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學心理學系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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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和多語的普及使雙語成為了多個研究領域的議題，但是對於最常見的雙語混合現象，語碼轉換的產出，卻較少有研究探討。雖然過去的文獻指出不同因素會促使同為印歐語系的兩個語言產生語碼轉的現象，但是這些因素對於兩個不同語言家族的語言（中文和英文）是否仍有其影響性，特別是當受試群為非平衡之雙語者？此外，這些因素之間是否有某種關係，對於語碼轉換的產生是否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影響力？針對這些問題，本研究將語碼轉換的情境設定為以中文為主，加入英文語料的情況，進行了三個實驗。實驗一主要的目的是再度驗證外在因素（文化性文章、語音伴隨和英文要求），和個人因素（英文學習年齡和經歷）對於語碼轉換產生的影響性。由於英文在台灣一般日常生活上仍舊沒有被普遍使用，外在因素的影響或許會較弱，因此，實驗二將實驗一混合性的文章改成完全以英文的方式呈現，來提高外在因素對於語碼轉換的影響力。以實驗一和實驗二的結果為根據，實驗三除了操弄外在因素，也增加了個人因素（英文程度和專業度）的操弄，將文化性文章改成專業性文章來探討外在和個人因素對於語碼轉換產出的影響力，以期望能更清楚的瞭解台灣的中英文雙語使用者，語碼轉換的關鍵影響因素。實驗結果顯示，上述因素的影響有高低階層的情形，個人因素：經歷、專業度和英文程度最具影響力；外在因素只有要求的影響力最為穩定。至於外在因素：文章內容和聲音提供的影響力是建立在個人變項：經歷或專業度和英文程度之上，有了這些個人因素，文章內容和聲音才能提升其影響力。因此，在引發語碼轉換產出的因素上，個人因素的影響力會大於外在因素，至於外在因素之間則有優先次序上的不同，要求大於文章內容和聲音伴隨。實驗結果除了以非平衡的中英雙語者證實了Grosjean（1998）的語言模式連續性之外，也提出不同因素在此語言模式連續性上的意義，並間接說明了個人因素的加強會促使英文的使用情況。本研究的主要貢獻有兩方面。一是可以提供實際的資料，瞭解台灣的雙語者為何在學習英文多年之後，仍無法在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語碼轉換的現象。第二，是相對於其他中英文雙語語碼轉換的研究，提供文化和環境影響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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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要探討中文閱讀障礙的閱讀行為困難是否和巨細胞系統的處理異常有關，及巨細胞異常閱讀障礙在中文閱讀困難的現象為何。本研究設計三個實驗來檢驗閱讀障礙的巨細胞異常假說存在的可能性，並且試著從作業的表現將可能有巨細胞異常的受試者分類出來。實驗一是要複製巨細胞異常的文獻，探討中文閱讀障礙是否對於運動的偵測和正常組有相異之處。以「定值刺激法」設計空間頻率、時間頻率以及對比程度的光柵組合，以國小學童經年齡配對的閱讀障礙組和正常受試者，呈現閃爍的光柵，要求兩組受試者對目標光柵做方位（orientation）的判斷。預期兩組在低空間頻率的光柵及高時間頻率的光柵有顯著的差異。實驗結果顯示閱障組在偵測高時間頻率光柵的表現比正常組差，表示閱障組對於巨細胞系統的特性反應不敏感，和文獻的結果一致，閱障組和正常組的確存在不同的巨細胞系統處理。實驗二則要討論巨細胞系統有缺陷者的中文閱讀會有何現象。本實驗是依Terepocki等人的研究概念，將「吟」經過部件轉換後成為「含」，配對後成「吟 含」，此為真字水準。「吟」再與假字配對，也就是「央v和「式v兩個部件位置置換，而成為「吟 C」，則為假字水準。再加入由心像旋轉（mental rotation）而成的鏡像字和上下顛倒字，成為「吟 A」和「吟 B」的配對，得到四種刺激。實驗預測閱讀障礙組對於文字的認知有困難，判斷真字和假字的正確率比正常組低，但鏡像字和上下顛倒字的水準需要視覺處理，與巨細胞系統的處理有關，則閱障組某些受試者可能在這兩個水準的表現很差，但另外的受試者則無差異。實驗結果與假設符合。而實驗二B以圖形為刺激，驗證兩組受試者在圖像式心像旋轉能力沒有差異。巨細胞的另一個重要反應特性，就是偏好時間變換快的運動。實驗三操弄筆順作為動態的語言訊息，讓受試者做筆畫方向的反應，來檢驗閱讀障礙者在動態訊息上是否與對照組有所不同。實驗預測：第一種假設，在文獻中曾證明閱讀障礙組對於運動能力的判斷有別於正常組。若巨細胞異常缺陷造成的運動偵測不敏感，則巨細胞異常閱讀障礙組在符合筆順方向中的反應最少。第二種假設，Talcott等人（2000）發現，當閱讀障礙組和正常組偵測隨機亂數點的運動方向時，閱障組的偵測差。但若增加了亂數點的數量，則會提高運動偵測的表現。原因可能是增加刺激的數量後，在視覺皮質區外的細胞增加更多有效的運動訊息的空間總和，而一起對某些特殊運動的方向產生神經反應。實驗結果支持Talcott等人的看法，顯示給予巨細胞異常的閱讀障礙受試者更多的運動訊息，則表現提高。本研究的結果支持了閱讀障礙的巨細胞異常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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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從辭彙知識的層面上探討台灣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在詞彙習得能力上的缺陷表現、以及嘗試透過Center for Research in Language, International Picture-Naming Project（CRL-IPNP）圖片刺激組中大量多張的特性，進一步分析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命名錯誤類型比例，且期望提供未來編製相關圖片命名測驗的資訊。 本研究採受試者配對設計，分為兩組受試者，實驗組為11名3歲5個月至6歲0個月的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配對控制組為11名3歲3個月至5歲9個月的正常發展兒童，與實驗組兒童一一配對生理年齡、非語文智力和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實驗程序是給予CRL-IPNP中共227張圖片刺激組及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圖片刺激，比較兩組兒童在圖片命名表達辭彙量和理解詞彙量水準上的異同，再從兩組的圖片命名反應中分類出不同類型的命名錯誤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實驗組兒童在CRL-IPNP作業上詞彙量明顯低於配對控制組，在總題數答題的反應時間上也明顯比較慢。（二）在兩組命名錯誤類型的區辨分析結果顯示，若就細部分類來看，實驗組犯「完全無關」的錯誤數比例明顯高於配對控制組，而配對控制組犯「語意重複」的錯誤數比例明顯高於實驗組。（三）兩組在理解和表達詞彙量之間皆未達顯著差異。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3-6歲階段的台灣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仍持續著詞彙量不足的缺陷，在圖片命名作業上反應時間較為緩慢，而本研究在命名錯誤類型分析上則推測正常發展兒童在語意知識連結處理的策略較好，所以犯錯比例較高的類型表現在「語意重複」類型，而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則在語意連結的認知處理上表現欠佳，犯錯比例較高的類型表現在「完全無關」類型，反映其語意知識的有限，影響詞彙知識習得的增進。然而，在本研究中原預期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語音錯誤比例較高的情形並未出現，仍待進一步探討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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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個體在親密關係中會選擇什麼對象進行伴侶比較，以及比較的結果對個體自我評價的影響。過去在親密關係中進行社會比較的研究主要著重在探討比較結果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均未討論到個體會在那些層面進行伴侶比較，比較的對象為何，以及比較結果對個體自我評價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為探討當個體進行伴侶比較時，針對不同比較層面個體是否會選擇不同比較對象，以及比較結果對個體自我評價產生的影響。 研究一旨在探討當個體面對不同比較層面時，其對比較對象的選擇。研究以情境模擬故事的方式進行，受試者假想當想瞭解自己伴侶某方面的狀況時，所可能選擇的比較對象。本研究為2（比較層面：能力層面vs. 情感層面）×2（對方與自己相似狀況：相似vs.不相似）×2（對方伴侶與自己伴侶的相似狀況：相似vs.不相似）的混合設計，前者受試者間變項，後二者均為受試者內變項。結果顯示，個體在伴侶的能力層面進行社會比較時，會選擇與伴侶相似的對方伴侶做為比較對象，而在伴侶的情感層面則會同時考慮到自己與對方的相似性以及伴侶與對方伴侶的相似性。研究二則進一步探討個體在進行伴侶比較之後，其對伴侶的評價及本身的自我評價是否也會出現不同的變化，本研究為2（比較層面：能力層面vs. 情感層面）×2（對方與自己相似狀況：相似vs.不相似）×2（對方伴侶與自己伴侶相似狀況：相似vs.不相似）的受試者間設計。結果顯示，個體在為伴侶的能力層面進行社會比較時，當伴侶表現不如對方伴侶，而伴侶又與對方伴侶相似，則個體對伴侶的評價會下降，但並不會影響到個體的自我評價，此結果或許可用區隔或補償的現象來做解釋。另一方面，當個體在為伴侶的情感層面進行社會比較時，伴侶表現不如他人伴侶，而個體本身又與對方相似，則個體對自己的評價以及對伴侶的評價均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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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健康信念模式的主要七個變項,罹患性認知、嚴重性認知、利益性認知、障礙性認知、行動線索、健康動機、人口學變項來預測失眠患者的求醫行為。研究中有五項分析，首先以邏輯回歸分析七個變項與求醫行為的關係。第二，設罹患性認知、嚴重性認知、利益性認知、障礙性認知、行動線索、健康動機為中介變項去了解人口學變項預測求醫行為的情形。第三，設罹患性認知與嚴重性認知為中介變項以了解行動線索預測求醫行為的情形。第四，以因素分析去驗證是否罹患性認知、嚴重性認知可形成威脅性認知變項。最後仍以因素分析去驗證利益性認知與障礙性認知是否可形成行動評價認知變項。 本研究有兩組樣本，實驗組中的50位失眠樣本乃來自桃園縣某兩間區域醫院的身心內科轉介而來。而對照組中的樣本則招募50位失眠未就醫的同一地區自願參與者。 以下摘述五項結果: 一、求醫行為與年齡、教育年數、婚姻狀態、職業、自覺罹患性認知、自覺嚴重性認知、自覺利益性認知與自覺障礙性認知、行動線索得分有顯著相關。 二、不同性別的自覺罹患性認知得分有顯著差異。不同婚姻狀態的自覺障礙性認知、行動線索和健康動機有顯著差異。教育年數與自覺障礙性有正相關。年齡與行動線索、健康動機有正相關。年齡與自覺障礙性有負相關。 三、教育程度、自覺罹患性認知、自覺利益性認知、自覺障礙性認知可以有效的預測求醫行為。 四、自覺罹患性認知是行動線索和求醫行為間的中介變項。 五、自覺罹患性認知和自覺嚴重性認知可形成威脅性認知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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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研究至今仍難有一致的結論，主要與精神分裂症異質的症狀表現和難以控制的藥物影響或機構化因子有關，Frith （1992）認為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單一症狀也許能夠控制這些混淆因子的影響。Frith（1992）表示精神分裂症的被害妄想症狀可能與心智理論能力的關聯最大，即有妄想症狀的精神分裂症病人較無妄想症狀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心智理論能力上有明顯缺陷。雖然過去研究已經都已普遍支持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確有明顯的心智理論缺陷。然而到目前為止，妄想症狀與心智理論能力此特定的關聯，在過去的研究中尚未得到一致的結果。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了解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妄想症狀與心智理論之間的關係。另外，有的學者認為心智理論能力並非一種獨立的認知系統，可能只是隸屬於執行功能的一支，且執行功能的高低可能會影響心智理論能力的表現。因此本研究的另一個目的在了解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心智理論能力表現是否會受到執行功能高低的影響。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選取31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並將精神分裂症患者分為妄想組17人和非妄想組14人，另外選取20名社區居民作為對照控制組，比較三組在症狀嚴重度評估、智力水準、執行功能和心智理論能力表現。 研究結果. 精神分裂症病人只有在次級錯誤信念測驗的表現皆顯著較正常人差。症狀分組比較方面，妄想組病患在初級錯誤信念測驗和次級錯誤信念測驗上的表現皆顯著較非妄想組和正常控制組差，且在排除智力和執行功能的影響後，妄想組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初級和次級錯誤信念測驗表現仍較正常人和非妄想精神分裂症病人差。妄想症狀中，又以被害妄想嚴重度與心智理論缺陷的關聯最大。 討論. 本研究再次驗證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心智理論能力上的缺陷，且支持Frith的說法，即被害妄想症狀和心智理論能力有特定的關聯。另外，妄想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心智理論在排除智力和執行功能的影響後，仍顯現出明顯的缺陷，因此推估精神分裂症也許不只是執行功能的一支，可能是一組獨立的認知處理系統。本文最後提出其他可能影響心智理論能力表現的因素和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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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欲了解臨床寫字困難個案在寫字作業及寫字相關認知歷程的表現，並對錯誤字進行分析。研究最後探討使用之測驗組套在衡鑑寫字困難學童之適用性。 研究對象為臨床求診之寫字困難學童一名及配對之普通學童9位。本研究之臨床個案為一名就讀台北市小二的女童，因寫字表現明顯落後同齡而來院求診，研究中進行抄寫、聽寫、看注音寫國字等寫字測驗，並針對聽寫及看注音寫國字測驗設計搭配之聽詞選字及看詞選字測驗，用以釐清個案在寫字時犯錯的可能原因，亦收集個案認讀個別字的表現。在認知評量部份，則以神經心理測驗進行視知覺、精細動作、視動協調、觸知覺、記憶及學習歷程等五個向度的評估。鑑於臨床上使用之神經心理測驗多數並未發展出國內常模，因此普通組學童之表現主要用來建立專屬於臨床研究個案之同齡參照基準，不另分析普通學童表現。 研究結果以個案方式呈現，結果如下： 1、 本研究之臨床個案經智能評估排除智能落後疑慮。在中文年級認字量表之百分等級為35，在中下程度。在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的聽寫百分等級為8，看注音寫國字百分等級為3，寫字表現落後同齡孩童。個案由家長報告除寫字表現低落外，其餘學科大致正常。以上條件滿足寫字困難學童之定義。 2、 在讀寫字表現上，臨床個案的讀字表現與同齡相較約在中下程度，寫字表現則顯著弱後同儕。其中「寫不出來」為造成寫字表現低落的主因，在聽寫字及看注音寫國字中各有六成的字是不會寫的。但是若給予字形線索的認字作業時，則表現與對照組相當。 3、 在認知功能的評估中，臨床個案在視知覺、精細動作、視動協調、觸知覺等向度表現皆與同齡無異。惟記憶與學習表現，無論在聽覺或視覺上都顯著比對照組表現弱。在給予學習嘗試時，習得的訊息比對照組少，遺忘的程度亦較對照組快。由再認表現可發現，在相同的學習條件下，獲取的總訊息量僅有對照組的ㄧ半。由記憶及學習向度的表現推測，在學習寫字時，個案需要經過多次、長時間的學習才能將國字學起來，因此造成寫字表現低落。 4、 關於本研究測驗組套之效能，結果發現由於目前讀寫字成就測驗及神經心理測驗間的對應關係尚未釐清，無法直接探討寫字與認知能力間的因果關聯，但臨床心理師主要的功能在於依據衡鑑中收集的資料分析個案的認知特質並給予學習上的建議。雖可回應個案主訴，但測驗訊息整合仍亟待後續學者專家的通力合作與研發。 最後研究者依據本次研究經驗及測驗解釋性針對臨床應用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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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魏氏記憶力量表中文版中三項語文記憶分測驗︰邏輯記憶、字詞配對、與字詞學習等分測驗，以及其他國內常用之認知功能測驗應用於國內阿茲海默型失智症病患，並以正常對照組、極輕度失智症組做比較，希望找出最有預測力的測驗，以利國內臨床工作及相關學術研究。共有84名受試者參與研究，經診斷為阿茲海默型失智症的輕度失智症組有20人，極輕度失智症組有34人，正常對照組有30人。結果顯示各組在三項魏氏記憶力量表語文記憶分測驗上各有差異，其中邏輯記憶分測驗應用於早期偵測，區辨正常對照組與極輕度失智症組有較好的效果，若要應用於區辨是否有失智症，則以邏輯記憶分測驗加上字詞配對分測驗所組成之聽覺延宕記憶指標較有效。其他認知功能方面則顯示區辨正常對照組與極輕度失智症組上，語意流暢測驗是較有效的，應用於區辨是否有失智症上，則要再加上抽象推理與空間建構的測驗，顯示失智症初期，語言及執行功能相關的障礙是最為常見的。研究結果可提供國內學術研究與臨床工作者，應用魏氏記憶力量表以及其他認知功能測驗於失智症評估之參考，並建議國內相關研究可注意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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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受到全球化競爭趨勢的影響，組織為了因應環境變動而必須採取各項措施(如人力彈性上的運用)，以提升組織的競爭優勢，而使得員工對於組織、主管之間關係產生改變。因此，了解員工與組織、員工與主管的關係好壞，成為企業與研究者關心的議題。本研究試圖了解當員工知覺到雇用關係不佳情況時，是如何影響員工的負向態度及行為的展現，即當員工知覺到心理契約違反或與主管關係品質不佳時，對員工犬儒主義與職場偏差行為之影響。再則，除了探討雇用關係的情境因素會影響員工犬儒主義產生，並進一步展現出職場偏差行為，從個人因素的角度來看，員工的誠信人格特質多寡亦可能強化員工犬儒主義的形成。本研究採用便利性抽樣的調查方式，並使用對偶設計之問卷法收集資料，受試者為一般企業的員工，總共收回了411筆資料。研究結果發現：(1)當員工知覺到雇用關係不佳(心理契約違反、主管關係品質不佳)時，確實會影響員工犬儒主義產生。(2)員工犬儒主義影響自評的整體性職場偏差行為，即當員工有越多的犬儒主義產生時，員工展現出較多的職場偏差行為來平衡心理不舒服狀態。(3)不論是自評或他評的迴歸分析結果，雇用關係會透過員工犬儒主義的中介效果來影響人際面職場偏差行為。(4)在結構模型結果中，控制共同方法變易的問題後，員工犬儒主義會中介雇用關係與人際面、組織面職場偏差行為之間關係。(5)在自評方面，員工的誠信性格具有調節雇用關係(心理契約違反、主管關係品質不佳)與員工犬儒主義之關係，說明在雇用關係較佳時，相對於誠信性格較低的員工，誠信性格較高的員工會降低員工犬儒主義的產生；然而，在雇用關係不佳時，相對於誠信性格較低的員工，誠信性格較高的員工會強化員工犬儒主義的產生。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進一步討論並且說明管理上的意涵、未來研究方向及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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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嵌陷是指決策者在面對先前的選項是呈現負向結果時，還願意繼續投資在先前的選項之行為。在西方的決策嵌陷的領域中，責任會影響到決策嵌陷行為，高責任狀態下的嵌陷行為較低責任時大。但是在華人研究中，雖然研究者也可以觀察到決策嵌陷行為，但是責任不會影響決策嵌陷行為的強弱，即不論是高責任或低責任之嵌陷行為無差異。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旨在試圖瞭解為何華人在嵌陷行為上未出現責任效果。 筆者預期風險知覺和面子會調節責任對於決策嵌陷的影響。筆者認為風險與責任有交互作用，預期對高風險知覺的決策者（西方人）而言，高責任時之嵌陷行為會大於低責任時之嵌陷行為；對低風險知覺的決策者（華人）而言，高責任時與低責任時的嵌陷行為無差異（假設一）。筆者亦預期面子會調節責任對嵌陷行為的影響，即認為面子和責任有交互作用。預測對低面子決策者（西方人）而言，高責任時之嵌陷行為會大於低責任時的嵌陷行為；對高面子決策者（華人）而言，高責任時與低責任時的嵌陷行為無差異（假設二）。此外，筆者也試圖探討風險知覺和面子是否會共同作用來調節責任對嵌陷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的實驗採用一個2（責任：高責任、低責任）× 2（風險知覺：高風險知覺、低風險知覺）× 2（面子：高面子、低面子）的受試者間實驗設計。本研究的有效受試者共有275位大學生，實驗以角色扮演的方式進行，依變項為嵌陷行為，此指的是在獲得先前決策的負向回饋結果時，參與者是否願意繼續投資和再投資的金額量。 實驗的研究結果如下：華人的確會顯現出決策嵌陷行為，但在嵌陷行為上並未觀察到風險知覺、面子以及責任的三因子交互作用。雖然風險知覺的高低在高責任下會影響嵌陷量，但風險知覺的高低不會改變責任對嵌陷行為的影響，因此並不支持假設一。面子的高低不會改變責任對嵌陷行為的影響，故不支持假設二。 總結，本研究結果再次呼應前人的發現，華人不論是在高責任或低責任狀況下都會出現決策嵌陷，即決策者不論是高責任或低責任，在面對負向結果時都願意繼續投資，但嵌陷量無差異，且風險知覺和面子此兩因素並不是華人未出現責任效果的原因。因此東方和西方研究結果不一致的現象仍待後續研究者進一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