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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臺北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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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太平天國運動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棟;但對於從拜上帝教向軍事隊伍轉化此一關鍵點卻鮮有涉足。在起義初期,宗教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何種因素造成了拜上帝教團體由一個宗教組織轉為軍事隊伍,這種轉變又是在什麼力量的推動下最終完成的?這是本文所要探詢的重要問題。 拜上帝教產生於中國封建社會即將落敗、西方資本主義大舉入侵的晚清時期,其產生和發展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原因。中央權威日漸衰落,地方勢力得到發展,尤其在廣西地區,地方政府的衰敗和團練勢力的興起,給拜上帝教的發展提供契機的同時,也隱藏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官場的腐敗和對民間盤剝的加重,導致了洪秀全、馮雲山的廣西傳教和廣西貧困底層群眾的廣泛參與。由於拜上帝教領袖集團的大力傳教和拜上帝教教義自身的特點,拜上帝教在廣西一地迅速發展壯大。由於客觀情勢的發展,清政府和當地團練勢力對拜上帝教的抵制日漸加深,終於導致拜上帝教組織最後的起事,且這場起事的背後,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深層次的心理機制因素。同時,拜上帝教內部也存在著矛盾對立,領袖集團內部的矛盾客觀存在,其理論教義也存在著異化傾向,這都為今後運動的發展埋下了失敗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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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等教育擴張,以量來說,兩性在教育年數方面已達均等,但是大專院校的科系分佈,仍是呈現性別差異。劉正、陳建州(2007)研究顯示,不同層級的大專院校,在科系性別隔離的程度及長期趨勢發展並不相同,這與各層級學校所提供的科系類別以及科系型態的發展有重要關係。然而台灣既有的相關文獻探討很少,針對該議題的瞭解不甚完全。高等教育擴張效應、高等教育中各層級高低、女性參與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學校體制與科系性別隔離程度的變化,彼此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本研究將勾勒出更完整的圖像。 本研究使用「教育部統計資料」,採用1982年至2005年大專各院校畢業人數作為分析資料,得到以下研究結論:(1)將大學區分為技職性大學與學術性大學,並與專科學校、碩士、博士比較,這五種層級的科系性別隔離趨勢均呈現下降的狀態。專科學校、技職性大學與博士的科系性別隔離程度較高,學術性大學與碩士的科系性別隔離程度相對較低。(2)女性參與高等教育的比例是影響科系性別隔離程度變化的關鍵因素,大致上兩者為負相關,當女性比例減少,隔離會上升;女性比例增加,隔離會下降,但是最後會呈現曲線關係,女性比例增加幅度太大,隔離反而會上升。且學術取向教育裡的女性比例變化對科系性別隔離程度變化的影響,比技職取向教育要來得高。至於高等教育擴張效應則對科系性別隔離程度變化無顯著影響。(3)以學術性大學來說,1997年後的科系性別隔離程度下降趨緩,是受到女性參與高等教育比例增幅減緩所致,「領域女性化」現象並非後期趨勢停滯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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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社會帶來產業結構及生活方式的改變,使人們容易因社會適應問題產生疏離感(alienation),而宗教信仰以終極關懷的概念提供一套為多數人所接受的意義系統,以達到心靈慰藉的功能。  本文基於對宗教信仰的興趣,想了解台灣民眾的信仰情形,與宗教是否影響我們對周遭環境的感受。因此,提出三點研究目的:一、了解不同信仰類別在宗教態度上的情形。二、了解不同人口變項、宗教信仰變項在疏離感上的情形。三、評估宗教信仰變項對於疏離感的解釋性。  本文以Seeman(1959)提出的疏離感層面,包括:無力感、無意義感、無規範感、自我疏離感為主要探討指標,並以國內學者瞿海源(1988)的研究為對照模型,研究結果發現:宗教態度會增加一些疏離感,但是疏離感也會加強其信仰態度,不過,以疏離感預測宗教態度模型的解釋量較佳。  本文得到結論:(1)宗教信仰對於疏離感是有解釋性的;(2)宗教態度愈強,會影響其疏離感。信仰者從不同的宗教教義去體驗人生道理,無關乎好與不好的問題,筆者認為宗教信仰為人們所建構的社會制度,人們遵從制度約束而維持社會秩序,相對的卻也產生疏離現象,所以,了解信仰對自己的意義,才能在制度的運作下維持個人自由意念,人們在社會中保有其自主性以降低疏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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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樣的背景因素能夠左右人們奉行素食行為與否的傾向?不同的素食傾向會導致出不同的社會意向選擇嗎?不同的素食傾向的影響下,不同的背景變項,能否測量出相異的特出嗜好(比如菸酒檳榔,比如購買彩券,收看競技節目或是算命頻率)。本研究以此探討素食傾向在社會意向及主觀評價的選擇方面是否有差異的現象。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途徑是(一)探討背景變項與素食與否之間的關係。(二)探討背景變項與生活滿意度/社會滿意度/菸酒檳榔嗜好與其他嗜好之間的關係。(三)探討素食與否與與生活滿意度/社會滿意度/菸酒檳榔嗜好與其他嗜好之間的關係。以問卷調查法成功回收基隆市374份問卷,以背景變項與素食傾向對於社會意向與特殊嗜好進行差異分析,再針對素食傾向對於社會意向與特殊嗜好進行單因子變異數的差異分析,再進行素食傾向與各單一的背景變項對於社會意向與特殊嗜好進行雙因子變異數的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基隆市民的素食傾向回答幾乎不吃素者佔六成(60.7%),再來是特定日素食者(12.9%),經常素食者(11.7%),一餐素者(9.2%),全素者(5.8%)。. 背景變項的素食傾向發現,年長者,女性,已婚者,信仰佛道教者,大陸各省市與台灣閩南人以及學歷較低者,具有較高的素食傾向。在社會意向差異方面,素食傾向對於社會滿意度與生活滿意度的分析沒有顯著差異。吃素的傾向愈高者,對於菸酒檳榔的嗜好度愈低。在購買彩券頻率方面,顯示特定日素食者相對於幾乎不吃素的群體有顯著較高的購買彩券的頻率。全素者收看競技節目的頻率度要低於一餐素、特定日素以及經常素這三個群體。素食傾向合併單一的性別變項後的雙因子分析後發現,素食與性別的合併變項對於菸酒檳榔嗜好度與收看競技節目頻率有顯著的差異。發現素食傾向對於男性有素食傾向程度愈高者,則菸酒檳榔嗜好度以及收看競技節目都愈低,素食傾向對女性則無類似顯著的差異。素食傾向合併宗教信仰的雙因子分析後發現,對於購買彩券頻率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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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西方,臺灣新生兒性別比嚴重失衡,男孩偏好(boy preference)情形顯著,在臺灣重視家族觀念及孝道觀的文化背景下,子女性別成為婚姻關係中重要的議題,然而針對子女性別進行婚姻滿意度、婚姻衝突的研究卻付之闕如。本研究系採用中央研究院2006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第二次「家庭組」問卷資料,並參考中西方文獻以探討子女性別與婚姻滿意度、婚姻衝突的關係。首先探討子女性別、受訪者性別與婚姻滿意度、婚姻衝突的關係,接著納入個人背景因素及家庭因素進行討論。 結果顯示,與男性擁有全為女孩者相比,女性擁有全為男孩者婚姻滿意度較高;在受訪者性別上,與男性相比,女性的婚姻滿意度較低且婚姻衝突的頻率較高;與全為女孩者相比,家中有男女孩兩個子女性別者,無論女孩多男孩,或男孩多於女孩,其婚姻衝突的頻率較低。 在個人背景與家庭因素中,世代、結婚年齡與受訪者的婚姻滿意度呈現相關;教育程度、受訪者年齡與婚姻衝突達顯著,而受訪者族群、夫妻認識方式、家庭生命週期、為了傳宗接代,至少生一個男孩的想法與婚姻滿意度、婚姻衝突未達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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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2001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二次家庭組問卷資料進行分析,探討社會整合狀況(social integration)和親密關係支持(intimacy support )對臺灣地區民眾心理衛生(mental health)的影響,並比較這兩種重要變項間的差異情形,據以檢視社會整合理論和親密關係理論。 在控制個人背景變項之後,OLS迴歸分析發現社會整合狀況中僅以就業狀況的影響力最穩定,婚姻狀況和居住模式之同住人數及同住已婚人數則因不同心理衛生層面而定,至於宗教信仰和居住模式中同住有工作收入人數及同住成年人數在本研究中則不顯著。親密關係支持中,除了家人關心偶有不顯著之外,其餘的親密關係(親戚和朋友關心)支持都與個人心理衛生各層面呈現顯著正相關。 本研究結論為:親密關係支持對個人心理衛生的影響大於社會整合狀況。 最後針對本研究結果進行歸納,對理論意涵加以回應,並對未來研究方向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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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立基於自身所處代課教師的結構中,通過代課教師「準局外人」的角色,對於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所面對的困境進行研究。以激進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女性主義的觀點,藉由質性的深度訪談法進行十八個訪談對象。研究發現受訪代課教師普遍認為國內的性別平等是不足夠的,但逐漸在進步中。主要困境:一、思想:主流思想仍不積極、主動的探討性別平等議題。二、社會期待:社會性別刻板印象仍深。性別角色的傳統期待仍相當程度的影響性別,特別是女性的行為表現。三、結構、主體:女性仍然是從屬的角色,但有改觀。四、日常生活:生活中還是有物化女性。學校體系中的性別平等狀況仍然不佳,但有進步。主要困境在於整體社會制度與文化價值仍然不利女性、學校受到既有社會框架與實際資源的影響以及教師受限既有結構限制下自我期待與家務照顧等因素,使得學校性別平等教育推動形式化。在師生互動的部份則呈現出既有性別角色仍然與傳統性別期待相似,但也有轉變,不同的性別行為越界,趨向中性化。教師在對待不同性別的學生也呈現出性別考量有無的性別平權意識。本研究認為性別平等教育受到傳統社會文化結構、學校與教師個人因素影響,因此通過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在師資培育與教師在職課程的實施可以改變既有的性別刻板意識以重建女性主義觀點審視下的性別價值,朝向多元文化價值的性別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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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吳齊殷教授所主持的「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型」第五年(2001年)的計畫資料數據作分析,研究對象為台北市高中二年級學生。本文主要探討家庭教養行為(包括父母監控與一致教養)與社區鄰里關係(集體效能)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直接影響,以及透過自我概念所可能產生之間接影響。從二元邏輯迴歸分析中發現:父母監控對青少年偏差行為達統計顯著之直接影響,而家庭教養行為兩變項皆可以透過自我概念達到間接影響;社區鄰里關係的部分,鄰居間集體效能的提高將可以負向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並可以透過自我概念進而對偏差行為達到統計顯著影響。整體來說,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時,除了教養行為外,也應考慮社區鄰里關係,以及自我概念的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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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質性深度訪談法,針對宜蘭和台北地區,不論是否參加過合會的男女進行訪談,想了解不同世代、城鄉、階層、性別,參與合會的差異。 研究敘述合會的生命歷程,從跟會動機,包括經濟和社會因素,到發展出不同的跟會策略,及最後面臨倒會,非訟的處理模式。 過去因一般民眾和正式金融機構借貸不便,地下金融工具──合會因而盛行,隨著政府開放小額信貸及多元投資管道,衝擊到合會的生態,使得合會經濟利益慢慢消逝,現在的年輕人較不願意跟會,但其存在的社會意義,在人情、互助、認同、信任更是被彰顯。再深入看合會,到現在主要以女性為主,不論是資訊傳遞或細節操作上,而男性則是掛名非實際參與的較多。合會尤其存在於正式金融體制相對弱勢的階層中,較低階層的民眾得以透過合會,將其豐沛的社會資本轉換成經濟資本,尤其是女性或是鄉下地區的民眾,反倒是社經地位較高的民眾,為了名譽,未必會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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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中研院「2005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利用迴歸分析,藉此探討新階級之工作價值觀。新階級,亦稱為「新中產階級」,在後工業社會中是擁有專業能力者。本研究利用職業地位與資本擁有情況來去測量新階級。經由階級結構、教育程度、個人收入等自變項,及年齡、性別、個人特質、工作場域等控制變項,與各工作價值觀之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新階級除了在專業技術上的優勢外,更是屬於教育程度高、收入高,且在年齡上較為年輕者。整體而言,新階級相較於勞工階級有較大的工作自主性,較不認為賺錢為工作的主要目的,整體工作滿意度高,並且比較不宿命。 此外,研究顯示,在「是否重視價值性看法」、「一個人是否努力就會成功」、「工作公平合理」等想法上,原本顯著的部份,因為加入了教育程度或個人收入後,新階級與勞工階級的差異就失去顯著性了,反倒是教育程度影響了工作價值觀。 本文認為專業的職業地位並非是一個人在價值養成的重要部份,目前的工作地位影響的只是人們對於工作的滿意狀況,或是對自身工作能力的看法。但是,在工作價值看法、以及社會流動的看法上,教育程度反而是最重要的因素。這代表教育對於個人的價值養成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同樣的,專業地位也不會讓人們對於工作公平性有較正面的看法,反倒是個人收入越高者對於工作公平性看法較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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