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臺北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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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是從社會學的觀點，探討父母提供的家庭資源對於藝術學校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研究資料採用自製問卷，以全臺灣目前在高中職階段純粹的藝術學校學生為對象，共取得有效樣本575份。並以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面向來探討學生在校學科及術科的成績表現。 本研究透過多元迴歸分析發現，父母家庭社經地位及文化資本對於子女學業成就有面向上的不同影響，且影響有限；家庭外社會資本則完全沒有影響。家庭內社會資本對於子女學業成就影響則較顯著，尤其是在教育期待與教育協助上有顯著的影響，教育期待中以母親對子女的期待較有影響，但為負面的作用，而子女的自我期待則發揮了較正面的影響。教育協助則以支援補習較有影響。但上述的影響在子女的學業成就區分為學科及術科兩部份時，有截然不同的差異。 整體而言，本研究以藝術學校為研究對象，看到不同於以往傳統中等學校的面向，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提供未來欲往藝術教育方向的研究者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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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北藍『南綠』」始終是學界、媒體與社會不斷討論的議題，濁水溪以南是民進黨或綠營票倉幾乎已成共識。然而，「南綠」政治版圖一詞其實隱含了臺灣南部地區「傳統上」即是綠營票倉的刻板印象，或誤解。過往的討論亦常常不自覺地混淆綠營北部得票率與藍營南部得票率這兩組參照對象。本文實證研究便指出，濁水溪以南並非綠營傳統票倉。若以北部地區為比較對象，「南綠」出現在1986年至1989年兩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間；此外，2000年總統大選、2001年後，綠營在濁水溪以南得票方持續領先藍營。經驗分析則發現，綠營族群動員訴求、1987年的解嚴、臺灣南北本省閩南人口比例的差距和脈絡效果乃是1986至1989年間，綠營南部票倉出現的原因。 其次，若聚焦層級較低、規模較小選舉，如縣市議員與鄉鎮市長，研究發現，至少自1998年起，綠營在濁水溪以南得票率便高過北部地區，南、北相比之下，「南綠」票倉確實存在，不過，若以藍營濁水溪以南得票率為比較對象，聲稱南部是綠營票倉，似乎言之過早。 再者，本文發現，綠營在不同層級或規模選舉間存有明顯得票差距，不少在高層級選舉支持綠營選民於基層選戰反倒轉而投予非綠營候選人，出現分裂投票行為。經驗研究指出，地方政治中的人際關係網絡或許是泛綠陣營得票差距，以及部分選民分裂投票之成因，不過，仍須進一步的直接證據支撐本文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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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青少年打工對偏差行為之影響，並探討加入「個人因素」以及「家庭因素」後對結果是否仍造成差異。「個人因素」包括性別、居住區域、學校類別以及人格特質等。「家庭因素」包括父母婚姻、單親或分居、是否與父母同住、家庭經濟、零用錢、父母管教、親子關係等。 研究對象採自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資料庫資料，以分層的多階層叢集抽樣方式調查台北縣市及宜蘭縣國三(J3)的學生樣本在高二(w3)時所作之追蹤調查資料。並建立三組模型進行邏輯式迴歸分析，模型一探討對偏差行為(抽煙、喝酒、滋事、逃家、翹課、打架及藥物使用)之影響；模型二探討對抽菸喝酒之影響；模型三分析其餘問題行為包括逃家、滋事、翹課、打架等之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打工經驗、性別以及學校種類對青少年偏差行為有極顯著影響。有打工者經驗、男性、就讀專科及高職之青少年有明顯偏高的偏差行為發生率。另外與父親關係以及母親管教態度等也會影響其偏差行為。本研究據此提出對青少年、學校、家庭、政府以及未來後續研究之建議。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對打工青少年雖至為重要，但在現今國內鮮少有人加以研究，本研究希望能盡一棉薄之力，同時喚起大眾對打工青少年更深層的關心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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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變遷中，家庭結構的改變，單親家庭是成長最快速的家庭類型。女性單親家庭的經濟劣勢，一直是關注的焦點。相較於男性單親家庭，父親角色的被重視是近年來才有的趨勢。男性和女性在社會中賦予的角色期待迥異，社會期待父親是擔任養家者（provider）的角色。然而單親事件後，除了必須擔負養家者工具性角色還必須承擔情感性的角色，單親父親如何面對不同的單親問題，又如何呈現親職內涵？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深入訪談十位單親父親，以受訪者的有無原生家庭支援（或是女性她者）及社經地位，分類為以下四類：「白領-她者協助」、「藍領-她者協助」「白領-無她者協助」「藍領-無她者協助」。單親父親因社經地位、有無女性她者的協助且在各種的因素交雜之下產生不同的型態，這些適應型態就會在「單親父親之工作、家務及社會人際網絡」「單親父親之親孩關係」「單親父親之情感與『父兼母職』看法」「單親父親之求助」出現顯著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面向中的差異在單親父親經歷單親事件後會因男子氣概是否有所撼動，導致形成偏向父權維持傳統型的單親父親，或是轉型逐漸涉入部分親職亦或是甚至成為一個參與型的單親父親，使其在親職品質上有不同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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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生活品質的改善，在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中，「饑荒」已然不復見，不過也因為現代人生活型態和飲食習慣的改變，使得「肥胖」成為新一代的社會問題，而在台灣兒童及青少年過重及肥胖問題也有日俱增的趨勢。肥胖不但會造成兒童、青少年及成人在生理上不好的影響，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肥胖可能也會影響一個人的心理健康及社會關係。在一些文獻中還指出，肥胖者在學習中容易取得不好的學業成績且較不容易上大學，而在出社會後，肥胖對於地位取得也有不好的影響，肥胖者在社會中不易取得好的位置，通常擁有不好的社會發展，所以本研究欲探討在台灣青少年體型是否對其學業成就有所影響。 本研究使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進行分析，來探討在青少年時期(高中職、五專階段)的體型對學業成績是否有影響，以及其中的影響機制。分析結果顯示：(1)肥胖對於學業成就有負面的影響，肥胖的女生和男生在學業成就上都有較差的表現，肥胖的影響力並無性別差異；(2)以女生來說，肥胖會透過家庭因素和學校因素對成績產生影響，而對於男生來說，除了自制力和家長教育投資外，其他皆不是肥胖影響學業成就的中介變項，顯示肥胖影響機制有性別差異，肥胖女生在家中和學校可能受到更多的歧視，而使她們有不好的學業成就；(3)肥胖的影響力有隨時間增強的傾向，說明現代社會對體型的要求更加嚴格，再加上台灣社會的特殊風潮，可能使肥胖者在社會環境中受到的歧視增加了，而影響他們在學業上的表現；(4)過瘦對學業成就的影響雖然看似負面，不過在研究中表現出不穩定的狀況，可能是因為社會對於體型的不同要求隨著時間有所變動，而導致在不同時期過瘦可能對男生或女生有不同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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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高等教育體制大幅擴充、失業率高漲以及勞動市場職缺逐漸緊縮的脈絡之下，探討這群剛畢業、工作經歷較少或甚至沒有任何工作經歷的大學應屆畢業生，他們在踏入職場的求職歷程中，透過人力資本的累積以及社會網絡關係的運用，是否能對其求職及初職聲望造成顯著影響？而二者的影響，以何者較為顯著？並比較一般大學和技職體系大學畢業生之間的差異。 故本研究以「畢業即就業」的「全職工作者」為研究對象，從經濟學的「人力資本」及社會學的「社會網絡關係」等角度切入，企圖探究學生在校期間所累積的各項人力資本，例如：主修科系、證照取得及打工經驗等，對於日後踏入勞動市場的職業聲望有何提升之效？並瞭解大學畢業生獲得現職工作所運用的各類求職管道分佈情形以及在多元化的求職管道中，何者對提高大學畢業生之職業聲望較有助益？透過社會網絡關係的「非正式管道」就業和透過各類「正式管道」就業，何者是大學畢業生能獲取工作的有效管道？ 本研究發現：象徵人力資本的「求學歷程」比「社會網絡關係」對畢業生初職取得產生更深遠的影響，而畢業生的主修科系對其初職聲望扮演重要的角色、取得國家考試證照有助於提升個人初職聲望、家教及實習經驗對於一般大學畢業生之初職聲望有加分的效果、透過「正式管道」求職較透過「非正式管道」求職者，更有助於提升其職業聲望，至於弱聯繫的假說，則無法在本研究中得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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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制度性宗教，其信徒相較於其他信仰者較不易有信仰跨界的現象，但此現象僅發現於基督宗教徒中，佛教雖為制度性宗教，但其信徒之信仰跨界程度明顯高於基督宗教徒。源自於中國傳統之擴散性宗教(民間信仰、道教)或與中國文化有高度內在親和性之佛教，其信徒相較於基督宗教徒都有更高的信仰跨界傾向。 世俗化理論對於解釋個人信仰跨界現象有顯著的影響，但其效果卻不如研究假設所預期般，對個人信仰跨界有正向加強的效果，反而是呈現一股反向的作用力。研究結果顯示：教育年數提高使個人更不會在信仰上有所跨界，也就是隨著個人理性思維提升而更懂得自身信仰界線何在，而更不會在精神世界上允許信仰跨界這種矛盾現象，這點和Weber所提出之個人之理性化與現代化，會促使人們追求信仰上的首尾一貫看法一致。 個人世俗化程度對於信仰跨界之影響，相較於個人中國宗教文化傳統程度，是呈現相反但同樣顯著之效果，其中又以教育年數的效果尤為顯著。現代教育就某些程度來說，自五四以來便意味著與傳統價值體系對立，但這並不代表世俗化與中國宗教文化傳統之影響不能同時並存。本文在控制世俗化效果後，發現個人中國宗教文化傳統程度仍是會加強個人信仰跨界之傾向，並且不會降低世俗化程度對於信仰跨界之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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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為TEPS）第一波老師與學生之問卷資料（限制使用版）做為研究樣本，探討家庭因素與學校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並檢視男、女國中生之偏差行為有何差異。以多元迴歸的分析法中，發現不同性別中，「喜歡學校的程度」、「師生互動」、「對於課業重視程度」和「負向朋友類型」均對偏差行為的產生發揮影響力，其它如「學期中與父母同住」、「與父親相處融洽程度」、「老師性別與教育類別」、「對於學生學習之要求」、「一週的讀書時間」、「正向朋友類型」對偏差行為之影響，則依不同性別而有差異。本研究發現，學校因素與家庭因素會影響國中生的偏差行為，但學校因素較為重要，因為學校是扮演國中生避免偏差行為的重要支持力量來源之一，特別是學校教師對學生的關懷及行為變化的敏銳觀察，如能即時予以介入關心及導正，則國中生偏差行為應該可以適度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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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期能從此瞭解臺灣大專校院推廣教育組織發展歷程、教育政策與組織發展之關係，並為臺灣推廣教育組織的發展脈絡提供記錄。本研究將大專校院設置推廣教育視為一有機體，由組織生態學和制度論出發，結合組織生命週期與設置的機構組織。 以C大學推廣教育為例，描述設立起始，科技應用大量引入校園，資通訊技術的發展迅速且完整落實於數位校園的建置，在合於政府政策法規之下，變革為資訊化網絡式組織，導入異業經營模式，平衡市場導向與服務導向，重視教育服務業所代表的社會期待。爭取舉辦研討會及大型論壇、開放參訪行動並儀式化標竿組織形象，成立協會組織與大專校院推廣教育組織間策略聯盟，以理性思維進行決策，運用集體的力量，創造制度性公共財等的組織發展過程。 從過程中，找出適用於C大學推廣教育在1971年至2010年間影響其的外在環境構面因素：政策法規、人口結構、資通訊技術及競爭合作，成為全臺灣開課數與學員人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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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新北市某國中為研究對象，以問卷施測的方式探討國中生使用與參與社群網站的過程中，對於自我概念以及人際關係的影響。問卷發放320份，回收318份，剔除無效問卷以及未使用者，取得有效問卷209份。分析回收的有效問卷之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以及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處理，所獲得的結果如下： 1.男生每天上網時間比女生來的多，年級則無差異。 2.在Facebook的使用頻率上以一星期以上使用一次者最多，其次是每天使用者；平均每天使用時間來看，以每天一小時以下者最多；最常使用功能則為娛樂功能；最多使用動機為娛樂動機。 3.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在性別及年級上，在Facebook的使用動機、使用頻率以及每天使用時間沒有差異；但使用功能中個人資料功能則在年級上呈現差異情形。 4.在相關分析上，發現使用動機和人際關係以及自我概念呈現相關；在使用行為上，每天平均使用時間和同儕人際呈現正相關；而使用功能中只有資訊分享功能和父母人際呈現正相關。 5.迴歸分析人際關係的影響因素，發現國中生的父母人際和每天使用時間呈現負向關係；同儕人際關係則和性別、使用動機中的自我動機和每天平均使用時間有關。 6.迴歸分析自我概念的影響因素，發現國中生的生理自我和性別、使用動機中的人際動機有相關；社會自我也和人際動機呈現相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