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學心理學系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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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長期記憶對改變偵測的影響。並從模糊痕跡理論（Reyna & Brainerd, 1995）的角度來探討細節記憶與摘要記憶這兩種長期記憶痕跡對於改變偵測有何種貢獻。考量過去研究顯示細節記憶會隨時間而衰退（Marx & Henderson, 1996; Reyna & Kiernan, 1994, 1995），因此實驗設計將測驗時間分為立即測驗組與延遲測驗組，來探究細節記憶對改變偵測的貢獻。另外過去的研究中指出摘要記憶的強度會受到學習相關項目數量的增加而增加（Robinson & Roediger, 1997），因此在實驗中設計呈現不同的相關字詞個數，來探究摘要記憶對改變偵測的貢獻。在改變偵測作業中每個嘗試皆以3 × 3的字陣在螢幕上呈現9字詞，9個字詞中呈現相關字詞的個數可能是3個或8個，而改變的類型可能是改變符合要旨的情況、改變不符合要旨的情況、或沒改變的情況。實驗結果顯示延遲測驗組的改變偵測正確率較立即測驗組低，意涵由於細節記憶會隨著時間而衰退，因此改變偵測的表現會因為細節記憶的流逝而下降。而在延遲測量組改變符合要旨的情況下，改變偵測的表現會隨著相關字詞個數增加而下降的結果，意涵隨著相關字詞個數的增加愈容易形成摘要記憶，因而影響改變偵測的表現。實驗結果意涵細節痕跡與摘要痕跡這兩種長期記憶痕跡對於改變偵測均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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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增加，現代女性工作者已準備好要在職場向上發展，而此時卻面臨了玻璃天花板的問題，阻擋她們向上晉升。因此本研究想找出女性工作者在職涯發展中會面臨到的升遷阻力與助力，了解如何利用助力克服所面臨的障礙以幫助女性工作者升遷。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法，訪談八位女性主管，分析其職涯經驗，結果發現有四個層次的因素會影響其升遷，分別是個人層次、人際層次、組織層次與文化層次。個人層次的助力為人力資本、工作投入與家庭支持，阻力為家庭責任；人際層次助力為良師益友與贊助關係，阻力為刻板印象與同事關係的損害；組織層次的助力為女性化產業以及機會結構；文化層次的影響為陽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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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判斷的過程中採用行為意圖與行為結果兩類線索進行判斷，但是行為意圖與行為結果之間並非是相互獨立的。Knobe（2003a）發現了在道德判斷之中，行為結果實際上也會影響到個體對於行為者意圖的判斷。若行為者具備了明確的初始意圖而從事某行為，而該行為引發一個行為者早已預知的副作用結果時，當副作用結果是好的結果，則個體傾向判斷行為者並無意圖造成副作用結果的發生，反之，在副作用結果是壞的情境中，個體傾向判斷行為者原本就具有引發壞副作用結果發生的意圖，此一不對稱的判斷現象稱為副作用偏誤（side-effect effect）。學者們對於引發此現象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分為三類，（1）心智理解觀點：Leslie等研究者認為此現象與能否理解他人心智狀態有密切的關聯性，因此，在心智能力尚未發展完備的幼童身上並未發現此現象；（2）大眾心理觀點：Knobe等研究者認為該現象反映了人們日常生活中對於道德的要求及思維，例如慣於將他人道德行為視之為義務；（3）實驗方法的問題：Adam & Steadman認為副作用偏誤現象是在實驗過程中的暗示作用，造成參與者在情境間的回答不一致。 本研究先探求此現象是否具有文化普同性，再以後續三個實驗深入探討此現象背後的機制。實驗一研究者複製Knobe（2003a）的實驗，確認在華人文化下的道德判斷亦會出現副作用偏誤的現象；實驗二操弄副作用結果所帶來幫助及傷害的程度，發現當副作用結果是好結果時，幫助程度越大越傾向判斷行為者具有讓好結果發生的意圖，壞結果時則損害程度對意圖判斷並無影響；實驗三操弄副作用結果的發生機率，結果發現發生機率並不會影響參與者對於行為意圖的判斷，但同時也發現了參與者對於機率的主觀認定上需要較大的差距來凸顯機率上的差異，因此以實驗四呈現「極不可能」的發生機率，在主觀的意外性感受上有別於實驗三的操弄組，結果顯示，機率認知會降低副作用偏誤的出現，讓參與者不會出現副作用偏誤效應。 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對副作用偏誤的形成機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除了結果的好與壞是形成意圖判斷差異的主因之外，在好的結果時，結果的助益程度會調節意圖判斷的傾向，然而在壞的結果時，卻不是結果的嚴重程度，而是發生機率會有微小的調節作用。研究發現呼應了Knobe等研究者認為此現象是基於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定義道德行為的想法，驗證人們在道德情境中的意圖判斷在結果好壞之間是透過不同的思考歷程進行判斷，因而造成在好結果發生時人們傾向將他人行為視為義務，以高規格的標準來判定他人行為是否為美德；在壞結果發生時則為規避責任而找尋替罪羔羊的心理需求，傾向認定行為者最初就具備不良的意圖的不對稱判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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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旨在依循本土化研究路徑，從中國傳統文化脈絡對於樂與悲的詮釋，探索華人的樂觀與悲觀特質內涵，編訂可供後續研究所用的本土性樂悲量表。研究者根據此研究目的設計三個階段性研究，分別以質化和量化的實證研究策略，瞭解華人的樂觀與悲觀特質內涵，編訂「華人樂觀與悲觀特質量表」。研究一以「字義與諺語分析」、「開放性問卷」、及「訪談」等方式建構本量表之概念架構。樂觀特質為「自在和諧」、「樂觀知足」、「正向人際」及「積極進取」；悲觀特質為「多愁善感」、「悲觀負念」、「憐憫他人」、及「消極逃避」。研究二根據文獻探討與字義分析結果，初步編製「華人樂觀與悲觀特質量表」。以大學生360人與社會成人284人為樣本施測，以確認本量表之信度與效度，亦發現樂觀與悲觀特質為華人性格向度結構之一。研究三則以社會成人與大學生各220人重新施測，檢驗樂觀分量表α值為.953，悲觀分量表為.910。四周後重測，樂觀分量表的重測信度為.831，悲觀分量表為.760。從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發現，樂觀特質組成為「自在和諧」、「樂觀知足」、「正向人際」、及「積極進取」此外，亦從此分析可知，樂觀與悲觀特質為兩個的性格向度。本研究以「生活取向量表」、「心理韌性量表」、及「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作為效標，檢驗本量表的效標關聯性效度。從相關分析結果可知，測量氣質性樂觀的「生活取向量表」與觀察心理復原力的「心理韌性量表」此類同質量表與本量表有高相關。然而「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此類主旨在測量雙文化自我概念的量表則與本量表有低相關。此外，從本量表與氣質性樂觀及心理韌性間相關程度可知，樂觀與悲觀特質確實與個人生活適應能力有所關聯性。本量表所測得的悲觀特質，則較樂觀特質與傳統性自我概念有著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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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隨著知識科技的進步，企業自70年代開始開始全球化競爭 (Globalization)，無論是企業聯盟、國際合資或是組織海外擴編，對於具備所需能力之派外人員（expatriate）的需求性日益遽增。藉此，派外人員是否能確切地幫助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作核心知識的轉移、建立地區知識管理等等行為，但根據研究顯示，其實不難發現不同國籍派外人員常會因為不同的因素而導致上述行為之失敗，甚者，造成組織的損失（Black, 1988）。 研究假設與方法 本研究假設組織未提供外派前教育訓練的前提下，該人員的績效與適應可銜接，並減少組織的損失；因此，本研究採用問卷的方式來驗證、人格契合度、期望、派外適應及工作績效的關係，以配對的方式來收集資料，本研究採便利性取樣，以台商派駐在大陸地區的派外人員做為主要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在資料分析方面主要以階段迴歸分析為主，並以SPSS為研究工具，分別以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驗證性因果分析(CFA)進行交叉分析。 研究結果 經過迴歸分析之後，派外人員與主管人格契合派外人員的學歷越高與主管人格契合度為越高時，對派外適應無影響，但對派外績效越好。再者，派外期望值與實際狀況越接近，派外適應與派外績效均有正面表現；人格契合度不會因為派外期望而影響派外適應，而會影響派外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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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y-Osterrieth 複雜圖形測驗，是最廣泛被用來評估視覺空間建構以及視覺空間記憶能力的神經心理測驗工具之一。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建立臺灣6至9歲學齡兒童Rey-Osterrieth 複雜圖形測驗常模資料，並探討該測驗的心理計量特性。本研究參照RCFT美國兒童及青少年常模手冊標準化施測程序與計分系統，共收集229位6歲至9歲，就讀小學一到四年級的正常學齡兒童，測驗工具包括在Rey-Osterrieth 複雜圖形測驗及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取其中的圖形設計、類同、記憶廣度與詞彙分測驗資料，以考驗Rey-Osterrieth 複雜圖形測驗的效度。其中30位學童於二個月後進行重測，考驗Rey-Osterrieth 複雜圖形測驗的再測信度；另外取樣30 位學童的測驗結果，分別對複製、立即回憶、延宕回憶作業作計分，檢驗評分者間信度。結果發現Rey-Osterrieth 複雜圖形測驗在複製、立即回憶與延宕回憶作業分數與年齡成正相關，而複製時間與年齡成負相關。性別與測驗表現則無顯著相關。Rey-Osterrieth 複雜圖形測驗在台灣6歲至9歲學齡兒童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建立Rey-Osterrieth 複雜圖形測驗相關測驗指標常模，並提供各年齡組百分等級與T分數對照表。未來應持續建立台灣10歲以後至青少年Rey-Osterrieth複雜圖形測驗常模，以完整跨年齡層之全國性常模資料的收集；同時收集臨床個案資料，探討Rey-Osterrieth複雜圖形測驗臨床使用的適當切截點，以符合鑑別診斷上的敏感性與特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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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是泛文化、跨地區的現象。過去研究多半著重於主管的領導風格或特質對於霸凌的影響，然甚少研究探討什麼樣的部屬較容易成為被霸凌的對象。本研究旨於瞭解部屬能力、權力對於職場霸凌的影響，並以主管-部屬相似性、知覺權力距離與知覺績效導向作為調節變項。本研究發現：（1）能力低的部屬較容易成為霸凌的對象；（2）部屬權力對職場霸凌不具影響：（3）主管與部屬的深層相似性可降低能力低的部屬所受到的霸凌可能性，但表層相似性則無；（4）主管與部屬的深層相似性可降低權力高的部屬所受到的霸凌可能性，但表層相似性則無；（5）知覺權力距離高時，將加劇權力大的部屬所受到的霸凌可能性，但對部屬能力與霸凌之關係則無影響；（6）知覺績效導向高時，對部屬能力、權力與職場霸凌之關係均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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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父母教養方式及情緒智力之關聯性。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採用「父母教養方式」及「學童情緒智力」量表為研究工具，並以新北市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正式問卷共計發放550份，有效且可用之問卷為482份，有效回收率為87.64%。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典型相關與階層迴歸等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所知覺之父母教養方式現況，呈現母親教養方式得分高於父親教養方式得分，且要求層面高於回應層面。 二、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之情緒智力，在各層面及整體情緒智力均達中上程度。 三、部份背景變項(年級、性別、家庭結構)對父母教養方式之考驗分析達到顯著差異 四、部份背景變項(年級、性別)對情緒智力之考驗分析達到顯著差異。 五、父母教養方式與情緒智力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六、父母教養方式對情緒智力間具有顯著的預測力。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對教育及學校行政單位、學校教師、學生家長、與未來研究提出各項建議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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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時代進步，企業組織為了因應全球快速的發展，對於組織的政策、措施或設備等會隨著環境改變而進行調整，在改造的過程中，影響的是員工對組織的看法與知覺感受。然而，變動所產生的組織限制會讓員工經驗到挫折，因此，知覺組織支持、負向認同和核心自我評價在組織限制與組織挫折間的調節角色就顯得相當重要。本研究首先蒐集現今存在的組織限制，接著探討組織限制與組織挫折間的關係，及知覺組織支持、負向認同和核心自我評價的調節效果。本研究採用便利性取樣蒐集問卷，受試者為一般企業員工，回收有效問卷共212份。研究結果發現：（1）組織限制越高，員工所感受到的挫折就越高。（2）知覺組織支持對組織限制與組織挫折有顯著調節效果。（3）負向認同對組織限制與組織挫折有顯著調節效果。（4）核心自我評價對組織限制與組織挫折不具有顯著調節效果。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說明未來研究方向與管理實務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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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希望感、因應策略及心理幸福感三者間的關係。研究採橫斷式問卷研究，研究對象為18至25歲大學生，共獲得293份有效問卷。所使用之測量工具包含「基本資料問卷」、「希望感量表」、「簡明因應量表」與「豐盛人生量表」。結果顯示(1)希望感顯著影響因應策略及心理幸福感。(2)因應策略顯著影響心理幸福感。(3)希望感中的動力顯著影響逃避因應策略；路徑方法顯著影響趨近因應策略。(4)在三者的路徑關係中，希望感在因應策略與心理幸福感之間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