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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發展型國家的變異與挑戰

本研究以「正當性鬥爭」(legitimacy struggle)為核心線索，探討新自由主義在台灣如何從一個邊緣學說，逐漸成為主導的意識形態與經濟組織原則。其中特別注意重大歷史危機時刻，不同行動者對於危機的詮釋、動員、說服與鬥爭，以奪取政治權力，最後造成「政策典範」(policy paradigm)之轉移與革命。 在方法論上，本研究結合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與STS的建構論(constructionism)取向，同時針對新自由主義及發展型國家的理論系譜進行反省批判：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在概念上澄清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如何既具有全球性、系統性的根源，又與在地歷史脈絡與文化意義緊密結合？就後者而言，則強調理念(idea)在制度建構與變遷中的關鍵角色，凸顯發展型國家變遷的任意性、相對性與政治性；最後並以台灣為案例，探究兩者相互勾連、此消彼長的歷史。 1950年代是新自由主義的史前史，雖然後者與當時的時代氛圍格格不入，但尹仲容等改革者在奠立台灣發展型國家的特殊性格時，也在非預期的情況下埋下了日後讓新自由主義成長、茁壯的種子。關鍵在於國民黨統治下，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因為血腥鎮壓與黨國體制壟斷，而存在著內在弱點；於是在產業秩序(industrial order)上，該黨用「市場」的象徵意涵修補黨國體制先天不足的公共性。在此解釋中，市場不是國家消極不作為的產物，而是一種兼具政治與經濟治理意涵的技術。 1980年代是新自由主義昂揚的轉捩點。本研究處理了國際局勢變化、象徵領域鬥爭及實際政策作為三者之間的來回互動，說明新古典經濟學家如何透過遊說、說理、宣傳與恫嚇，提供人們一套道德與認知的框架，結果是「獨占對現實的解釋」，樹立新自由主義的霸權。 2000年以後，新自由主義的深化及其後果，展現在台灣企業的「金融化」程度(financialization)愈來愈高之上。同時，本研究亦探討「金融化」透過會計準則(accounting standard)的全球齊一化(harmonization)而推展，顯示新自由主義政策典範適應全球局勢的最新變化而持續微調與演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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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裂時間：全球時空壓縮情境下台灣科技業工程師的日常生活

時間和空間是人和社會據以存在的基本範疇，一切人類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歷時變化推陳而產生的。在這個基礎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在以資訊技術為基礎的當代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情境中，台灣的科技業工程師們，如何在即時化（real time）的勞動時間與其他日常生活領域中的、多重時間的衝突中生存？他們如何理解並協調各種活動間的界線？更進一步地說，透過資訊科技中介，介入受訪者生活中的即時時間，如何改變並重新打造了作為認知、行動主體的受訪者們，從而讓他們又用什麼樣的方式再生產他們的生活世界？ 本文的研究結果指出，科技業工程師在面對即時勞動的情境下，傾向於發展出兩種生存策略，這些策略乃是主體在具體與外在世界互動的日常生活劃界實作中呈現出來的：首先，主體容易在認知層次上，以過度重視效益、並且高度工具理性的詮釋框架面對日常生活的各領域；再來，他們也容易在情緒、感受力的層次上展現出麻木的態度。根據如此研究發現，本文進一步探問，青年馬克思在論及工業社會中的工廠工人時所提出的「異化」概念，是否在討論當代科技業工程師的生活狀況時依然具有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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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神明：民間信仰與土地徵收的互動關係

一般來說，「民間信仰」與「政經結構」總被認定為是兩個互不干擾、彼此獨立的領域，它們有各自的運作邏輯。不過，在土地徵收與地方發展的情況之下，這兩個領域會被迫重疊在一起。近年來，因為土地徵收所引發之爭議在台灣各地層出不窮。多數的情況，這種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社會運作邏輯，它的規劃與執行擁有相當高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並且可以得到當地社會上多數民眾的支持。然而，筆者發現，在開發與徵收的過程中，只要牽涉到「廟宇」、「風水墳墓」、「神明反對」、「顯靈」或是當地發生「異象」時，徵收就會停止或停頓下來，進入反覆確認的狀態，使徵收的過程多出一些額外的程序。換句話說，比起我們常見的拒絕拆遷戶而言，廟宇這種形式的「建築物」大大地提高了自身保留的可能性。 因此，本論文主要處理的問題是為什麼土地徵收遇到廟宇的時候會停頓下來？當土地徵收遇上以信仰為基礎的神明廟宇時，這二者會產生什麼樣的互動？為了要回答上述問題，我將選擇三個地方的案例作為研究分析的對象。它們分別是新竹高鐵特定區的土地公、苗栗竹南科學園區的萬善祠與桃園航空城的竹圍福海宮。透過對這三個案例的田野調查、訪談與分析探究，我想回答在什麼條件或狀態下，民間信仰如何能夠對國家力量產生實質影響？ 本文指出，徵收廟宇的複雜性與困難度來自於信仰社群、神明意志、靈驗顯現與徵收處理廟宇的時機。這四點因素讓三地徵收神明的程序產生差異。本文更進一步指出，信仰社群內部的行動者與靈驗、神諭的不可預測性是廟宇於徵收留存的關鍵性因素，而其中行動者的特質在於其對神明或傳統事物的強烈情感價值。我們可以細分出信仰儀式實踐者與地方頭人或知識份子。一方面，信仰儀式實踐者在徵收廟宇時沿用傳統信仰知識詮釋、轉譯，甚至解決徵收廟宇衍生而出的信仰難題。另一方面，地方頭人、知識份子將地方色彩濃厚的民間信仰清晰化為具普世價值的文化資產，也透過其社群本身的社會資本、政治網絡與信仰文化關懷倡議保留廟宇。因此，為了不讓徵收的成本提高，在徵收單位不敢拆廟的現象背後，其實牽涉許多更深層的情感價值、政治、經濟、文化及信仰等集聚的綜合因素。 本論文的結論提出，以上的綜合性因素，導致廟宇在土地徵收的過程中會逐漸被轉化為公園化、校地化或宗教文化專用區的規劃管理形式。如此一來，廟宇不用拆遷，香火續存問題得到紓解；地權、產權方面則可以收編入官僚系統內進行管理；而廟宇留存的法律問題則可以「文化之名」解套。換句話說，經過規模性的都市計劃後，神明會被納入一個新的管理與信仰體系之中，即使祂們都留在原處，這些神明存在的意義在地方社會卻已悄然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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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底層農民工的苦難： 塵肺病的無助、自助與他助

本研究探討的內容是有關中國塵肺病近年來的發展樣貌與未來的可能趨勢，2009年在新聞媒體與社會上轟動一時的「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引起了眾人對塵肺病這項職業病的關注。2011年著名記者王克勤發起「大愛清塵‧尋救中國塵肺病農民兄弟大行動」，將中國人關注的力量轉為實際的行動。然而，塵肺病在中國並非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早在1952年重慶就有矽肺的案例，那為什麼沉寂了那麼久的塵肺病突然又踏上歷史舞台呢？主要是因為過去的塵肺病人在國有企業工作，患上職業病後有國家提供醫療與經濟上的照顧，但在戶籍制度與改革開放的雙重因素下，許多農民工在私人企業工作產生職業病卻得不到任何的賠償或是醫療幫助，這樣的群體數量越來越多，在農村引發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也因此爆發出來。 　　在加入大愛清塵四川工作區的志願者團隊後，使用參與觀察法與訪談進行資料採集。從觀察到的案例中把塵肺病人分為無助、自助與他助三個類型，並發展出六種不同的生命軌跡，其中三種採取了維權行動後產生不同結果。本文針對這三個案例的維權手段與結果進行分析與說明，進一步解釋他們如何運用「法律」、「弱者身分為武器」以及「維穩機制的弱點」作為行動策略，在資源與政治結構的差異下，如何導致不同的維權成果，看出中國塵肺病人維權的困境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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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歡山松雪樓派遣員工薪資爭議：一個田野民族誌的考察

林務局東勢林管處直營的事業單位合歡山松雪樓，其中房務與櫃檯工作人員勞務外包，屬非典型就業中的派遣勞工。因工作中與管理階層的衝突越趨劇烈，歷經一個月每日漫長的討論之後，勞工決議發起抗爭，希望透過爭取《勞動基準法》所保障的薪資待遇，實則達到解決工作衝突的目標。但是勞工運動的列車啟動了以後，事情的發展卻不斷出乎這群派遣員工意料之外，資方立場強硬，不承認違法，工作中的衝突不減反增。運動目標轉而訂定「拿到補償薪資」，透過立委協商、申請勞動檢查、向地方勞工局申請調解、召開記者會等運動策略完成目標。這群勞工經歷這些事件後，深刻地認知到自己身處一個剝削且是政府公務員共謀後果下的派遣體制，並且發展出不同於抗爭以前的勞工權利意識。這本論文說明的便是此勞工運動之始末，以及考察權利意識發展的動態過程，並反省研究者同時作為勞工運動組織者，我的視角與立基點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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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養老制度的福利階層化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中國城市養老制度的福利階層化。目前中國城市養老制度以國家社會保險為主，待遇給付的階層化設計，不僅降低國家福利制度的再分配功能，突顯職業身分的社會不平等，最後導致整個退休人口的福利階層化。本研究借鏡西方福利國家理論中的歷史制度論觀點，疏理過往相關的文獻和政策文件，並赴五個城市開展田野調查，共訪談三十五名退休老人及相關服務工作者。 　　一方面，本研究的觀察發現，當前中國城市退休人口的福利階層化與老年不平等，與今昔的國家制度安排和經濟發展策略密切相關。研究結果指出計畫經濟時期的制度遺緒，包括單位、戶口及幹部身分制度的路徑依賴，是福利階層化和老年不平等的原因。同時，既有的社會階層化與社會不平等得以延續。 　　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時期的福利供給多元化下，市場機制會加速養老服務的商品化，惡化社會再分配的公平性。上述情形到個人層次時，不同社經地位者的養老經濟安全和照顧資源呈現不均，加上各個福利供給方對老人的差異化服務，老年不平等加劇。在不久將來的市場化與高齡化社會底下，福利階層化與老年不平等的情形恐將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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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非政府組織的形成— 以黃河鄉村社區為例

在懸浮性政權下，中國基層治理近乎失靈的狀態下，農村公共治理的空缺成了棘手的問題。當代中國農村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非政府組織，本論文主要探討在這些非政府組織當中如何形成具有有效的公共治理能力，而本論文選取「黃河鄉村社區」的十五年發展經歷作為研究個案，「黃河鄉村社區」如今是個自給自足且具有公共治理功能的農村非政府組織。首先農村必須形成社區集體公共意識。在「黃河鄉村社區」案例當中發現，社區集體公共意識來自農村女性的性別意識，農村女性的性別意識是突破傳統農村社會男性宗族所壟斷的公共參與權力，並促成女性跨村集結形成社區意識的主要關鍵。本論文試圖補足性別研究觀點在中國農村公共治理研究中的缺位。再者，外部的社會資源挹注才能推動農村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黃河鄉村社區」的創辦人透過個人鏈接外部的非政府資源進到村社當中，並將這些外部資源逐一轉化為組織內部的各種公共治理的功能部門。「黃河鄉村社區」的發展經驗突顯了城市當中的非政府資源對於農村非政府組織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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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

本論文主要透過剖析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作品，闡述美國權力的特質。美國權力對於台港文壇的介入主要透過美援文藝體制，藉由「國家－私營網絡」（state-private network）和「在地人際網絡」（local interpersonal network）的運作邏輯，以文學翻譯（translation）、文學改寫（adaption）和共同創作（collaboration）等方式生產文學作品，具體影響台港的文學翻譯、文學創作和文學教育，創造一個台港的、東南亞的和自由世界的反共共同體，使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場域，朝向有利於美方反共文學和現代主義文學發展方向。 本文將「文學作品」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重新思考文學作品和社會結構可能連結的方式。著重在美援文藝體制的運作邏輯與文學作品生產的過程，透過釐清其間的關係，重新檢視台港文學史的若干議題，並思考美國權力的特質。透過分析文學作品所看到的美國權力，是一種「隱蔽權力」（Unattributed Power）。所謂的隱蔽權力具有兩層意涵：一是美國權力透過上述「中介權力」隱蔽權力來源，淡化其政治性，將作品的「社會性」轉化為作者的「個體性」；二是美國權力將權力所欲傳達的意識型態，編織在符號系統（symbol system）之中，以改變形式、改寫內容、塑造人物和情節、使用隱喻和象徵等手法，隱蔽意識型態權力的運作過程，而這些透過「文學作品」既「傳達」又「掩飾」反共政治目的的手法，正是美國權力在台港文學場域中的多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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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城市初級中學教育的戶籍不平等：四川省成都市本地子女與農民工子女之比較研究

本研究關注中國大陸城市初級中學教育階層化現象，尤其以戶籍制度二元管理模式，構築持不同戶籍者之受教人群分類範疇。透過與新馬克思主義學派之階級研究及文化資本理論等對話，探究源自不同家庭社經背景之子女，面臨教育不平等的結構桎梏，其所呈現的能動性與意識型態究竟為何？ 本研究經由深度訪談六名本地子女、八名農民工子女、兩名學校老師，輔以多元資料蒐集之方式，梳理中國城市初級中學教育之發展脈絡、歷史光譜等，以考察優勢階級子女與弱勢階級子女的學涯路徑，重視個體間之能動性與多樣性。同時，納入性別視角，以剖析性別與學習能動性之差異。 本研究的貢獻是：第一，中國大陸城市初級中學以戶籍制度作為入學與升學之機制，導致持非本地戶籍者缺乏公平競逐教育資源之機會。第二，源自於戶籍制度及家庭社經背景的分歧，致使本地子女與農民工子女的學涯路徑大相逕庭，多數本地子女爭相競逐取得優質教育資源；反觀，更多地農民工子女僅能接納國家予其之次等教育資源。第三，勞工階級子女符合Paul Willis所探究之小夥子們，因洞察學校教育作為資本主義的篩選機制，促其以反學校文化抵抗資本主義之運作邏輯。但Paul Willis輕忽勞工階級間之性別差異。勞工階級子女存在差異化之性別符碼，更多的女性採取異於男性之行動策略，試圖爭取階級流動的機會。第四，Paul Willis未留意教育商品化之現象。歷經變革的教育結構，促使作為公益性及非營利性的教育事業，因校際間缺乏公平競爭渠道，從而助長其走向營利性之發展方向。同時，教育分流時，由校長至老師將學生視為商品，藉由推薦學校等各式不當手段剝削及轉售學生，從事隱微不彰之獲利行為，至此發展獨具中國特色的中學生／教育商品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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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管與市場夾縫中的中國報業：以南方都市報為例

本研究跳脫既往只具焦宏觀黨國體制變遷對於媒體影響的研究，特別著重分析微觀行動者的行為。因此本文以南方都市報為案例，並以該報基層採編人員為主要對象，分析基層行動者在國家與市場的夾縫中，如何去發揮新聞專業主義。 　　本文發現新聞媒體在黨管審查與監督下，新聞基層採編人員是有些許空間可以發揮新聞專業主義與之抗衡。首先，以時間點來說，黨管新聞輿論的鬆緊有一定的時間可循，這讓新聞採編人員可以依據時間點來做抗爭。接著，專業新聞主義抗衡策略可分為三種：一、分析具體禁令，二、突破禁令，三、人事調度。前兩者反抗策略的選擇，須視當時新聞事件輿論緊縮程度而做決定；後者則是確保當前兩者反抗策略若不幸失敗後，對於基層採編人員所做的最後一層防護。最後，中國新聞媒體若要擁有自由的發聲權，最終還是有賴於政治體制改變才有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