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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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並無「學校衛生」的概念，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近代西方「學校衛生」概念與有關措施如何引入晚清中國。研究發現晚清時中文「衛生」二字出現意義轉變，「學校衛生」借用新式衛生概念傳入晚清中國。 本研究採用史學方法，透過對史料蒐集與分析，發現西方近代的「衛生」及「學校衛生」概念與措施，分別是透過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所譯《孩童衛生編》和《幼童衛生編》及日人三島通良《學校衛生學》譯作和吳汝綸親聽三島通良筆記的引介。 研究發現，傅蘭雅所翻譯的衛生教科書，從個人身體衛生的角度，討論飲食的種類、水、灰和鹽開始介紹，再說明身體各個部位的構造。三島通良的學校衛生理念以公眾衛生的角度，討論校地的選擇、校舍的建築、教室的構造、採光、換氣、暖室方法、桌椅的選擇，學校內可能會出現的疾病、校醫的設置，以及教師教授體操活動和教授的方法。 分析《欽定學堂章程》後發現，已有關於衛生的敘述；《奏定學堂章程》直接出現「學校衛生」四字及有關維持「學校衛生」的規定，這些主要來自當時日本的教育法令規章，而其又是受到三島通良的影響，另外有些與傅蘭雅的觀點相近；而《奏定女子學堂章程》，則維持奏定章程的概念與措施。 至於實施狀況，由清《學部官報》所刊地方學務調查報告，可看到地方各學堂有關學校衛生措施的現況。研究發現其紀錄多流於初步的觀察，其中對於校地的選用和校舍的改建，以舊書院改建最多，又多數記錄詳細，且多為不合格；關於體育，大多數中等以下學堂內已有體操課；此外，也會注意課桌椅、採光、校醫設置等問題，故晚清「學校衛生」推動之初，遇到許多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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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高中公民老師，由於學科性質與個人的性別經驗，我特別關注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也因此獲得許多性別少數學生的信任，透過正式課程的教學或非正式課程的互動，協助學生性別認同發展。本研究邀請三位性別少數學生為協作者，運用敘事探究的方法，敘說三位學生如何在父權體制的陽剛權威下運用生存策略，形塑其性別認同。 敘事歷程中，揉合自我的成長經驗，透過學生過去的成長、與我的相遇、以及未來發展的歷程，反思公民教師在教學實踐上的行動，達到公民教師在性別平等教育實踐的借鏡與反思。資料蒐集的方式包括：學生訪談、課堂經驗回溯、課堂教學紀錄等方法。 故事撰寫分為三個小節：小馬、維斯、與小言，三個學生分別開展不同的生命歷程，本研究運用學生與我相遇的故事，以及教學實踐的策略與談話，開展學生與我在性別平等、性別認同形構的歷程。本研究運用性別認同形構的理論分析三位學生的故事，包括階段、特色、困難與能動性四個面向的分析。 首先，分析學生的性別認同發展形構，運用學生的故事與理論進行對話，進一步敘寫學生在各個性別認同形構階段的情形，以及在與我相遇後所的發展階段。小馬與維斯是我任教之後畢業較久的學生，這次透過研究再次對話，多發現他們有了更多的自信與勇敢，也更認同自己的性別角色；小言是這幾年畢業的學生，再次相遇，更感受到他對自己性別認同的自豪與自信。 其次，說明學生受到外在環境與內在條件的影響下，性別認同發展的獨特性。小馬的性別氣質符合傳統社會期待的陽剛氣質，不會出現身份混淆階段的否定自我的問題。維斯的生理性別為男性，但因為陰柔的性別氣質被同儕霸凌，在書寫故事的過程中，維斯特別提及因為自己陰柔的性別氣質，在建立舒適圈不一定要依附於同性戀群體。小言是研究中唯一的生理女性，同時也是雙性戀。在小言的發展過程中，他在喜歡女生與喜歡男生當中對自己進行比較，過程中認為自己可能是一個潛在的異性戀者，以減緩疏離的不適感。 再者，分析性別認同歷程中遇到的困難，小馬最大的困難在於「不同個體的同性戀在不同家庭的比較」與「同一個體在不同群體間的身份比較」。雖然小馬在學校不經意地被老師知道，但不是每一個家庭都能夠坦然的接受，產生學校與家庭的落差。維斯隱藏自己同性戀特徵，減少家庭成員的懷疑。小言遲遲沒有到身份合成階段，最大的關卡還是自己，小言認為要跟過去的自己「和解」，也變得更加的理性與更加接受這樣的自己。 最後是個體能動性分析，小馬認為父權體制下沒有辦法解決性別發展歷程階段面臨的問題，若能夠透過性別議題的課程，開展性別少數學生的性別意識，也能夠減少性別發展歷程階段的困境。維斯認為個體的能動性在於，可以將自我內在的形象與外在期待合成，而這樣自我與社會之間的拉鋸，必須要透過自我本身的反思才有辦法完成。小言認為面質情緒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教師應該要正視學生不安與惶恐的情緒，而不是選擇逃避與試圖說服。 本研究最後針對性別平等教育提出數項建議：解構父權體制對性別少數學生的壓迫、性別平等教育應該要融入各個領域、關注學生的性別認同發展歷程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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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ktor E. Frankl為意義治療學的創辦人，一生致力於協助他人尋見意義，其中又以求意義的意志為核心思想，貫穿意義治療學所有論述。因此，本研究以Viktor E. Frankl的求意義的意志為研究核心，旨在釐清求意義的意志之意涵，領略求意義的意志的理念和實踐之道，進而期盼能對台灣生命教育提供啟示性的觀點和做法。 全文首先從探究Frankl的生平與思想淵源為開端，力求更加瞭解意義治療學說的緣起與使命；接著，便深入剖析求意義的意志所追求的意義與其所論的意志，釐清真正值得人類追尋的目標。Frankl認為唯有靈性維度的終極意義才值得追尋，唯有自我超越的終極意義才是真正能引領人、激發人的核心，而求意義的意志則是指人尋找並實現這意義的基本努力。隨後，再以求意義的意志之意涵為基礎，探求追尋生命意義之實際途徑：工作、愛與受難，以提供實踐方向；最後，將求意義的意志與108課綱所強調的態度與能力素養融合，從態度素養與能力素養兩面向提出一些能作為發展生命教育參考之啟示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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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學校近年在臺灣備受家長和學生青睞，然而實驗教育相關研究以探討教育理念、法令制度、課程與教學實踐為主，較少關注家長如何參與子女的教育及可能面臨的問題。因此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取徑，以一所都會型的公立實驗國中作為研究場域，針對家長、學生及教師進行訪談，並蒐集相關文件，藉此瞭解個案實驗學校家長的教養觀、家長參與方式，以及如何運用資本以確保孩子的學習歷程順遂，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研究結果發現： 一、實驗學校家長認同實驗學校探索式教育的理念，但受限於升學考試制度，在追求適性發展和文憑價值之間反覆拉扯。 二、實驗學校的家長參與係藉由家長跟教師、同儕家長及孩子的互動關係，促使孩子兼顧多元學習和升學表現。 三、積極動用各項資本的家長，有助於為孩子創造學習機會，增進其教育優勢。 根據上述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對教育政策及實驗學校的建議 (一) 實驗學校宜與不同背景的家長分享參與實驗教育的方法。 (二) 教育主管機關和實驗學校持續宣揚實驗教育的理念及特色。 二、對家長的建議 (一) 實驗學校家長可積極建立人際網絡，善用社會資本增進家長參與之成效。 (二) 實驗學校家長宜配合學校教育理念，鼓勵孩子多元探索。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資料蒐集方法宜納入參與觀察，以深入瞭解家長參與的實際情形。 (二) 可針對不同型態的實驗教育進行跨場域的比較。 (三) 可進一步分析國中三年期間家長參與和資本運用的轉變。 (四) 可針對實驗學校學生各階段的升學選擇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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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朝國際形象大衰，東亞朝貢體制被西方條約體制取代，中國近代外交體制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後正式成形。晚清派員出使及駐外，其被賦予蒐集外國資訊的職責，成為清廷認識西方的重要途徑之一；並隨自強運動推進，創設「遊歷使制度」，遴派對邊防、商貿、交通、外交等有識者赴外考察。日本因地理位置、國際處境、文化民情皆與中國相近，成為觀摩的主要對象。 傅雲龍是中國首位赴日官派遊歷使，一生勤於治學，對漢學及西學均有研究，有大量著述，且曾編修地方志。赴外遊歷期間，傅氏積極記錄外國的歷史沿革、山川物產、風俗民情及政經情勢，著有《遊歷日本圖經》，收錄大量輿圖及統計圖表，以反映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事實，另附《遊歷日本圖經餘記》，以日記形式補充遊歷見聞，並依察成果對清廷提出建言。 本研究旨在探討傅雲龍赴日考察報告《遊歷日本圖經》、《遊歷日本圖經餘記》中的教育見聞，再將傅氏考察報告與同行遊歷使顧厚焜的《日本新政考》、首任駐日參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做比對，進而分析其對晚清教育改革的影響。本研究重要發現如下： 壹、 晚清自強運動期間有中西學體用之辯，對日本有「輕視與效法」、「親近與提防」的矛盾關係。與此同時，日本面臨西學及道德教育的資源競爭，對中國有「敬重與輕蔑」與「聯合與侵略」之爭。傅氏訪日期間，多接觸「聯亞論」者。 貳、 傅雲龍早年兼治中西學，尤用心訓詁、目錄、兵制、地理、方誌等學。遊歷期間多次對清廷建言，歸國後致力辦理洋務，積極倡導工業技術及地圖學等，為晚清傳統知識分子近代轉型的寫照。 參、 傅雲龍撰寫《遊歷日本圖經》，強烈希望能供清廷推動制度改革參考，故開創以圖經為主的報告體例，強調地圖與統計數據的重要性，以忠實呈現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實況。 肆、 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的教育統計數據，經分析多能反映當時日本頒布教育新令的前因後果。 伍、 傅雲龍赴日遊歷期間，多次考察教育相關機構，並積極查閱文部省最新出版年報，掌握最新消息，此為其他遊記所無。他對女子教育、特殊教育尤其讚賞，亦肯定其技術人才的培育成果。 陸、 傅雲龍雖未能直接參與晚清西式兩學制的訂定，但他對推廣圖算學及校訂西文譯書皆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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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層領導是學校組織變革的關鍵力量。《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後，對中層領導者的挑戰甚鉅。因應領導學界實務轉向之趨勢，本研究採取「領導實踐」（leading）之動態觀點，認為中層領導者因應學校場域的「實踐架構」（practice architecture），會影響其領導角色與策略。本研究採個案研究取徑，運用訪談及文件分析蒐集實徵資料，旨在探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推動歷程中，兩所個案學校四種職位之中層領導者（主任、組長、學科召集人與社群領導人），其領導角色與策略、挑戰與領導圖像，並進一步探討實踐架構對中層領導之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因應課程變革之挑戰，中層領導者的領導角色與策略產生新的發展趨勢－主任需扮演「政策轉譯的規劃者」、組長為「課程變革的促進者」、學科召集人扮演「政策執行的協作者」，而社群領導人則為「課程創新的建構者」等領導圖像。另一方面，研究也發現個案學校之實踐架構，包括個人層次與組織層次條件，皆會形塑學校整體中層領導之運作；而良好的中層領導實踐，對組織變革與學校治理皆具有正面意義。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將「實踐架構」理論進行本土脈絡之修正，並就主管機關、學校單位及中層領導者，分別提出強化中層領導實踐之建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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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重視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實踐已蔚為主流國際趨勢，世界各國開始強調大學實踐社會責任，希望能藉由大學自身的能量，參與在地社會發展，帶動產業、社區與環境的繁榮，履行帶領社會變革的功能與角色，以達成共好的目標與願景。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社會責任之內涵及各大學推動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project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USR計畫）之執行挑戰與因應對策，據以提出未來精進大學推展社會責任之具體可行策略建議。 本研究先以焦點團體法蒐集國內對USR計畫有實務經驗和見解之八位專家學者，冀以提供教育行政單位和學校行政單位主管階層聚焦之USR計畫執行策略、困難挑戰、因應對策、與政策建議。其次，本研究選取四校來自臺灣北、中、南、東部各一所大學連續三期（2017-2018年、2018-2019年、2019-2022年）獲得教育部補助B類（萌芽型）及C類（深耕型）計畫大學之USR計畫主持人，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蒐集大學教師在第一線執行計畫之現況看法。 依據研究目的與結果分析，本研究綜合歸納出以下四點結論，包括： 一、大學社會責任之內涵有五項立論基礎。 二、我國大學USR計畫之推動策略有五項。 三、我國大學USR計畫執行之困難與挑戰有十三項。 四、我國大學面對USR計畫執行困難與挑戰之因應對策有八項。 最後，根據以上結論，本研究分別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大專校院、社會合作夥伴、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俾供我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後續學術探究與實務應用推動之進一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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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清後期中小學堂的課程與教科書為對象，旨在探討清嘉慶十二年（1807）至宣統三年（1911）間，西學知識成為教會學校及新式中小學堂教育內容的發展歷程，及其對近代中國教育變革產生的影響。研究以史學方法為主，對中英文一手資料進行考證與分析討論。中文史料選取《欽定學堂章程》與《奏定學堂章程》，《學部官報》，《清末官報匯編》所收錄清後期中國各省地方官報與教育官報，以及清後期西學書目；英文史料主要使用教會發行的《新教在華差會教務大會紀錄》、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所編《中國教育指南：新教差會學校說明》。基於此，本研究在課程方面：一、探究光緒朝「壬寅學制」及「癸卯學制」頒行前，官辦西式學堂、傳教士所辦教會學校的課程設置情況，再追溯清廷西式學堂與教會學校的西學課程在歐美等國的教育根源及發展。二、聚焦探討壬寅、癸卯兩學制對中小學堂課程的規劃、調整與修訂，以分析傳統中學課程比率的消長，以及西學課程的組成與教會學校、洋務學堂的關聯。三、討論清後期地方學堂如何安置兩學制規劃的西學課程，以發現學堂實施西學課程時的各項問題。教科書方面：一、探究兩學制頒行前，官辦西式學堂與在華教會學校的教科書編訂情況。二、探析兩學制頒行後，官方對西學教科書的規範與審定。三、考察清後期民間機構與留日學生編譯教科書，以及地方學堂為西學課程選用教科書的情形。最後，整體評析英、美、日三國對清後期中小學堂課程與教科書西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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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屬歷史研究，採史學方法蒐集一手史 料後 進行 考證與分析，並輔以比較教育學「教育轉移」理論， 以 了解 郭嵩燾與吳汝綸赴外教育考察 經驗，探討晚清中國士 大夫 面對西方的挑戰，進而 引介西式教育的歷程 及其 歸國後 提供教育制度 改革的參考，由此了解晚清 由 傳統 教育 走向西 式教育 的過程。 郭嵩燾於光緒2年受命為首任駐英公使，出使前即有對外交涉經驗，奉派出使後，結合個人早期辦理洋務經驗，以積極的態度觀察英國各種近代化設施與發明，且走訪許多文教機構。在日記及給友人的書信中，亦將這些見聞，聯想到如何進行國家改革。他雖受制朝廷排外的風氣，無法刊印個人旅外經驗，在歸隱鄉里後，仍透過親友聚會及講學的方式推廣西學。整體社會氛圍至甲午戰敗後開始轉變，朝野興起仿效日本的風潮，吳汝綸由朝廷派遣赴日考察教育，是歷來赴日教育考察人員中，層級最高、受到待遇最好者。吳汝綸歸國後，著書介紹日本教育改革經驗及推動新政的建議等，後續間接影響癸卯學制的制定。 比較郭嵩燾與吳汝綸赴外教育考察經歷的異同處後可知，首先，晚清士大夫在中外文化衝擊及反洋氛圍下，仍有人以好奇心去認識不斷變化的世界，並與個人傳統學養對話，企圖在西化變革中保留文化精髓。其次，郭吳二人皆重視教育作為國家養成人才的途徑，並皆試圖將赴外教育考察的經驗加以傳播與實踐，希望透過教育的力量，培養人才、改善社會風氣，進而期以西化教育改革能為國救亡圖存。再從兩人對待西方的態度、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係、教育與國家富強的關係、所理解的西方教育制度、所認識西方教育的文化層次五方面，描繪出他們心中不同的西式教育圖像，此可能因其身處時期社會氛圍不同及兩人仕途經歷與視角差異所致。 最後，影響晚清中國教育轉移的因素有：當時社會氛圍對改革的態度、教育制度借出國的條件、教育制度借入國所選赴外考察者的出身背景、仕途經歷、是否有抱持明確的教育考察目的及行前準備等，而這些皆影響郭、吳二人對外國教育的觀察、理解、記錄及引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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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理解學生的想法與行為，從學生的觀點出發是重要的。此外，過往偏遠地區學生文化的研究較少，關於學生文化的研究較少從偏遠地區學生的角度進行，加上偏遠地區學校特殊的脈絡性因素所產生屬於偏遠地區的生活情境的研究背景之下，本研究從學生的立場出發，以一所臺灣偏遠地區的國小為研究場域進行研究，進一步探究偏遠地區學生的文化樣貌。研究的目的有三，一是描述偏遠地區國小學生的學生文化取向和內涵，二是呈現偏遠地區的文化情境，三是進行偏遠地區的脈絡分析。 本研究透過民族誌的研究方法，以參與觀察、訪談和文件成品來進行資料蒐集，分別從正式學習、校內生活以及網路世界三個部分來呈現偏遠地區學生的生活情形，以及學生在其中所發展找樂子的玩樂文化。就研究結果進一步討論，歸納出以下兩部分的結論。 第一部分，偏遠地區國小學生是以玩樂取向的學生文化。呈現在枯燥單調的正式學習中找樂子的學生文化、在備受限制的學校生活中找樂子的學生文化、在不受地域限制的網路世界中找樂子的學生文化。第二部分，呈現偏遠地區國小學生的情境脈絡以及進行脈絡分析。呈現學生在偏遠地區脈絡下不同的玩樂文化，包含娛樂資源貧乏下學校生活成為多元玩樂文化的主要來源，財務資本缺乏下與在地連結的玩樂文化，缺乏家長陪伴下課餘時間與同儕作伴的玩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