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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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以自身經驗出發，展開研究自殺遺族倖存經驗之研究，探討自殺議題在台灣的現況，以及目前研究自殺遺族的相關文獻，發現其他遺族有和研究者相似的經驗，即在重要他人自殺後，這項失落事件成為遺族生命中一道不可輕易碰觸之印記，也成為遺族的陰影，甚至是在遺族受到困境挑戰時，成為一個選項，這讓研究者進一步想要了解自殺遺族們和陰影的相處之道。從既有的文獻中去探索，包括一個自殺遺族很常問的問題，即「人為什麼會自殺？」開始著手了解，接著是介紹自殺遺族們面對自殺事件的情緒反應和行為，最後則以情感連結、雙軌擺盪模式等理論去看喪親的歷程，試圖更貼近自殺遺族的悲傷調適樣貌。 研究者採敘事研究之方式，共邀請三位自殺遺族作為研究參與者，逝者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研究者採開放的方式讓研究參與者們自由回憶、敘說任何與重要他人自殺相關的經驗，即建構文本的過程是以研究參與者為主，研究者為輔。之後研究者分析文本時，則是採整體－內容做為呈現自殺遺族故事的方式。 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故事，再加上研究者自己的生命故事，去了解我們受到照顧者自殺之影響，如產生哪些情緒反應、生活調適狀況等等。而我們對照顧者自殺的詮釋，又讓我們在各自的生命脈絡之下，發展出和自殺陰影的相處之道。最後，研究者從故事中，提出幾個議題出來討論，包括遺族本身產生的自殺意念（對人際間的連結關係失去信任感、以對逝者死亡的詮釋為基礎去理解後續經歷到的失落事件、遺族的親密關係建立）、遺族失落的多元樣貌、遺族對自殺的緘默、自殺陰影的轉化，以及對待遺族的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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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欲瞭解安養護機構內老人精神虐待之概況，探討機構內照顧者工作壓力來源、機構環境、照顧者與老人特質對老人精神虐待之影響，藉由研究結果提供政策發展之建議與安養護機構工作環境與管理之改善。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多元理論歸因為研究架構，主要採量化研究方法，抽取中部地區86位在機構服務的照顧者，以面訪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且輔以質性訪談方式，訪問機構照顧者2位、照服員組長1位以及機構住民2位，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1.使用照顧者精神虐待老人行為量表(CPEAB)，發現平均得分前三高的選項為「可能會失禁情況下強迫其穿尿褲」、「直呼老人姓名」，以及「不告訴老人實情、非善意欺騙老人」。 2.在機構中，造成照顧者工作壓力的相關因素可能包括：照顧者的年齡、類似工作經驗、在職訓練、每天照顧老人時間、每天照顧老人人數、老人行為問題、服務老人人數以及老人平均年齡等，皆有可能造成機構照顧者之工作壓力。 3.老人精神虐待發生的危險因子，包含組織環境因素，如機構平均收費、照顧者人數以及離職率；機構照顧者特質，如年齡、在職訓練、財務壓力；機構老人的行為問題；機構照顧者工作壓力等都和老人精神虐待量表達到顯著相關，整體模式的解釋力為26%。 4.從質性資料得知，機構中照顧人力不足、離職率高，照顧者工作時長，負荷量超載。因工作量多，有時會故意忽略老人的需求；為了工作方便性，有時會束縛或者幫老人包紙尿褲。如照顧到失智類型的老人較容易不耐煩，此外，如遇到主動挑起事端、口出穢言的老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會對其回嘴、大小聲。 5.機構之精神虐待問題確實存在於台灣社會中，考量老人精神虐待發生的相關原因，需同時思考機構照顧者、老人、工作壓力以及組織環境因素交互影響之結果。 安養護機構的照顧需求已逐漸增加，希望透過此研究可以讓政府正視到機構內虐待問題之嚴重性，並且關心到安養護機構中身為一線工作人員的照顧者之工作條件，期望有機會能夠作為政府訂定相關規範的參考，由此減低老人福利相關服務在這方面的管控死角，並同時提升老人在安養護機構中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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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安置機構內青少年之復原力與憂鬱情緒的表現情形，以及復原力、憂鬱情緒的表現與他們的自尊、社會支持、因應策略及生活壓力等相關因素之關係。研究對象以兒童安置機構中的國中及高中生為主，經7間安置機構同意其安置青少年參與研究。本研究採取集體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資料收集工作，研究工具為「青少年復原力與憂鬱傾向之問卷」，進行兩次施測，時間相隔為6個月。第一次測量回收之有效問卷共計243份，第二次測量回收之有效問卷共計233份；而兩次皆參與作答問卷共計有196份。所得資料依研究問題，採取描述性、差異性、相關性、因素分析以及多元迴歸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在機構安置青少年的復原力表現方面的主要發現包括： 1.復原力表現上普遍欠佳，且兩次測驗間(第一次測量結果及第二次測量結果)的復原力表現相當穩定。 2.復原力與機構內生活感受、自尊、社會支持及問題中心因應策略等相關因素呈現正相關。 3.復原力與憂鬱傾向呈現負相關。 4.復原力會因年齡及性別而有顯著差異存在，其中就讀高中者優於國中者，而女生優於男生。 本研究在機構安置青少年的憂鬱傾向表現方面的主要發現包括： 1.在前後兩次測量上，憂鬱情緒變化很大，且相當不穩定。 2.機構安置青少年的憂鬱傾向得分超過16分以上者高達34.7%，而其中一次測量得分超過16分者亦佔33%。 3.憂鬱傾向會因年齡及性別而產生顯著差異，其中國中者比高中生更憂鬱，而女生則比男生更為憂鬱。。 本研究在機構安置青少年的調節模式方面，主要發現包括： 1.機構生活感受對復原力具主要效果，即機構生活感受越高者，其復原力也越好。 2.青少年之自尊、社會支持、情緒中心因應策略及生活壓力對憂鬱傾向具主要效果；即高自尊、高社會支持，較少採用情緒中心因應策略及生活壓力低者，能減輕憂鬱傾向。 本研究在機構安置青少年的促進模式方面，主要發現包括： 1.在第一次測量中，復原力對自尊與憂鬱傾向具部分中介效果；而復原力對社會支持與憂鬱傾向具完全中介效果；但在第二次測量中皆未獲得印證。 2.在路徑分析中，機構安置青少年之對機構內生活感受、自尊及社會支持皆對復原力具有正向影響力，而復原力對憂鬱傾向則具有負向影響力，因此，對機構內生活感受、自尊、社會支持對憂鬱傾向具有間接負向影響力。 研究建議，本研究針對未來研究及兒童安置機構兩方面提出建議，在未來研究方面，針對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研究方法四方向相關建議；在兒童安置機構方面，則在對機構生活感受、復原力、憂鬱情緒、自尊與社會支持及生活壓力等五方面提供機構專業人員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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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討論外籍配偶生活適應問題文獻已累積一定數量，但討論外籍配偶弱勢累積的文獻較少，因此本研究除了想要瞭解印尼外籍配偶所共同面臨之不利地位與弱勢困境暨其形成脈絡外，更期待進一步探討這些困境間之相互影響與累積現象，以及外籍配偶如何展現優勢/力量以克服困境等議題。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立意取樣十名印尼籍外籍配偶，藉由訪談方式蒐集資料，以架構分析法進行分析。主要研究發現歸納如下： 一、雖然大部分外籍配偶都存在經濟自主性不足之經濟性弱勢，所幸其所面對之政治性弱勢隨著近年來相關政策之放寬而減低；而多數外籍配偶最難迴避的則是社會性弱勢，因民眾普遍對於東南亞國家的刻板印象偏見以及媒體對於外籍配偶的負面報導，易形成夫家對外配的不信任心態與不合理行動控制。 二、研究對象中，屬於移工轉外籍配偶者均屬印尼籍、娘家經濟較弱，多信仰依斯蘭教；而介紹婚姻之外籍配偶多為華裔、娘家經濟較佳、信仰基督、佛教為主。然二者所面臨弱勢型態大致類同，且在台生活皆會受刻板印象、歧視等社會性弱勢所影響。 三、外籍配偶並非皆會面臨政治、經濟、社會三種弱勢，但陷入某種弱勢處境後易於導致另一種弱勢，且不同弱勢會加乘相互影響，使得外籍配偶生活更加艱辛。然而本研究雖然觀察到外籍配偶在弱勢困境上之相互影響效果，但弱勢是否隨時間而展現、累積、惡化趨勢則較不明顯。 四、在面對弱勢困境之因應，本研究對象展現出生命的韌性與獨立精神，堅強照顧家庭；相對於選擇逃離或抵抗不公平的外籍配偶之反抗姿態，本研究受訪外籍配偶所呈現的是配合、融入的順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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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循環已經是一個不容否認、必須面對的議題。家扶基金會自2005年起，推出三大脫貧方案，其中，「青年自立釣竿」方案係為青年增加機會結構與取得未來取向的思考出發，為青年培力，以期避免日後再度落入貧窮循環。方案實施至今已經接近六年，究竟參與的成員對於方案參與的感受想法為何？是否真能增加了一些本事，使其面對未來不可知的挑戰時能更有信心？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為新竹家扶中心所參與青年自立釣竿方案中第一屆到第四屆的成員，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共邀訪12位成員進行深度訪談，藉由對話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以了解受訪者在方案參與過程中的感受、想法，以及方案對於個人的意義。 經由資料的分析與整理，本研究的發現如下： 一、1:1的配合款是吸引參與者進入方案的最大誘因。 二、參加方案可以協助改善家計或是減輕家中經濟負擔。 三、存款來源與方案預設之工讀收入有落差。 四、參與者在目標設定的填寫多是為了符合執行機構的期待。 五、服務與回饋為執行機構關注的焦點。 六、不論是執行機構或是方案參與者，均對於目標規劃後之實踐未見積極落實。 七、在執行單位的方案架構下，方案負責人具備方案規劃與執行的彈性空間，並因著個人對貧窮樣貌的想法與期待目標而有調整。 八、成員對於方案參與過程中的體驗活動與服務回饋等動態活動印象相對深刻。 九、藉由方案的參與，成員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 十、方案愈近後期，方案執行更趨成熟、並豐富了課程與服務的多樣性。 經由研究的發現，得到以下結論： 一、有穩定工讀收入、願意參與學習、認同回饋服務者，為潛在的參與者。 二、額外的學習與成長是參與者除配合款外評估是否參與方案的理性考量。 三、方案參與者受執行單位目標期待與家庭經濟現實考量，在帳戶使用目標之初始設定，未必切合個人所需，且未掌握修改契機，故多未落實執行。 四、方案參與者養成儲蓄與學習習慣、建立同儕支持網絡，達成培力目的。 五、方案參與後的帳戶使用追蹤並未能成為執行機構與方案參與者關注的焦點。 六、夢想是可以分階段完成的。方案提供機會讓方案參與者體驗了追求目標的準備過程及實踐的經驗，做為日後繼續計畫、循序漸進完成夢想的成功經驗。 七、回饋服務並非受助的交換。方案透過服務與回饋的行動，讓方案參與者去體驗，其並非單純的收受者，而是有能力付出的人。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建議： 一、1:1配合款的設計可增加方案參與者參與的誘因，可為方案設計的重要項目。 二、帳戶目標應與充權與培力的目標同等重要，執行單位應將追蹤運用帳戶實踐夢想列為工作要項，方案參與者亦可學習規劃與構築理想目標，並付諸實踐。 三、對機構而言，有穩定工讀收入、願意參與學習、認同回饋服務者，為方案招生的潛在服務對象，另可維持部分有經驗的參與者做為示範與指導。而對於方案參與者，宜主動積極爭取方案參與機會，以取得進入脫貧跑道的門票。 四、機構在課程的規劃、安排與執行必須契合方案參與者所需，而方案參與者則需將目標規劃與實踐的心得經驗加以分享，或作為個人下一個夢想的起點。 五、在感恩與回饋的方案設計上需做充分溝通，使方案參與者理解是培力的過程，並納入規範，不致有簽下空頭支票之感受。 六、對方案參與者而言，堅持並實踐夢想，是相當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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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Michael Sharraden提出「資產累積福利理論」（assets-based welfare theory），主張協助低收入家戶應提供具有儲蓄性、投資性與動態性的資產累積方案，以協助整合低收入家戶回歸主流社會成為具有生產力的公民，這樣的理念有別於傳統社會救助制度過份倚重「收入維持」以解決貧窮問題的策略。而研究者思考資產累積方案除了提升貧窮家戶人力資本和增加社會競爭力，以避免貧窮循環的產生外，是否也會對家庭功能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乃以「資產累積方案參與經驗對家庭功能影響」為研究主題，施測對象為臺北市青蘋果發展帳戶專案的青年，透過自編問卷來進行問卷的調查，經過資料分析與整理，有下列三點研究發現： 一、 不同「背景資料」的青年，其「家庭支持和配合」之差異未達統計顯著性；青年不會因為其本身和家庭的狀態或條件而影響了家庭對青年的關心和協助，也不會影響了家庭在青年參與專案期間所能給予的配合。 二、 青年的「參與態度」與「家庭功能」間存在顯著關聯；自願參與專案的青年較非自願參與的專年，其家庭功能較佳，且家庭更具凝聚力和彈性，在溝通上也更順暢。 三、 青年「家庭支持和配合」與「家庭功能」兩者存在顯著正向關聯；青年因為專案的參與，家庭間的互助合作有助於家庭功能的提升，同時在家庭凝聚力、彈性和溝通部分也都能有正向的助益。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三點建議： 一、 可將方案服務對象從個人擴及至家庭；在方案內容的設計上能將親子互動或家庭關係等元素納入，以增加家人間共同協力合作的機會。 二、 擴大相關方案之實施對象；有意願參與脫貧方案的不同階層對象都能有報名參加的機會，鼓勵大眾能長期的資產累積。 三、 強化媒體的行銷策略；透過暢通的訊息傳遞和強化，進而提高民眾捐款的意願，透過眾人的力量來克服經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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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是探討1997至2004年台灣精神疾病患者之長期就醫趨勢及其未持續或中斷就醫的風險因素。研究對象為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患者及情感性精神病患。本研究共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精神疾病患者長期就醫趨勢，係利用國家衛生研究院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20萬人承保抽樣歸人檔(LHID2000)，予以串連重大傷病檔及門、住診費用檔之所有就醫資料，分析自1997至2004年之精神疾病患者就醫資料，進行長期趨勢分析。第二部分，則以2000年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及情感性精神病之精神疾病患者，取其1997至2004年所有就醫資料進行多重復發事件存活分析，以發現未持續或中斷就醫之風險預測因子。 研究結果，彙整如下： 一、1997-2004年精神疾病患者之長期就醫趨勢及其精神醫療服務使用 1.1997-2004年之精神疾病罹患人數逐年上升，平均年成長率為17%；精神疾病患者有、未就醫的比例差距呈現逐年相反方向，有就醫比例由1997年的96.7%逐年減少到2004年的52.8%；未就醫比例，由3.3%逐年增加到47.2%，平均年成長率高達428%；領有重大傷病證明卡的比例偏低，只占15.6-21.2%；每年新增的精神疾病患者，44.4-59.8%在隔年會離開醫療系統中斷治療。 2.1997-2004年之各年精神醫療費用支出逐年增加，平均年成長率為19.0%；藥費占精神醫療費用近四成比例；以醫院為主體的日間病房使用率高於社區復健服務的使用。 3.1997-2004年之急性病房平均住院日數，精神分裂症35.7天(SD=44.3)，由1997年的41.8天降至2004年的28.2天；情感性精神病為20.8天(SD=32.1)，由1997年的17.6天降至2004年的16.1天。 4.精神分裂症之急性治療平均住院日數(<=180天)，由1997年54.3天降至2004年36.0天；非急性治療平均住院日數(>180天)，由322.9天降至314.5天。；情感性精神病之急性治療平均住院日數，穩定維持在26.1天；非急性治療平均住院日數，由291.0天降至265.7天。 二、影響精神疾病患者之未持續或中斷就醫的風險因素 影響精神疾病患者之未持續或中斷就醫風險因素包括：女性風險明顯高於男性的1.185倍、17歲以下的風險高於其他年齡層、未在保的風險高於其他加保類別、每月健保費繳交金額超過605元的風險高於低於524元的1.058倍、每次就醫部分負擔金額高低影響並不顯著、未跨區就醫的風險高於跨區、精神分裂症的風險高於情感性精神病。CCI權重得分愈高者的風險是得分低者的1.258倍、有使用日間病房及社區復健的風險高於未使用者、未領取重大傷病證明卡的風險要高於有領重大傷病證明卡。 歸納研究結果，建議如下： 一、政策面 （一）、強化精神醫療照護服務的深度及廣度 （二）、精神疾病患者之就醫模式的建構及定義 二、實務面 （一）以精神醫療實證實務為本，建構跨機關的個案通報平台。 （二）加強精神醫療社會工作介入手法連結於醫院、社區及家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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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瞭解貧窮兒童的社會排除經驗，以及貧窮兒童對於其不利處境的感受。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方法，運用深度訪談做為資料蒐集的方式。在樣本的選取標準上，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法作為研究樣本的選擇方式，選擇條件有二：1. 生活於符合台灣官方定義之低收入戶之兒童或領有中低收入兒童少年生活扶助之兒童。2.十二歲以下之兒童，但考量到其表達能力，因此以六歲以上的兒童為優先訪談的對象。 本研究共訪談了八位貧窮兒童，研究結果發現整理如下： 一、社會排除是一個同時存在於成人與兒童生活世界中的社會現象。 二、社會排除是多面向的，在成人與兒童世界中有同有異。在兒童的經驗中，社會排除展現在其基本生活需求、不良的健康、缺乏個人獨立的空間缺乏權力，缺乏表意權、以及無法享有快樂童年等面向中。 三、兒童的社會排除是動態的過程也具有累加性(環環相扣)。 四、透過訪談同意書的演變、提高訪談場域的敏銳度以及訪談方式的改變來實踐兒童中心取向。 研究者依據上述研究發現進行討論，並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作為相關實務工作者與未來學術研究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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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從地方政府、接受業務委託單位及寄養家庭三者提供家庭寄養服務過程中，透過相關文獻檢視及深度訪談資料，探討家庭寄養服務督導內容、形成功能、發現困難及相關建議，期待發現家庭寄養督導現況及服務需求，研擬建議提供政府規劃政策及接受業務委託單位督導工作之參考，俾落實執行家庭寄養服務工作。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透過立意取樣，分別就地方政府、接受業務 委託單位及寄養家庭三個族群，並分北中南三區各選取1 名服務工作者(實務年資為三年以上)，藉由訪談方式蒐集資料。研究發現歸納如下： 一、家庭寄養督導的內容 地方政府以契約規範為主，受託單位以事務工作為先，寄養家庭則以寄養兒童需求為依歸。 二、家庭寄養督導的功能 地方政府以計劃引導績效、法規諮詢；個案研討了解特殊需求與困難，及同理支持解決問題；寄養家庭醫療需求經費補助、肯定支持化解焦慮情緒、提醒性侵個案人際關係界線。 三、家庭寄養督導的困難 地方政府預算經費籌編困難、特殊性教育訓練不足；受託單位面臨政府間跨單位認知不一及資源協調不易；寄養家庭訓練課程缺乏多元、資源、喘息聯誼及權益保障仍有待克服。 四、家庭寄養督導的建議 地方政府推動寄養家庭分級分類、寄養服務有給職及建立一致性寄養辦法；受託單位統一報表內容、編撰寄養家庭工作手冊、多元專業訓練、評估安置必要性、爭議性事件避免輿論負面觀感；寄養家庭喘息需求、就醫照顧資源、建立自立團體生活模式及原生家庭參與返家教養銜接工作。依據上述的研究發現，研究者分別從政策面及實務面提供相關建議： 一、地方政府對家庭寄養服務之建議 (一)推動分級分類照顧服務、(二)推動寄養家庭有給職(三)建立全國一致性寄養辦法、(四)設置專責寄養社工人力。 二、受託單位對家庭寄養服務之建議 (一)建立統一報表作業、(二)培植家外安置資源、(三)編製寄養家庭工作手冊、(四)落實專業訓練提升服務品質、(五)審慎處理特殊性事件避免造成傷害、(六)落實需求評估因應後續處遇、(七)積極跨單位協調解決溝通困 難。 三、寄養父母對家庭寄養之建議 (一)提供喘息服務、(二)釐清爭端提醒處理方式、(三)提醒特殊性個案人際界線防範不當關係發生、(四)增加探親兒童情緒關懷輔導、(五)建立自立少年團體寄養之家、(六)規劃原生家庭參與返家計畫接續提供完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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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位國中輔導教師透過「賞讀夢境」以及「自我敘事」以找尋自我的一趟旅程。透過這份研究，我欲還原參與讀夢團體及獨自賞讀夢境之真實經驗，我欲探尋參與讀夢團體對一位助人工作者之影響與意義，並試圖探究參與讀夢團體是否能成為助人者提升自我覺察之途徑。 這份敘說共包含七個獨特的夢境，每個夢境都引領我去看見臉上所戴的面具及面具後之真實。第一個夢，我在夢中如同在現實中遍尋不著屬於我的位置，我在追問我的熱情是否能出櫃？第二個夢，我看見自己被「你的輔導沒有效」這樣的緊箍咒所綑綁，我被孩子的問題所綁架，我無法相信孩子擁有他自身的力量可以自己走路回到心中的家；第三個夢，我看見自己被專業角色所侷限，我的真實情緒在夢中以一個酗酒者的咆哮來指控我的虛偽； 第四個夢中有一群人汲汲營營在陡峭黑色山脈上攀爬，就像工作現場中追求權力者的嘴臉，但卻也發現那是我醜陋的好勝心在作祟，阻擋了我與同僚的合作；第五個夢中我被指控在歌唱比賽中對嘴，我看見自己匠氣地使用著既有的理論與知識，自己卻不安在於助人的當下；第六個夢我預見了所渴望的未來，我明白了自己心中真正的願景；第七個夢，我難過地看見自己竟把助人當成一場考試，我在追求高分與他者的肯定，我看見自己身為助人者的傲慢與自以為是，這些看見使我得以更謙卑地去敬重另一個生命的獨特與厚度，重新看見每個孩子就像是夢中那本厚重的書，需要緩慢用心地賞讀。 最後，我提出對「夢」及「賞讀夢境」的詮釋，夢是永遠不會離我而去的誠實朋友，夢也像犁田機耕耘我的心田，亦是一面明鏡照見自己，使我隨著更深的自我覺察漸漸卸下專業厚重的盔甲，並從他者的期待中解脫，同時，亦使別人從我的期待中釋放。這份敘說以及我的夢將繼續引導我未來的助人實踐，朝著如我所是的姿態與另一個生命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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