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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北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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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為都市空間結構調整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推動的過程中與制度及治理是不可分割,而制度與治理亦為都市更新推動的基礎,因此本研究以此兩個觀點來探討台北市的都市更新,並進一步討論,在不同時期的治理上有何特徵與差異,同時外在政經環境的變遷對都市更新的「制度」與「治理」有何影響?「制度」與「治理」兩者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都市更新制度是如何運作?治理於都市更新制度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在台灣的都市更新的發展演進上,威權時期是「由上而下」的治理型態,制度上賦予國家全權掌控的權力,幾乎沒有民間力量的參與,完全是由政府的官僚系統進行驅動,有明顯的階層化特徵,以強制性的政策工具作推動;到了民主化時期,隨著政經系統結構的變遷,制度上有了重大轉變,政府開始走向權責下放與民間進行合作的夥伴關係,形成「導入由下而上」的治理方式,治理的網絡的關係逐步形成,政策工具也因應實際需要走向多元,制度上相對上較有彈性。因此,可以發現到導入由下而上的制度與治理,政府與民間團體走向合作的方式成為發展的趨勢,而政府從強勢驅動者轉變為輔助性及把關角色。 針對於現況「導入由下而上」的都市更新治理模式,本研究從兩個個案來進行討論,分別為「雙橡園」、「修德國宅」,來呈現市場化及社區化兩種整合方式,透過個案的治理型態來反應現況都市更新的行動者網絡特徵,從個案在「政府」、「實施者」、「住戶」與「委員會」行動者間的網絡分析得知,台北市在由下而上的治理階段主要是具有「驅動力」、「協商」及「正當性」等三個網絡構面的要件所構成。從產品型態與背後的整合型態、聯盟特性及權力關係的分析發現,「利潤」、「成本」及「掌控」等三個要件的構築市場化產品,「社區」、「互賴」及「對等」等三個要件的組構社區化產品,且個案的治理型態受不同行動者間的關係及其驅動者主觀的意圖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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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開發計畫組織(UNDP)在2005年的報告中指出,地震、風災、洪水及乾旱這四種天然災害在過去20年間,造成全球150萬以上人口的死亡,平均每天因天然災害死亡人數約為200人。根據世界銀行在2005年委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對於全球災害熱點(disaster hotspots)之調查報告中指出,台灣可能是世界上最易受到天然災害衝擊的地方之一,特別是台灣約有73%的人口居住在有三種以上災害可能衝擊之地區。如何瞭解災害,以及進一步降低自然災害所帶來的衝擊與損害,已成為下個世紀主要的全球挑戰。 近年來國內逐漸運用脆弱性概念,討論災害防治相關研究工作並透過討論脆弱性之基本本質,了解脆弱性在空間防災上之應用。都市地區由於人口與產業高度集中,對於災害衝擊也特別敏感,台灣約有2/3的人口集中在都市地區,都市化和大都會區的成長,衍生出對於災害防制的重要課題。本研究將以整彙建立都會區脆弱度之概念架構並以其觀點做為方向,利用感受性系統模型做為研究方法,利用感受性系統模型為一兼具量化及質性之特性模型,建立都會區脆弱度之系統模型,試圖以系統性之方式,做為探討都會區颱洪災害脆弱度之主要工具。 研究中首先定義19 個系統變數,並透過團體討論及問卷建立辨識的系統角色與關聯函數,經由系統角色判別可得知於系統變數以防救災應變計畫、防災設施、防救災經費及復原重建計畫等四項變數於系統中為關鍵影響變數;另由課題系統建立進行情境模擬,可得知在災害強度影響的改變下,以防災設施及防救災應變計畫等二項變數產生較明顯變動狀態。透過瞭解脆弱度與都會區發展之相互關係,並運用感受性系統模型給予未來在防災規劃方面有新的思考與操作方向,經由模型進行情境模擬災害強度的改變對台北都會區颱洪災害脆弱度系統之影響並觀察其脆弱度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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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大眾運輸一向是政府施政的重要口號,也是政府宣示的重要都市運輸政策。自從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初期計畫(從淡水沿淡水線鐵路路權經台北車站並向南延伸至新店)」奉行政院列入十四項重要建設計畫以來,發展大眾運輸系統即成為交通部及台北市政府重要施政計畫之一。 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交通部正式提出我國第一份運輸政策白皮書,並擬訂短期、中期、長期的發展策略。但經過十三年的運作發展後,除了台北捷運系統與台北捷運系統持續興建與規劃後續環狀路線外,其他都市的捷運系統都只停留在規劃評估階段。 雖然台北市的大眾運輸系統發展現況相較於其他縣市而言,屬於較佳的水平。但即便如此,台北市依然有偏遠地區公車路線停駛的問題,捷運系統連年的施工,隨著環狀路線的衍生其造成之交通黑暗期也隨著無限期的延長。平均每人擁有0.277台汽車、0.405台機車(2007年,台北市監理處),合計每人擁有0.682台機動車輛數,並維持著每年約1%的成長率,相較於道路面積幾乎固定不變下,交通尖峰時刻的壅塞情形日益嚴重。 本研究以台北捷運旅客為實證研究對象,使用敘述性統計來說明人口統計變項與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度。並使用 SPSS 軟體進行因素分析、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迴歸分析,對樣本資料做分析及假設檢定來探討服務品質、滿意度及忠誠度的相關研究。研究結果顯示:(1)不同社經背景對服務品質、滿意度及忠誠度有顯著差異。(2)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有正相關。(3)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滿意度;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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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90年代初期,為處理都市化現象所造成景觀機能逐漸被破壞的問題,「綠廊道網絡」的理念逐漸在歐美各都市發展且越顯重要,希冀藉此提昇景觀環境的品質與提供人類戶外娛樂活動的場所。其中,道路路網雖然是造成景觀碎裂的禍首之一,但亦可以被利用為人工廊道系統進行縫補,例如以道路網為基礎建構綠廊道網絡系統,來連結都市內的開放空間與公園綠地,達到景觀美學與休憩空間之延續。然而,在都市建立綠廊道網絡需同時顧及景觀(landscape)與社會(society)兩個系統與目標,惟目前國內外文獻在綠廊道網絡規劃僅探討評估指標,或僅著重於景觀的分析,忽略與社會向度間的整合與串聯;此外,若在經費有限之情況下欲提高綠廊道網絡的規劃價值與可行性,則必須對綠廊道規劃期程作有效的安排,故如何建立具有多方面考量、有系統與具有期程性之綠廊道網絡規劃方法,是必須進行深入分析與探討的議題。 緣此,本研究目的在於同時考量景觀與社會向度,並且以既有道路路網為基礎,分別建立整體及期程之都市綠廊道網絡規劃模式,供規劃者參考應用。研究首先探討綠廊道網絡相關理論與規劃文獻,歸結出都市綠廊道網絡發展所應考量之規劃向度與分析之基礎;繼而利用階層分析法(AHP),釐清綠廊道網絡應考量之重要因素,並建構都市綠廊道網絡規劃之目標體系;第三部份針對都市公園綠地系統之空間結構與格局,進行景觀結構分析,作為後續模式應用之基礎;第四部份則利用多目標0-1規劃方法建立整體都市綠廊道網絡規劃模式,在專案規劃與預算充裕的情形下,找出哪些路段適合做為綠廊道來連接都市中之公園綠地,形成完整之綠廊道網絡系統;第五部分納入時間因素、嵌塊體連結之先後順序與灰色規劃方法,在部份參數與預算資訊不明確的情況下,建構多目標灰色0-1規劃之期程都市綠廊道網絡規劃模式,並且利用本研究設計之灰色一階演算法進行模式求解,尋找最有利之期程策略,以提高綠廊道網絡施行之可行性。此外,本研究將整體及期程之都市綠廊道網絡規劃模式實際應用於台北市,產生多個替選方案供市政府都市發展、運輸系統與環境景觀規劃等部門進行規劃之參考。根據上述之研究成果,可歸結以下幾項研究貢獻: 一、 以多目標規劃方法,建立以道路路網為基礎之都市綠廊道網絡規劃模式,系統化地權衡景觀與社會兩個向度,並且納入時間因素、嵌塊體連結之先後順序與灰色規劃方法,除了能夠更切合實際需要地規劃綠廊道網絡配置路線,更是過去規劃與研究所尚未探討的。 二、 本研究結合灰色規劃方法與Jahanshahloo et al.(2005)所提出的一階演算法,設計出一套多目標灰色0-1規劃之求解方法,能夠找出多目標灰色0-1規劃之非劣解集合,以提供規劃者多元的決策空間。 三、 本研究所進行的實例分析結果,可提供台北市政府進行都市綠廊道網絡規劃之參考,並且發現至多可增加台北市410,649平方公尺的綠地面積,約0.15%的綠敷率,以及將既有綠地串連為網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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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環境的好壞部份取決於公共建設的供給與規劃設計品質好壞。其中,以鄰避設施經常為民眾所抗爭,尤其在臺灣因屬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在鄰避設施區位選取上變得更加困難與浪費時間,當然伴隨而來的是財政的問題。而多數抗爭的發生都與環境議題相關,其結果是同樣導致國家財政的困難。因此,政府與民眾的互動變得關鑑與急迫。O’Hare(1977,引自翁久惠1994)認為鄰避性設施設置其可看成囚犯困境賽局,Camerer(2003)亦指出環境污染等公共議題也是屬於囚犯困境賽局模式。本研究採用有別於Axelrod(1984)以囚犯困境模式為基礎進行電腦模擬以比較互動策略差異之方法,而是以推論分析之方法,進行囚犯困境賽局模式下之互動策略差異比較。而且,在本研究中更以實驗方式進行實證,而實證結果也再次證明在資訊對稱假設前提下,以牙還牙(tit-for-tat)策略的確是相對較佳的策略。而且,可以作為政府設置鄰避設施決策之參考。基於雙人囚犯困境本研究在三種情境下針對以牙還牙策略、背叛策略、忠誠策略及隨機策略四種策略進行比較,結果仍以以牙還牙策略為較佳策略其次是隨機策略、忠誠策略及背叛策略。若從複雜科學的角度來觀察,是否可將以牙還牙策略視為複雜,忠誠策略的始終如一與被背叛就永不合作的報復策略,則可視為一種固定不變的秩序,當然混合策略是隨機的選擇視為是混沌,而可大膽推論複雜比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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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產業在全球化的世界都市競爭激烈的發展下,已經成為世界都市競爭策略重點之ㄧ,在都市發展建構當中,會展產業不但具有都市知識經濟論,且還可提升都市競爭力,在目前有關世界都市的特性及機能的研究文獻中,並未針對會展產業的發展與世界都市之建構有相關的研究論述,因此本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試圖將會展產業分成綜合型及專業型會展,從都市知識經濟及都市競爭力之層面,探討都市如何透過會展產業之推動,達成與世界都市之聯結。   首先,從本研究之國外案例可以發現,國際級綜合型會展已經成為國際都市帶動城市甚至是國家之社會全方位發展之重要活動,其藉國際級會展促進都市會展產業的發展,並帶動其他產業,加速都市各項建設發展、強化市民認同及參與,進而提昇國際能見度及國際認同,成為建構區域競爭優勢之驅動產業。然而台灣也爭取到2009高雄世界運動會、2009台北聽障奧運及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等國際級綜合會展,在這舉辦過程中,政黨政治的對立及國家內部跨層級與部門之組織整合力不足,不斷影響著國際綜合會展之舉辦,加上南北市民對於國際活動之參與認同差異兩極化、台灣缺乏舉辦國際大型活動之經驗使得國際行銷的能力與經驗不足,造成國家民族的認同度之提升未能顯現,後續場館營運之產業效益與挑戰在藍綠政黨對立與政策動向不明確之影響下,未來發展還是未知數。是故,台灣受到空間層級之兩岸關係及國家內部政治對立之影響,使得欲藉由舉辦國際級綜合型會展之契機,帶動都市成長與世界都市建構之成效降低。   反之,在國際級專業型會展中,本研究針對台北國際電腦展、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及台北國際工具機展之案例研究發現,在這國際級專業會展中,知識、技術和人才在這個場域中不斷流動,並且建構出會展活動中之社會網絡,在這樣短暫群聚的空間上,產生地方互動與全球連結的作用,提供產業學習與創新的管道,並藉由網絡中之行動者之集體關係學習的鑲嵌,讓這樣的關係延續到會後的交流。將知識消化、轉換到利用,強化產業之學習與創新,然後將產生出新的產品、新技術、新知識於國際專業展覽會中呈現出來,長期下來,國際專業展覽則形成為國外及國內企業廠商每年都必須參加、及聚集的活動場合,也逐漸形成了永久性群聚。這樣的循環不僅提升地方產業競爭力,也帶動都市產業發展在世界都市的位階,進而提昇國家與都市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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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都市發展理論,係指為了增加對都市發展是如何發生、都市是如何運作的理解與詮釋,而針對都市發展的現象、過程進行聚焦且逐漸累積而形成的研究與典範(paradigm);「都市經濟學」和「複雜理論」即是當前都市發展議題研究的兩個主要途徑,然而以複雜理論為基礎的新興典範在1980年代以後已逐漸發展,並產生與傳統都市經濟學為基礎的典範有所不同之思维(如突現論、整體論、與非線性的動態世界觀)和分析方法,本研究即立基於兩典範已經發展的成果上,探討典範之間的關係,及其如何再造都市的空間系統與對都市的複雜現象之解釋。 再者,學術界在過去的研究中,都市的冪次現象(power law)皆一再地於都市發展過程中被觀察到,如Zipf(1949)、Rosen 與Resnick(1980)等的實證研究,而所謂的都市冪次現象,探討的是都市發展的規模結構與人口空間分佈所具有的某種特性,對此傳統都市經濟典範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來探討這樣都市規模聚集與形成的原理,如Christaller(1933),而複雜科學典範則以複雜理論的角度詮釋之,如Chen與Zhou(2003);本研究便依據Anas等人(1998)所建議的方式:以傳統都市經濟的聚集經濟模式和複雜理論的非經濟模式(如遞增報酬)做結合,建立一種簡單的九宮格二維平面空間模式,嘗試作為結合經濟理論的觀點與複雜系統思维的可能的方式。 本研究九宮格模式以Arthur(1990a;2000)的遞增報酬機制與非線性路徑相依的隨機過程概念為基礎來進行實驗,依循本文所提出模式規則的運算結果顯示出:(1)空間中不同規模大小的都市聚落其形成的機率期望值與其規模間會反映出符合實證數據之冪次係數值,且小聚落發生頻率高,大聚落則較低;(2)在以遞增報酬機制為基礎的狀態下,所獲得的冪次係數值相較於無遞增報酬假設的狀態下,要更趨近於真實都市體系(等級大小法則所提出的-1斜率值);(3)在本文中比較討論了九宮格模式、非線性波利亞過程之實驗(Chen,2004)、與基於遞增報酬為基礎的電腦模擬(于如陵,2005)等三種模式,結果顯示以于如陵的隨機成長模式在表現空間的相鄰關係與聚集效應層面上較為佳(數值較接近實證研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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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農村創新學習之議題,並以高雄縣燕巢鄉之創新學習之經驗作為個案研究。最後作者歸納出四個研究重點。第一,研究空間以鄉鎮作為研究單位是適當的;第二,制度厚實與社會經濟鑲嵌為農產業創新學習的關鍵因素;第三,學習型農村的組成要素有政府、研究機構、農民組織與產銷制度完備、學習型與跟隨型農戶帶動學習、行動者互動頻繁等關鍵因素;最後,研究個案認為強化社會鑲嵌與跨制度整合為建立學習型農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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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為一種獨特的聚落形式,其形成與發展的脈絡,就像陳述一段刻劃於都市歷史中的記憶。隨著台灣時空之變遷,眷村成為台灣社會與空間中特殊之社群,其特有的居住生活文化與人文網絡為居民共享的生命經驗,更為都市發展歷程上富涵城市歷史與記憶的空間。 眷村為國民政府遷台以來大規模人口遷移所組成的封閉社群,不斷的產生變化,其內部結構從中心轉化為多元,甚至發展出混雜的文化,無論在時間或空間的發展歷程上,皆具有其文化價值與代表性,然而,在實質空間的都市環境發展之下,眷村隱沒於都市的水泥叢林中,形成都市空間一個斷裂的區塊,就如同一座城市中的孤島,在人們還來不及揭開其神祕面紗的同時,這些眷村便急速的消失於挖土機下,粗暴的、生硬的,抹去這一切。 本研究藉由眷村的社會空間研究,探討文化空間做為都市面對現代化的地方性力量,過去被視為都市邊緣之眷村空間,甚致視為現代都市發展的絆腳石,而採取大規模抹除歷史烙印的痕跡行動,這些外在環境之壓力促使眷村產生堅強的地方性對抗力量,而其內在多元文化隨時間的變遷而不斷反覆的同質化與異質化,同時也產生文化力量,本研究探討台灣歷程中獨特之文化產物-眷村,透過不同參與者的互動過程,從原本居住性的空間逐漸轉化為文化空間,於特定的情況與條件之下,建構出都市空間中具有對抗性親密關係的閾限性公共領域,達到市民社會落實的可能性,並滿足都市生活中的多元面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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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洪災害為影響台灣最嚴重的天然災害,而流域所具有之特性是最適合的尺度來探討颱洪災害所造成之衝擊。另外,回復力為「系統面對動態變遷下,吸收、減緩衝擊的能力、使系統趨於穩定的能力以及自我組織、學習、適應的能力。」因此,流域回復力似乎是一項可操作的系統特質,藉由促進流域的回復力提升來達成永續。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於建構流域回復力指標系統,並淡水河流域為實例探討流域之回復力狀態。研究過程中,經由回復力理論及其相關研究文獻回顧,以資料分析後提出回復力定義,由模糊德爾菲法(Fuzzy Delphi Method)篩選指標、分析網路程序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進行指標權重分析,建構符合流域特性且適合衡量流域回復力之指標系統,將此指標系統應用於防災空間管理與區域規劃上,呼籲政府相關單位重視的流域回復力管理議題,進而以提升流域回復力方法或政策來增加生存環境的永續性。 由研究結果可得知,流域回復力指標系統可包括科學技術、建成環境、組織制度、社會經濟、自然環境等五個面向與十三項指標,其中指標權重較高者有流域管理機構(0.301)、政府財政能力(0.152)、水資源保育利用(0.118)、環境敏感地(0.084)、坡地保育利用(0.079)等五項關鍵指標。並以此五項關鍵指標對淡水河流域提出實例探討。對於各項關鍵指標之探討後提出,流域未來應加強自然環境之保育、限制都市地區過度開發、提出以流域為尺度的組織制度與區域規劃策略、平衡城鄉資源分配不均之問題,且不斷的對於流域地區進行氣候、水文、防救災之研究與調查等政策建議,作為未來因應更加劇烈環境變遷下,流域地區回復力提升之政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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