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學國際貿易研究所學位論文
中原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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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 (1990) 指出創新是源自於壓力與競爭挑戰。市場競爭環境愈複雜，則有效的知識及特色將更顯重要。市場佔有率及產品生命週期為評定新產品開發成功之指標。 在現今經濟市場中，產品特性趨向普遍為：產品生命週期短、產業間競爭激烈、新產品研發因難及利潤降低。為改善此一現象，企業紛紛把重心投向產品開發程序之之效率最佳化。 Porter and Kleinschmidt(1986)提出了13個新產品開發活動，認為此13個企業內部活動與企業新產品開發成功有密切影響，其為(1)Initial screening (2)Preliminary market assessment (3)Preliminary technical assessment (4)Detailed market study / market research (5)Business / financial analysis (6)Product development (7) In-house product testing (8)Customer tests of product (9)Test market / trial sell (10)Trial production (11)Pre-commercialization Business analysis (12)Production start-up (13)Market launch. 此13個活動被眾多學者引用，做為評估企業新產品開發之準則，即使是最近幾年的文獻也仍可看到。 本研究採實際樣本與NPD理論做相互印證為主軸，實證結果顯示，新產品開發程序仍為企業所重視，且為產業帶來正面效益。本研究以某一跨國組織為例，印證現今企業仍以此13個內部活動做為該企業新產品開發之標竿。本研究發現該企業在新產品開發程序上不僅充分應用了這13個活動，還另外藉由人力資源、供應商整合及不段進步此三個指標來促進該組織之新產品開發之效率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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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論上，Becker(1985)認為在幼兒及家庭照顧上會耗費婦女許多的精力，不過國內似乎較少相關文獻來對此想法做一實證研究，因此本文想要了解托育福利是否可以經由減輕勞動者在家庭照顧上的壓力，並提高勞動者在工作上的努力程度，藉此來對他們的所得產生正面影響，如果托育福利對於所得有正面影響，是從工資還是工時來影響所得，此為本文中的主要目的。 文中使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橫斷面資料及panel data，藉由估計工資、所得、工時方程式來探討各縣市相關托育福利、年齡、教育程度、家務工作時間、配偶收入、現職年資等變數是經由工資或是工時來幫助勞動者，由於家務工作時間跟福利變數為可能之內生變數，而且所用來估計工資方程式時的樣本為有工作者，因此在方法上，採用2SLS(two-stage least squares)並考量樣本選擇偏誤(sample selection bias)之問題。 在估計結果中，本文發現樣本選擇偏誤的情況並不顯著；而福利變數可能為工資與所得方程式中的內生變數，顯示各縣市之福利跟勞動者所得可能不僅是單向的關係，可能原因之一是，人口數較多的縣市因為有較多的稅收，可用於福利的支出也較多，而這些花在各縣市的福利支出可能也對各縣市居民有所影響，因此造成了福利跟所得間的雙向關係。 整體來講，大部分的解釋變數像年齡、家務工作時間、配偶收入、現職年資等對所得、工資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這些變數對於工時的影響並不顯著，所以這些變數可能主要是從工資而不是工時來影響所得。而比較特別的是，配偶家務工作時間對工時有顯著影響，卻對工資無顯著影響，隱含配偶家務工作時間可能是從工時而不是工資影響所得。 而「公、私立托兒所相對收托人數」此變數對工資、所得有顯著負向關係，可能原因之一是，此福利指標高的縣市人數相對少，而小縣市的物價水準可能較低，連帶勞工的工資跟所得也可能較低，因此本文用各縣市福利指標來解釋各縣市勞工的所得、工資所捕捉到的負向關係，有可能是由各縣市物價不同所導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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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文獻指出，導致名目匯率偏離經濟基要均衡匯率的調整行為，呈現非線性走勢的原因，包括交易成本的存在、投資者的技術分析和政府的干預（Dumas, 1992；Allen and Taylor, 1992；Taylor,2001）；然而，投資者間的異質性會導致不同的投資決策與進出市場的時間，且政府的干預過程多半以漸近的方式在進行，因此均衡匯率偏離的調整過程可能是呈現平滑或漸進的非線性走勢。另外也有文獻指出，以一般之線性模型或突發性（abrupt）的門檻自我迴歸模型（Threshold autoregression model, TAR）來探討名目匯率偏離基要均衡匯率調整至均衡的動態走勢，可能無法確切地描述其平滑漸近的變動過程（Terasvirta, 1994；Sarantis, 1999）。 近年來有許多文獻應用具有漸近式轉變特性之平滑轉換自我迴歸模型來探討名目匯率偏離經濟基要均衡匯率的非線性動態調整行為，但大部份皆著重於實質匯率偏離購買力平價說（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的調整走勢，如Michael et al.（1997）、Baum et al.（2001）、Kilian and Taylor（2004）等研究，其實證結果指出實質匯率的調整是以平滑之非線性方式在運行。而PPP為貨幣學派模型的主要架構之一，因此，在貨幣學派模型下的均衡匯率偏離是否也呈現非線性的動態調整走勢，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藉由Granger and Terasvirta（1993）和Terasvirta（1994）所提出之平滑轉換自我迴歸模型的估計檢定方法，探討當七大工業國家名目匯率偏離經濟基要均衡匯率時，其動態調整過程是否為一非線性程序。由實證結果得知，七大工業國家中除了加拿大均衡匯率的偏離動態調整路徑符合線性模型外，其餘各國皆呈現非線性的動態調整；另外，本研究探討當轉換函數為零和一時所形成的極端區域，發現在ESTAR模型中，英國、法國、日本、義大利，在轉換函數為零時，呈現單根走勢；而轉換函數為一時，則呈現收斂的現象。推究其原因，此可解釋為當交易成本存在時，其匯率的偏離基要超過門檻值時（超過無套利區），則會有均值回復的現象，但是若偏離程度較小時（位於無套利區內），即無超過門檻值，則呈現單根的現象，此與Michael et al.（1997）和Taylor and Peel（2000）所得到的結論類似；在LSTAR模型中，德國在轉換函數為零和一的區域，皆有均值回復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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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來，台灣的重點產業一直都在電子業上，包括早期的晶圓片到目前眾所矚目的TFT-LCD產業。然而一股待蓬勃發展的機會正在生化科技產業逐漸浮現，一如目前政府所推動的「兩兆雙星」計畫，其中「雙星」之ㄧ即是未來的明星產業－「生化科技產業」，故找出適合生化科技公司的評價模式，以作為投資依據是相當重要性的。 本文在考量生化科技類股的特性，以Schwartz and Moon(2001)一文之實質選擇權評價模式評估生化科技公司的價值，且試圖驗證不同企業生命循環階段對於評價結果之影響。結果發現處於成長期生化科技公司較非成長期生化科技公司更適用於實質選擇權評價模式，此彌補過去國內文獻以模型評價生化科技產業公司時所未能考量之處。換言之，企業生命循環週期在股價的評估上，相當具有其意含。 其次，由敏感性分析發現，變動成本率、估計期間及資本資出率為最容易影響生化科技公司股價的重要變數。公司經營者可依此作為考量，以提昇公司的價值。此外，過去國內文獻在以Schwartz and Moon(2000,2001)實質選擇權評價生化科技或高科技類股時，直接以國外廠商採用之10年估計時間納入評價模型中，未考量台灣廠商多屬代工或者與國外廠商進行合作的模式生存，其研發創新能力不若國外廠商高，故所獲取超額利潤的估計時間應不足10年。因此，本文再分別以3, 5及8年為估計期，重新評估生化科技公司的股價。結果顯示估計期間愈短，使估計誤差縮小，估計的準確性提高，此說明以3年超額利潤期間作為評估台灣生化科技公司股價較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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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長期穩定的經濟成長是每個國家都亟欲追求的目標，然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外在的衝擊常常導致經濟體系的景氣循環波動，而短期間景氣循環的大幅波動將不利於經濟體系的穩定發展。長久以來，景氣循環的相關研究一直受到總體經濟學者的關注，1973年石油危機所造成之景氣衰退，更使學者將景氣波動主因的探討從貨幣面因素移向實質面因素，進而促成實質景氣循環（Real Business Cycle；RBC）學派的興起。 本研究從兩個層面探討我國在景氣循環的過程中，貨幣與能源消費間的互動關係。在理論模擬的層面，係以一基本的實質景氣循環模型為基礎，再參考Cooley and Hansen (1989) 的交易付現（Cash in advance；CIA）限制式將貨幣機制帶入RBC模型中，以模擬能源價格衝擊與貨幣衝擊對能源使用、產出及通貨膨脹等總體變數的影響，並試圖探究造成景氣波動的來源。至於在實證分析的層面，本研究則是利用共同趨勢與共同循環（common trend and common cycle）方法，估計能源價格、能源使用、產出及通貨膨脹各變數的長、短期互動關係。理論模擬與實證分析的結果彙整後，本研究進一步歸納出重要的政策及經濟意涵。 本研究模擬結果顯示，經濟體系遭受能源價格衝擊時，將造成產出的減少，而此時若央行立刻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以減緩景氣的衰退，則必須承受物價上漲的壓力。至於若物價上漲的幅度過大，央行也將緊縮貨幣以抑制通貨膨脹；而央行的貨幣政策在鬆緊之間擺盪，將會造成景氣波動加劇，反而不利於長期的經濟成長。在實證的結果方面，能源價格上漲會引起物價的上漲與接踵而來的經濟不景氣，而央行為緩和這些不利影響，會利用貨幣政策調節，適度寬鬆銀根以因應景氣波動所造成的衝擊。另外，國內的產出水準與能源使用間具高度相關性，過去政府基於產業發展的考量，實施管制式的能源價格政策，使國內的能源價格低於國際能源價格。然而，管制式的能源價格政策卻也造成資源配置無效率，能源的技術效率亦無法有效提升；一旦能源價格發生長期性衝擊時，我國經濟體系將無法避免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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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Krugman（1991）提出匯率目標區之想法，當匯率於中心匯率附近波動時，政府干預匯率的可能性很低；但當匯率逐漸偏離中心匯率，接近目標區之上下限時，政府對匯率進行干預的機率便會增加，以防止匯率超出匯率目標區所設定之範圍。 過去，已有許多文獻針對Krugman（1991）所提出之匯率目標區模型進行實證研究，但大部分之實證結果均拒絕他在匯率目標區模型中之設定或推論。本文依據Lundbergh and Terasvirta（2003）所提出之STARTZ模型，利用非線性模型來描述匯率在目標區內的波動情形，並進一步檢定STARTZ模型是否能支持Krugman匯率目標區模型設定之前提假設。 本研究以歐洲匯率機制會員國中參加經濟貨幣同盟，同時為G7成員中之德國、法國及義大利對ECU匯率當做研究對象，樣本期間為1987年1月14日至1989年12月29日之匯率日資料。 由實證結果中可以發現，義大利及法國之估計結果支持STARTZ模型可以用來描述該國匯率在匯率目標區內的波動情形，但德國之估計結果卻不支持。在檢定是否支持Krugman匯率目標區模型之前提假設時，發現實際估計出之匯率目標區間遠小於官方所公告目標區範圍，因此，檢定結果並不支持Krugman（1991）中官方公告之匯率目標區間之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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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首先以財務會計的Ohlson股權評價模型為基礎，將其中的非會計資訊以公司治理、技術進步與系統風險表示，進行股價評估與預測。其次，利用共整合分析研判Ohlson模式中各重要變數與股價間的長期穩定關係。最後，由誤差修正模型探討股價的短期動態調整情形，以及變數間領先落後關係。 實證上以我國電信相關產業為對象，並將其區分為IC相關、手機製造相關及電信業務服務相關等三類次產業，並採用固定效果模型與SUR模型以估計Ohlson模式。為了分析不同時間長度之效果差異，樣本期間分別為2000年第4季至2004年第1季及1999年第1季至2004年第1季。在股價長期穩定關係與短期動態調整的分析上，延長樣本期間為1997年第2季至2004年第1季。根據實證結果，可獲得下列結論： 一、在股價評價方面 (一) 在未包含非會計資訊之原始Ohlson股權評價模式下，帳面價值、異常盈餘皆對股價有顯著正向影響的結果。 (二) 加入以「監理機制」、「技術進步」及「系統風險」因子作為非會計資訊的替代變數，重新估計Ohlson股權評價模型，能有效地提升模型之解釋能力，證明非會計資訊對公司價值評估之重要性。惟帳面價值與異常盈餘對股價的影響，隨樣本期間拉長而有弱化現象。 1. 董監事持股比率對於股價的影響隨產業不同而有異，IC相關產業支持Jensen and Melking (1976) 的利益收斂假說；電信業務服務相關產業的公司股價則支持 Jensen and Buback (1983) 的利益掠奪假說。董監事質押比率對於股價多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經理人持股比率對於股價的影響，多數情況下支持 Jensen and Buback (1983) 的利益掠奪假說。 2. 代表外部監理機制的外資持股比率對股價之影響，均符合Pound (1988) 的效率監督說。 3. 每股研究發展支出對股價的影響，電信業務服務相關產業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每人配備率對電信相關產業股價的影響，隨次產業不同而有別。至於外生性技術進步(時間)對股價的影響，電信業務服務相關產業長期才發酵，手機製造相關產業則僅有在短期間產生作用，IC相關產業則長短期均有助於股價上漲。 4. 各電信次產業的股價均隨電子類股股價指數同方向變動。短期間，匯率波動愈大，愈不利於股價；長期間，匯率波動對股價的影響偏向無顯著的效果。經濟成長波動絕大多數的情況有利於電信產業股價的上漲。利率波動對股價的影響隨樣本期間延長產生明顯的改變。 (三) 影響各電信相關次產業股價的前五項重要變數，在「三年期」樣本期間下，財務資訊及系統風險變數在各電信相關次產業均居舉足輕重之地位。在「五年期」樣本期間下，系統風險因素中的電子類股股價指數影響公司股價的重要性遽增，甚且超越財務資訊等因素；公司監理機制變數的重要性也逐漸展現，其中以外資持股比率為最。 (四) 異常盈餘為Ohlson股權評價模型中的重要變數，但在評估我國各電信相關次產業之股價時，對股價的影響程度不及非會計資訊變數，凸顯本文將公司監理機制、技術進步因子及系統風險因子視為價值攸關資訊而納入Ohlson模型之合理性。 二、在股價的動態調整方面 (一) 各電信相關次產業之電子類股股價指數、每人配備率、外資持股比率、異常盈餘、帳面價值與公司股價間皆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在誤差修正模型中，各電信相關產業之誤差調整係數多為正值，顯示由長期觀之，前一期的股價被低估，隨時間延長，會往上調整至長期均衡值。 (二) 影響IC相關產業與手機製造相關產業當期股價變動的因素，除長期失衡的調整外，多集中在前期的股價變動、外資持股比率變動，以及電子類股股價指數變動上。至於在電信業務服務相關產業方面，其他各變數前期變動對當期股價變動的影響較不一致，故最難以判斷其影響力。 三、在股價與各變數間之因果關係方面 (一) 電子類股股價指數是多數公司股價的領先指標。半數公司的股價是每人配備率及帳面價值的領先變數，而外資持股比率卻是股價的領先指標。大多數公司的股價是異常盈餘的領先指標，顯示股價變動將衝擊著未來公司異常盈餘。大多數公司的股價均與大部分變數存在關係，且多數情況下股價是其他變數的因。少數公司的股價與其他變數存在互為因果的關係。 (二) 股價與變數之間的關係，隨電信相關次產業不同而存在差異。以IC相關產業為例，股價幾乎全為帳面價值與異常盈餘的因；電子類股股價指數與外資持股比率亦全與股價存在因或果的關係。至於電信業務服務相關產業方面，除了每人配備率與各公司股價存在領先或落後關係外，其餘情況並不一致，亦即可能有其他變數與這類產業的股價建立更合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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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報酬風險之衡量，傳統上多數之文獻以變異數作為風險衡量指標。然而，在運用變異數來進行風險之估計與衡量時，由於變異數計算式的主要部份，是以樣本觀察值與其平均數離差之平方和來計算之。因此，對於所衡量出來之風險，無法區分其資產價值變動之方向性，也就是說，以變異數作為風險衡量指標，其實是將價格之上漲與下跌均視為同樣的風險。然而，持有資產之價格升高，使得效用增加，乃是投資人所樂見的；而持有資產價格之下跌，造成效用降低，才應該是投資人所認為的損失風險。因此，本研究欲運用低偏動差僅考量損失風險之特性，針對遠期外匯市場進行實證分析。並且比較在不同的目標報酬率、持有期間與歷史資料期間之下，以低偏動差與變異數為基礎所計算之資產組合，何者之避險績效較佳。 本研究乃針對美元兌英鎊、德國馬克、瑞士法郎、日圓以及台幣等遠期匯率來進行分析。資料期間為1998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資料來源取自教育部AREMOS資料庫。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示，在相同歷史資料期間，不同的目標報酬率之下，馬克、瑞士法郎以及日圓，這三種幣別以低偏動差為風險衡量指標，所計算出來之資產組合避險績效，大致上都優於以變異數為基礎所求算的；而英鎊與台幣之避險績效優劣，則視目標報酬率之不同而改變。另外，在目標報酬率的設定上，本研究分別選用零以及即期匯率之平均報酬率，兩種不同的基準來進行比較。其原因在於，若單單以目標報酬率為零之情況下來進行分析，如果資料期間所求得之即期與遠期匯率平均報酬率皆大於（小於）零，則會造成所衡量出來之低偏動差值低估（高估），進而使得最適避險比率高估（低估）。而實證發現，若單從英鎊在不同風險衡量指標為基礎下之避險績效優劣來看，在相同的歷史資料期間下，以即期匯率報酬率之平均數為目標報酬率所求得之資產組合避險績效，優於目標報酬率設定為零下所求得之資產組合。而在持有期間方面，由實證結果亦可看出，若該種貨幣以LPM為基礎下能求得風險與報酬間之最適比例，則不論持有期間之長短為何，以LPM為基礎所求算之投資組合避險績效皆優於變異數所求算的。而在不同的歷史資料期間下，本研究發現，歷史資料期間設定為6個月的情況下，以低偏動差為基礎所求算之資產組合，其避險績效優於變異數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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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從Ohlson（1995）股價評價的觀點出發，主要在於探討通過ISO 14001環境管理認證、公司治理變數及總體經濟因素與公司價值的關聯性。實證上以台灣地區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扣除未能取得環境管理認證的公司及其他限制條件後，共獲得59家樣本公司。 實證上採用複迴歸模型進行分析，研究期間為民國85年至92年，並將公司依污染程度區分為高低污染產業，依公司規模大小區分為小規模公司、中規模公司及大規模公司，依每季盈餘分區為正負盈餘公司，以檢驗環境管理認證、企業主要關係人、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以及總體經濟因素對公司股價之影響。 實證結果發現，Ohlosn理論的確適用於評價我國上市公司股價，且高污染產業、中規模公司與正盈餘公司在通過環境管理認證後的確能提升公司股價。其次，在公司治理因素中，頗為重要的董監事與經理人持股比例的增加卻使公司股價下降，支持利益掠奪假說。此外，機構投資人中之外資持股比例的增加也有助於股價上升。最後，當經濟成長率和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時，將會帶動股價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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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由我國與香港、新加坡、荷蘭等國之地理優勢、國際競爭力評比及現行租稅制度與租稅優惠等層面，先比較分析各國投資與租稅環境之利基，進而針對企業於各國設立營運總部可享受之租稅優惠內容進行探討比較，然後再佐以我國營運總部計畫受惠企業與複核申報所得稅文件會計師之問卷調查與分析，綜合彙整所有分析結果，提出對我國營運總部計畫之政策修正建議。 對我國現行營運總部計畫之租稅政策，本研究得到以下之分析結論，並提出相應之政策建議： 一、 在基本稅制面方面，我國營利事業採行之屬人兼採屬地主義，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兩稅合計之最高邊際稅率相對其他國為高，不利吸引企業設置營運總部。建議配合世界租稅改革潮流，將營利事業所得稅改採屬地主義，並調整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間的稅率差距，以逐步降低稅率；惟在改革的同時應注意維持稅制的健全及財政財源之確保，以免因過度租稅競賽損及國內租稅制度公平性、合理性及政府稅收。 二、 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及雙邊投資協定，除可降低重複課稅之實質租稅負擔，並可確保外商在投資國當地的各項投資權益，將有助吸引企業來台設立營運總部。 三、 香港、新加坡、荷蘭之租稅優惠，多訂定於各稅法或稅務條例中，租稅優惠具有適用一致性與公平性。建議將我國的產業租稅優惠，回歸各稅本法，避免於各子法或特別法另訂優惠之門，以健全整體租稅制度、租稅優惠之合理性、公平性及確保財政收支之規畫。 四、 建議參考企業與會計師意見，取消現行以僱用國內員工人數限制，改「依企業營運範圍，以有國際管理經驗主管人數限制」。 五、 營運總部營運範圍建議仿新加坡加入「品牌管理」，以培養國際型企業，提升國家知名度，以吸引外資。 六、 建議放寬符合營運總部租稅優惠企業之適用年限，一經申請核准，可適用三年，以減輕企業稅務申請上的行政成本負擔及政府書面審查行政成本及稅務稽徵成本。 七、 依問卷調查顯示，企業選擇將營運總部設於台灣係因「企業原來即為台灣企業」之社會層面的影響程度可能大於營運總部租稅優惠的誘因。因此，政府在當前財政困難的窘境下，實在不應過度依賴租稅優惠，加深稅制不公平的現象。 八、 鼓勵企業將人才、資金、技術留在台灣，將生產「價值鏈中的最大附加價值」由台灣掌握，以取得區域商圈資源的整合和主導力。而所提供適當誘因的方式，並不專指租稅的獎勵，投資環境的改善即尊重市場機能可能比租稅補貼對企業的發展更有正面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