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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社群、展覽空間與國家-1980年代後，台北

2016年，臺北市積極以「世界設計之都」之名，作為城市發展的戰略主軸，期望透過創意及美學，促成城市的空間改造與都市競爭力的提升。過程當中，藉由各式空間安排的美學展演、以及與藝術人才或社群的互動結盟，被政府視為重要的發展策略。顯然，展覽空間及其背後綿密的藝術社群網絡，已經成為政府強化領域競爭力的重要資源。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政府、展覽空間、與藝術社群之間，始終存在著和諧的接合關係？ 事實上，1980年代臺北市立美術館設置的意義，在於國家企圖透過展覽空間，加強城市的文化建設；1990年代，受到當代藝術潮流的影響，由藝術社群自發組成的替代空間，成為當時臺北市新興的藝術地景，並且某程度與官方主導的展覽空間，形成區隔。有趣的是，這些基於不同時代背景所出現的展覽空間，正巧妙地並置於當前的都市中。然而，在這些並置的展覽空間背後，意味著國家與藝術社群之間，關係的如何改變？ 本研究因此透過展覽空間的時空演進觀察，藉由Bourdieu的Habitus（慣習）、Cultural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e Field（文化場域）的理論概念，探討藝術社群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改變。 研究發現，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1）受到Richard Florida、Charles Landry等國際專家的創意城市倡議影響，台北市出現各式各樣的展覽空間，除了由政府主導的美術館外，相繼出現替代空間、複合式空間、文創園區等不同類型的展覽空間，並且並置於當前的都市地景當中。（2）隨著當代藝術的國際潮流，展覽空間內容從傳統平面漸漸轉向多元複合的媒材，展覽的形式也從單純的展覽轉向策展人主題式的策展，因此也帶動藝術社群內部的流動；同時，隨著都市發展，展覽空間更從政治意識宣揚的空間轉變成產業推動與連結藝術社群的平台。（3）展覽空間轉型提供藝術社群更多元展覽機會，以往由國家賦予藝術社群文化資本，現在轉為國家企圖連結藝術家背後的藝術社群強化都市行銷與外交。隨著文化資本的轉變，藝術社群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漸漸從80年代的對抗對立外，產生一些連結互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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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車道劃設問題之探討

本研究假設在兩車道下，設定三種汽機車車道劃設方式：（一）專用道，汽車僅能行駛左側車道，機車僅能行駛右側車道；（二）部分專用道，汽車可行駛左側與右側車道，機車僅能行駛右側車道，與汽車形成混合車流；（三）混合車道，汽車與機車皆可行駛於兩車道，兩車道皆為混合車流。藉由計算整體使用者均衡與社會最適化兩種情況，以了解在何種情境可得最大之社會淨效益，並使用台北-板橋運輸走廊之旅次資料進行案例分析，最後並進行敏感度分析。 整體而言，在使用者均衡時，情境三之社會淨效益最大、汽車淨效益於情境二最大而機車淨效益於情境一最大；於社會最適化時，情境一之社會淨效益與機車淨效益皆最大，汽車淨效益則於情境三最大。 各情境由使用者均衡改為社會最適化均可增加社會淨效益，由案例分析得情境一可增加21%、情境二可增加17%而情境三可增加15%之社會淨效益，故專用道並課徵外部性稅時之社會最適情況增加之總淨效益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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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推動成效評估方法之探討-以新北市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為例

近年來各國政府積極推動防災社區，強調由社區民眾的互動參與，期將防災觀念深耕至社區基層，達到全民防災之目的。我國防災社區亦推動一段時日，透過由上而下的計畫指導，投入經費、人才或是災害風險資訊等資源，希望能夠達成政策計畫上的多目標要求。然而，對於防災社區計畫執行後實質評估成效之方式或是「投入」與「產出」的效益分析的評估方式，尚待進一步探討，故本研究先討論防災社區推動成效的評估準則，選定較早推行且較具規模的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並以易受土石流災害威脅的新北市地區，共47個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成效評估分析。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回顧與模糊德爾菲法，篩選出適宜之防災社區評估項目，再利用問卷設計，於社區進行問卷調查作為各評估項目資料蒐集，最後則以資料包絡分析法與TOPSIS法進行實證分析，評估其新北市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之實際成效，並進一步分析比較兩方法論的應用。 由研究結果可得知，在投入項/成本準則中的關鍵評估準則包括：災害防救教育訓練與課程、防災資訊、政府補助、成立防救災應變組織以及專業團隊輔助；產出項/效益準則中的關鍵評估準則則包括：強化社區防救災能力、建立自主推動能力。而於資料包絡分析法與TOPSIS法的實證研究中，有效率且表現為優良的防災社區，多數於「自主舉辦防救災活動之次數」、「自主舉辦防救災活動之參與人數」以及「與相關團隊繼續合作」有較顯著的表現。而進一步比較資料包絡分析法與TOPSIS法，發現此兩種績效評估方法對於評估準則的權重設定不同，而使得結果相異，未來相關單位對於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欲進行績效評估時，需注意這些會影響結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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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區域生產力差異之研究-從聚集經濟之觀點

為探討中國區域生產力不均的現象，本研究將從聚集經濟的觀點，驗證經濟活動於地理空間的聚集程度是否會影響區域生產力，並且導致區域生產力的差異。因此將分析中國273個城市在2004年至2013年間的資料，運用Ciccone and Hall (1996)和Ciccone (2002)的理論模型進行實證，估計就業密度對於生產力的影響。 首先，我們運用橫斷面的空間迴歸模型分析，發現2004年至2013年的就業密度對於生產力的彈性為0.2735至0.3755,表示當就業密度增加一倍時，生產力會提高27.35%至37.55%。第二個則運用縱橫資料模型進行實證，並且加入工具變數以解決內生性的問題。結果顯示，就業密度對於生產力的彈性為0.2607表示當就業密度增加一倍時，生產力會提高26.07%。 實證結果都呈現出顯著的聚集效果，並且發現生產力在空間中的差異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由於就業密度在各地區的差異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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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中的「中國」設計景-以上海同濟規劃院城市規畫設計者為例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各方面均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下，城市規劃的角色及功能也逐漸受到重視。當中，中國上海的同濟規劃院是最為成功及活耀的品牌之一。本文試圖在西方學者Julier(2005)所提出的設計景的研究架構包含：生產場域、消費場域及表演場域，分析由同濟規劃設計者所形成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景的運作方式及特殊性。據此，以設計景中的主體-設計生產者為中心，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一) 在同濟城市規劃設計景中，影響規劃專業者為主體的生產場域構成的關鍵因素(key factors)和特殊性為何？(二) 在同濟城市規劃設計景中，提供規劃專業者進行城市舞台演出的驅動因素是甚麼？以及隱含的問題為何？(三) 在同濟城市規劃設計景中，消費場域的形成轉變與規劃設計者如何進行自身品牌的維繫？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中案例分析的方式進行深入研究，分別透過文本分析、深度訪談與觀察法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研究發現如下：(一) 有別於西方設計景構築於市場開放、強調多元競爭的社會中，同濟城市規劃設計景在1978年市場走向自由化，既有制度鬆綁、重建的進程中，同濟規劃專業者同時作為協助政府治理性建構的專家及市場中的玩家角色，設計景的雛形才開始出現。(二) 受到市場開放後現代化論述的影響，後社會主義企業型地方政府紛紛以土地開作為資本積累的手段，城市規劃者透過知識技術工具的獨佔優勢，穿梭在一線、二三線城市中以城市規劃作品作為現代化轉譯的工具、權力象徵的展現，使得設計景更加成熟及規模化。(三) 在市場逐漸成熟、規範化以及中國不對稱分權特色的消費場域轉變中，同濟規劃專業者面 臨專家地位的優勢消失，既有設計景需透過知識再學習及本土優勢的發揮暫時性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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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產網絡下一場游牧式的遊戲？－以策略共伴談印尼的紡織產業升級

全球生產網絡理論能夠將不同空間尺度的行動者結合，透過策略共伴的概念，理解動態的產業發展歷程，並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的可能性。 　　在全球生產網絡理論的架構下，本研究依循紡織成衣業空間移轉的脈絡，選擇印尼作為研究對象，針對自1980年代發展起的印尼紡織成衣業提出以下兩個發問： 1.尼的紡織成衣業是否有升級？呈現的是什麼樣的升級？ 2.印尼的紡織成衣業如何升級？ 　　研究結果顯示，受龐大內需市場影響，印尼紡織成衣業的升級以品牌升級為主，又可以分為第一階段的廠商自有品牌升級；與第二階段的設計師品牌升級。而在升級的歷程中，受政治因素的影響，民間力量先於政府政策，政府的策略共伴政策直至2000年末政權移轉後才積極介入。而目前擬定的升級策略主要是以市場換就業機會，以及以市場換品牌設計與經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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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經濟、都市性格與純正性的變遷：赤峰街個案研究

都市經濟隨著邁入後福特主義產生再結構的現象，有別以往大量生產、製造的工業化模式，開始轉而強調文化、創意的發展取向。經濟結構的轉型伴隨都市的再結構，晚近主流文獻探討都市轉變的現象，多將之視為仕紳化的政治經濟過程。然而，仕紳化的研究容易忽略了特定文化脈絡及隱藏的社會網絡關係。因此，本研究將以都市性格(urbanity)及純正性(authenticity)的角度探究都市發展的變遷。討論於文化經濟來臨後，既有產業活動、人際網絡、都市實質地景等元素如何受到影響，及其原有的都市性格及純正性產生何種轉變。此外，同時加入政府及虛擬空間的角色進行討論，試圖分析兩者對於都市性格的形塑與純正性的建構。 本研究藉由質性研究之方式，以赤峰街為個案對象，探討其在文化經濟時代下，都市性格與純正性的變遷。赤峰街基於原有之發展背景、經濟活動及空間地景，其都市性格呈現老臺北的純正性。於經濟結構轉型的現今，文化經濟的元素進入後，赤峰街的都市特質已然產生轉變。但是這樣的變化並非代表原有純正性的消失，而是新的純正性正在形成。赤峰街正在面臨新、舊純正性磨合的變動過程之中，透過實質地景、產業活動、人際網絡的觀察，歸納赤峰街的都市性格及新純正性之展現。 經由田野調查與資料收集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發現：在文化經濟時代來臨，都市轉變的過程中，不同於歐美都市經驗的仕紳化現象，赤峰街所呈現的是都市性格由純正老臺北過渡為新純正。而這樣的轉變是基於其既有發展脈絡所衍生的人際網絡，與相對隱晦的政府角色，加上虛擬空間所共同形構而成。綿密的鄰里關係幫助文化經濟元素的進入與磨合更為順利，政府非主導性的擾動使其能有機、自然發展，最後虛擬空間體現大眾對於都市美好生活的想像降低新元素與社區之間的衝突。除此之外，由於臺灣不動產產權持有觀念的特殊性，以及土地使用混合、郊區化相對不明顯的都市結構，讓赤峰街再結構的過程有不同故事。都市中心的資產階級不易被取代與排除，互動良好的人際網絡使新產業得以融入，最後不同於仕紳化從都市性格的角度看見立基於舊的純正性積累成新純正性。然而，在面對新純正性的形成，若新、舊網絡之間沒有接軌、默契沒有形成，新的純正性便難以組成仍可能存在仕紳化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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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投資最佳時機之探討

本研究為探討一條需求持續成長的道路建設之最佳投資時機。由於道路需求持續成長，將使每年之交通流量、使用成本與效益上產生變化，因而有別於以往之研究，於評估投資時機主要以評估年期之總淨效益極大化為目標，淨效益為道路使用者的總效益扣除使用者的總成本與道路投資之成本，而不同年期則經年利率換算為現值計算。 本研究將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建立理論架構之模型，其中，需求成長函數則分別以線性成長及修正指數成長兩種模式，探討政府是否課徵擁擠稅社會淨效益最大的目標下之最佳投資時機，並應用研究模型以實際道路投資案例進行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若投資時間太早，雖可以避免後續擁擠而衍生的使用者成本，但由於投資興建成本太大，使其社會淨效益變小; 而若投資時間太晚，雖可以避免投資興建成本過大的問題，但由於需求旅次增加，道路擁擠，使用者的成本隨之增高，亦造成社會淨效益下降，顯示期間存在ㄧ邊際效益等於邊際成本，而可達到最大社會淨效益之時間點，即為該路段最佳投資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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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音樂時代台北獨立音樂場景與文化中介者

邁入全球化網絡與後工業化時期，城市為彰顯地方特色、建構突出地位與角色，較流行音樂產業更具有濃厚創新特質之當代獨立音樂，進而成為文化經濟重要策略。特別是，伴隨著數位科技蓬勃發展，音樂產業結構性的衝擊，唱片工業繁榮景象不再、家庭錄音室轉為盛行，當代DIY（do-it-yourself）模式興起，造就近十幾年來蓬勃發展的台灣獨立音樂，並且以台北為發展核心。然而，數位音樂時代雖驅動了獨立音樂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卻也經常引發了一個質疑：「地理空間鄰近性」在當代台北獨立音樂場景中不再為獨立音樂發展重要因素？換言之，對於獨立音樂富有濃厚創新與創意氛圍之創作網絡而言，實質都市空間特質為何，台北對於當代獨立音樂發展仍有著怎麼樣的重要性？ 由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數位科技時代下，台北獨立音樂場景之空間意義。經由文獻討論、經驗現象觀察與行動者深度訪談，以獨立音樂創作人、新文化中介者與政府作為台北獨立音樂場景關鍵行動角色進行深度訪談，探究其內多重角色之互動網絡關係；並同時解構數位音樂去中心化下，空間對於當代獨立音樂場景仍為重要之特質。本研究歸結得出三點主要研究發現： 壹、台北獨立音樂場景空間意義：有形與無形空間鄰近性的串連 獨立音樂創作網絡面對面工作慣習、現場演出氛圍的積累回饋、及虛擬平台的消息效應，為數位音樂時代台北獨立音樂場景實體空間不為虛擬空間取代之核心。為了強化認知、組織、社會與制度各面向鄰近性之效益與連結，行動者傾向聚集於特定場域。由此，突顯了當代台北音樂地理實體空間，將為完整台北獨立音樂場景空間特質之核心。 貳、當代獨立音樂場景新文化中介者：具企業家精神獨立音樂人與政府交織 蘊涵於音樂場景的多重行動角色，受全球化與數位時代虛擬空間之興起與運用，不僅獨立音樂人更具有企業家精神特質，政府態度也逐漸轉向積極，在成為當代台北獨立音樂場景關鍵行動者的同時，也藉由不同平台之創設，進一步轉變為新文化中介者，再構場景。 參、當代台北獨立音樂場景：獨立音樂與主流音樂的分野漸進－‘Mindie’的成形 在重構、再構台北獨立音樂場景過程中，行動者所採行之分化策略與補助政策，引發內部市場分眾與外在環境共同影響之獨立音樂質變與混淆現象，並浮現了台北獨立音樂場景‘Mindie’經營模式發展之隱憂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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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影響下農民因應旱災的調適行為研究-以桃園市為例

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由於溫度上升導致全球氣候異常，氣候變遷已嚴重影響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環境。若著眼於我國近代氣候變化趨勢，臺灣未來短時強降雨的頻率上升、連續不降雨日數延長，將考驗我國面對旱、澇的應變能力。而乾旱是影響人類環境甚鉅的氣象災害之一，水稻又為需水量高之糧食作物，若因旱災導致稻米生產異常，將造成我國糧食供給產生疑慮。 故透過保護動機理論，探討農民是否為保障產量而採取調適行為減少損失，個人因應氣候變遷之積極調適行為模型係由保護動機理論延伸而來，說明人類資訊接收、經驗評估及調適行為評估的認知轉化過程，進而決定是否採取相應的調適行為。 故本研究期望透過風險知覺的概念，探討影響農民知覺的關鍵因素，並達成以下目的，一、建構影響農民乾旱風險知覺之架構；二、分析乾旱風險知覺與乾旱調適行為之關聯性；三、了解影響農民採取實際調適行為的關鍵因素。 從二項羅吉特模型與空間線性模型分析結果可知，在調適行為可行性評估與社會經濟因素兩大面向影響較為顯著，說明調適行為效益與自身條件是農民衡量調適行為的重要因素。風險知覺高值聚集於新屋區與楊梅區西側，是北部稻米生產重要地區，農民經驗豐富且清楚災害風險。 依據研究結果，建議可於風險知覺較低的地區，多加宣導未來氣候變遷對農業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並推廣調適行為，使農民瞭解氣候變遷風險及因應措施。輔導農民增進農業栽培管理技術，不僅提升調適行為預期效果，更提升農民採取調適行為之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