉愈來說，他是個讀書人，但由於無緣於功名，便放棄舉業並將興趣移於佛法上，且很積極地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舉凡方臘之亂時的率衆討賊、災荒或平時的賑災濟貧、開放自家的山林與土地以給予鄉人有工作機會、上言朝廷求減免鹽課、減少水道的障礙以增加行船安全等等。以劉愈的例子來說，即是一個典型的民間人士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最好例子。 宋代的民間在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表示了宋代在社會經濟上民間力量的興起。民間力量的興起，可能表示了官方對於地方公共事務的態度並非每次均積極以對。前面提到，南宋孝宗乾道五年(西元1169年)夏秋之際台州地區所發生的大風雨，使得財物損失慘重且人員傷亡者甚多，但當時的郡守卻不聞不問而被削職。或者因天災而朝廷派來賑卹的官員因振卹不積極而被朝廷坐免。換言之，當官方在地方公共事務無法提供積極的參與和協助的話，民間對於地方公共事務的態度便表現出主動的一面。儘管有外國學者認為明清時期，才出現了民間在「公共領域」的參與以及活躍的表現，而實際上在文章所討論的內容中，宋代時期民間即在「公共領域」展現出了它的力量。宋代的民間人士對於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最主要還是地方上的士人或豪族所為。如同錢穆先生所言：「世族門第消滅，社會間日趨平等，而散漫無組織。社會一切公共事業，均須有主持領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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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崑劇藝術的傳承－－「傳」字輩與當代崑劇藝人的傳承關係研究

崑劇表演藝術在乾嘉時期得到高度的發展，不僅重視表演規範，更注重表演藝術的傳承延續，這個時期形成的崑劇表演藝術的傳統，通常稱之為「乾嘉傳統」，其開啟了近代崑劇時期，我們現在看到的崑劇演出，被認定屬於這一時期的藝術範疇。二十世紀初期，在蘇州「崑劇傳習所」所培養的「傳」字輩藝人，可說是乾嘉傳統的唯一繼承人，他們並為此一傳統培養了新一代接班人（當代藝人）。本論文所要討論的，即是「傳」字輩藝人、當代藝人在此一傳統（近代崑劇的表演藝術）上的傳承關係，但並不將重點放在身段表演上一招一式的絕對繼承，也非繼承劇目數量的多寡，而是探討當代藝人如何習得崑劇表演美學的規律及精神，並將之實際運用在舞台實踐上的情形。 本論文分為兩大部份，首先以時間為脈絡，探討近代崑劇在現、當代的傳承。其次為近代崑劇既以「傳」字輩為總結，因此以傳字輩為基點，探討傳字輩對於當代崑劇傳承的脈絡及內涵。本論文主題分為四章，第一章探討「傳」字輩作為近代崑劇的繼承人，其養成的過程，以及其在出科之後持續學習、發展的情況。第二章討論中共建國後培養的第一代崑劇傳人，在兩種環境下（以團帶班：國風蘇崑劇團、江蘇省蘇崑劇團；戲曲學校：上海市戲曲學校崑劇班），從「傳」字輩學戲的經過。第三章以「傳」字輩為主軸，依各個行當家門的不同，將重點放在個別「傳」字輩到當代藝人間崑劇藝術傳承的具體情況。第四章則論述當代藝人在繼承了近代崑劇－「傳」字輩的崑劇表演藝術之後，如何將其內涵（重視角色人物）應用到自身的舞台呈現上，並如何發展。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盡可能描繪「傳」字輩藝人到當代藝人間崑劇表演藝術傳承情形的原貌，並從中獲得崑劇藝術在新一個世紀繼續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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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地方獄政初探

元代的地方獄政，主要承襲於金、宋兩代，略加變革而定制。當時，負責統籌、執行獄政庶務的官署為司獄司。元代的司獄司，職司管理牢獄。元代的牢獄，性質類似今日之拘留室或看守所，負責看守官衙審理獄訟期間，犯殺人、強盜等罪的疑犯，或兩家爭訟的原告、被告、證人等暫時羈押；有時，判決刑名後，會充當重刑犯決刑前的監禁所。 元制，牢獄須提供獄囚基本的醫療與照護，如衣服、糧食、棉被等，並規定獄吏要定期灑掃、清潔牢獄四周。然而，元代的獄訟程序中，受限於初審的時限短暫，覆審繁雜且耗時，常使獄囚久禁牢獄，無法開釋，形成滯獄。其中，若獄訟牽涉不同戶計、民族，需要約會，則會拖延更久。即使獄訟已決，緩執刑罰，讓獄囚久禁牢獄的情況，時有所聞。此外，常有官吏以拷掠獄囚，或拖延審理獄訟等方式，要脅獄囚，以金錢換取開釋。 因為獄訟拖延、牢獄淹滯、獄吏虐囚的情況，時有所聞，元廷遂頒行各項錄囚、詔赦措施，期望降低上述情況的發生。元代先後施行過憲司、五府官、奉使宣撫與跨邑決獄等錄囚措施，以及不定期的大赦、別赦與曲赦。此外，元代沿襲前朝的傳統，對於能達到訟息獄空的官員，經由上司察證屬實，稟明朝廷後，得以銓敘陞遷。實際上，官員自身能否視獄空為己任，公正果決的審訊，才是消除冤、疑、滯獄的關鍵。 其實，元代的獄政，除部份規定，融入蒙古舊俗，各地官府的判決、牢獄的監禁，必須禮遇蒙古、色目人、特殊戶計者外，主要的精神，大致延續漢地傳統。另外，元代當時，對於任何因案獲罪者，罪止於個人，並無罪及株連數族的觀念，這與明、清兩代的刑罰比較下，突顯元代刑罰的尚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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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陲漢簡文書用語暨分類研究

漢代烽隧亭鄣、驛置遺址間所出土的簡牘，大多為簿籍類文書檔案，此乃西陲漢簡之特色。本文擬以文書用語之研究為目標，由居延漢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懸泉漢簡、額濟納漢簡等已刊布的出土資料，嘗試探究簡牘文書檔案中的習用語，並以語詞用法之不同，作為分類方法的依據。 拙文之目的，在於將西陲邊塞烽燧遺址出土的漢代簡牘進行全面整合，再透過漢簡與文獻的互證，釐清簡牘文書中習用語的解釋、用法與類別，以期能重新認識兩漢時期官文書的制度，彌補以傳統文獻作為研究對象的侷限，藉以補充漢代文書用語研究的不足。內容上，分從屯戍簿籍類與公私文書類兩項主軸八大類目進行論述。其中，屯戍簿籍類包含人事、武器裝備、屯戍防務與契約債務等四大項目；公私文書類涵蓋機關公文、郵驛傳遞、司法律令與書信相關等四大類別。 蓋言之，透過重新整理並釋讀漢代第一手史料—簡牘的詞語，整合居延、敦煌、懸泉、額濟納等邊塞地區出土的漢簡文書，逐一擴充漢簡文書的習用語詞，當能使吾人更為清楚地了解漢代官文書的用語、格式與體例，進一步對文書用語加以掌握，循序釐清簡牘文書中的習用語詞。此一研究，可使得日後新獲簡牘的釋文的解讀與分類，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並可作為來者研究漢簡文書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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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陸門學者的教化理念與實踐

摘 要 南宋士人對於當代社會的貢獻，社會史研究的成果已相當的豐碩；至於思想史方面，南宋乃是理學趨於成熟的重要時代，因此，對於南宋理學的思想研究更是不少。本篇論文則是奠基於社會史與思想史研究的基礎上，試著將這兩個研究領域作一個貫通的工作，企圖將南宋思想家的社會表現具體地勾勒出來，並從中探討其中的因果關係。而本篇論文便以南宋陸門學者作為主要的考察對象，將探討這個學術群體的思想與其社會實踐的關聯性。一般思想史對於陸學本心之說的批判，常說其流於空談、流於禪學，此乃單從思想史的角度而來的批評。但是，如此的批判對於南宋的陸門學者是否公平？從陸門學者在南宋社會教化的參與來看，言其學說流於心性、空談，則有欲加之罪之虞。畢竟，在爬梳過整個南宋陸學者在當代的教育實踐後，可以具體的看到，陸門與朱門或其他南宋的士人一樣，都有著濃厚的經世致用的理想並且也試圖將他們的學術理想落實於社會教化當中，而他們甚至還以此來批判佛教。 整體而言，本篇論文的探討，乃以陸門學者在當代的教化實踐作為討論的重心。前半部乃是介紹陸門學者對於當代社會的看法、以及其教化思想與方式的介紹；後半部則著重於陸門學者的教化實踐，即包括他們在個人教化與群體教化上的努力，各有何重要的實踐。在思想方面，陸門學者的教化思想乃根著於「本心」、「道在庸常間」的思想，這樣的教化理念，也深深地影響他們的教化實踐。特別是本心之說，陸門學者便常言「本心即道」、「吾心與聖人同」之語，其中乃隱含著某種程度的「大同意識」。所以，其對於平民教化的實踐，更可作為檢視其思想言論的重要指標。在爬梳過史料後，我們可以看到陸門學者對於地方教化的用心與重視，無論是居官或是居鄉的陸門學者，皆是盡其所能地參與地方教化的工作。個人的教化，他們以書信的往來、堂室的記銘、鄉賢祠的示範等作為教化個人的重要途徑；群體的教化，他們則藉由學校、書院教育以及平民教化等方面予以發揮。大體上，南宋的教育乃是走向「官學沒落，書院勃興」的發展，而在這樣的教育趨勢中，我們可以發現陸門學者多是適時適力的予以參與。陸學的思想並無阻礙他們對於當代官學、私學的參與，也並非像思想史所勾勒出那樣「一切講求本心」於是對於「外在學習」便予以排斥或拒絕的教育形象。再者，即便陸象山本人沒有親建一座書院，亦不能由此論斷象山對於南宋書院運動具有某種程度的排斥感。那麼，究竟該如何看待這樣的歷史事實呢？此便是陸門學者與書院運動一節當中所欲探討的重心。 至於在平民教化方面，本心說的思想仍深刻地主導陸門學者對於平民教化的工作。他們在平民教化的落實上，完全顯現出「道在庸常間」的教化思維。他們藉由日常生活的瑣事、民間所奉祀的人物，告訴百姓「道」的具體形象。身為一個地方官，勸農、諭俗乃是一個奉受皇命的循吏所該盡的責任。只是，由象山大弟子楊簡的勸農文，卻可清楚的看到陸門學者的勸農態度與其他地方官的不同。楊簡以一個堂堂地方首長的身份，主動拉近與地方父老的距離，整篇勸農文充滿著動之以情的言語，與一般制式的勸農文有著明顯的差異。至於在獄訟上，乃是以寓教於訟為主體，將陸學強調本心的教化思維，充份地表現在他們實際治獄的過程中。對於民間信仰，陸門學者也多採取包容的態度。大體上，他們對於民間宗教有著借力使力的教化理念，即深入百姓的日常信仰，從中啟發百姓的道心，告知他們生命福禍與本心之間的關聯性。最後在家鄉關懷方面，陸門學者同樣地以本心之說來釐清家鄉百姓的問題，無論是家鄉倫理的建立或是地方政治的改革，仍是以本心說為主軸。而對於家鄉公益活動的參與，陸門學者亦是積極的投入至其中，救荒、鄉曲義田的活動，都有著他們的身影。在在可以證明，南宋陸門學者的心學思想，仍是具有積極的落實性，一樣講求經世致用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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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與小的抉擇－從「適當科技」看「風場」

現代社會最大的特徵是，無所不在的技術系統。技術系統由各種技術物及人類組織湊合而成，因而產生出一種「系統慣性」，強迫現代社會按照其所設定的目標，向前邁進。系統慣性不但剝奪了人類的自主權，有時還將人類社會推向毀滅的深淵。二十世紀中葉興起的「適當科技」運動，以「小而美」的理念，企圖扭轉技術系統對人類的宰制。由於不瞭解技術系統的發展歷程，並輕忽了系統所代表的龐大利益，使得曾經盛極一時的適當科技運動，最終功敗垂成。 　　風力發電技術起源於十九世紀末。1970年代爆發的石油危機，再加上適當科技運動者的大力提倡，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技術，忽然成為現代文明的救星。但再生能源不是唯一的候選人。電力公司及政府官僚大多偏愛新興的「核能發電」。兩種能源的戰爭，雙方互有勝負。在丹麥，核能全面潰敗；在台灣，核能大獲全勝；在美國加州，核能與風能平分秋色。風力發電的「技術表現」、政府的「再生能源政策」及民間的「反核運動」，是決定雙方勝負的三個關鍵因素。 　　風力發電技術的演進，可分為「小風機」及「大風機」兩種不同的脈絡。小風機可說是一種天生的適當科技。大風機則屬於技術系統的一部分，因其發展自始就與電力公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小風機能幫助我們脫離系統的控制；大風機則傾向維持系統的現狀。大與小的抉擇，不但決定了再生能源技術的走向，更影響到我們能否創造出一種以人為本的新科技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