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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原住民族的貧窮探討

本研究為了解青年原住民族貧窮的成因，採中央研究院2007「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調查研究」資料庫，以18-29歲青年原住民背景資料、個人資本、家庭結構等為自變項，工作狀況及工作滿意度為中介變項，及是否貧窮為依變項，透過邏輯迴歸分析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研究發現，本研究發現，性別、年齡、工作滿意度會直接影響工作狀況。而年齡、子女數、工作狀況會直接影響家庭貧窮與否。而性別、年齡、工作滿意度會通過工作狀況間接影響家庭貧窮與否。本研究亦發現工作狀況對家庭貧窮有直接的影響。此外，本研究將父母族系作為背景因素的自變項之一，經過統計分析發現父母族別、家庭形態對於工作狀況或是否貧窮均無顯著影響，其政策意涵為，無論原住民青年出身是單親家庭還是雙親家庭，對貧窮並無顯著的影響，對於原住民青年擬定就業輔助政策，宣導層面可以強調家庭形態對是否找到工作，是否貧窮沒有任何顯著的影響，更不用說是決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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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工作貧窮者-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例

在臺灣有關工作貧窮的研究大多以一般人作為研究對象，針對原住民工作貧窮的研究並不多見。因此本文把焦點放在原住民工作貧窮研究上，希望對弱勢族群的工作貧窮有進一步的瞭解。 本研究採用中研院2007年「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調查研究」資料庫，以受訪者背景資料、個人資本、家庭結構為自變項，受訪者工作狀況為中介變項，是否貧窮為依變項，分析原住民工作貧窮者的特質及其貧窮成因。 研究發現，原住民的身份別、教育程度、心理健康、身體健康會直接影響工作狀況。而居住地、教育程度、家中是否多子女、家中是否有3歲以下人口等因素直接影響原住民工作貧窮。而身份別、教育程度也會通過工作狀況影響原住民的工作貧窮。本研究亦發現工作狀況是原住民工作貧窮的重要因素，原住民非典型工作者陷入貧窮的風險遠遠高於典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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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外不是人： 障礙學生的融合及排除就學經驗

近年來台灣隔離式特教學校和融合教育的身心障礙學生進入大學的人數不斷上升。過去對隔離式教育與融合教育的爭辯，多引用國外的概念，很少實質檢視兩者的差異以及對進入大學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以障礙學生的角度與實際經驗來討論不同體系產生的障礙認同如何影響身心障礙學生的大學經驗。 透過深度訪談12位曾念過特殊教育學校、機構或特殊教育班等隔離式教育肢體障礙學生，以及13位一直在融合教育中接受教育的肢體障礙學生。我們發現障礙學生們進入大學後都面臨環境障礙和學習問題。但隔離式教育的學生對自我需求較了解，而且有障礙同儕的網絡知道資源的資訊。不過隔離式教育的障礙學生因過去的學習內容較融合教育學生少，進入大學後發現跟不上學習的情況。融合教育的障礙學生努力符合不合適自己的主流標準或放棄使自己沒有完整的認同。融合教育下的障礙學生缺乏制度的支持，主要支持仍來自家庭。當沒有支持時，他們在大學生活中避面麻煩而減少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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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吃西餐有錯嗎？─分析台灣人的愛情「預設值」現象

「伴侶與配偶的選擇是一件個人的私事」，曾聽過有人用這句話來形容挑選另一半之行徑，然而，本研究則試圖透過學術分析的視角，證明即使是私領域的事情，也會被社會所影響，甚至彼此互相牽引。 　　本文以Durkheim的分類(classification)與社會規範(social norms)等概念為基礎，並延伸至Brekhus針對社會標誌論─受標誌的(marked)與未受標誌的(unmarked)之論述，並將後者視作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選配中「預設值」的基礎（被視為理所當然）。 　　另，加入社會包容與排除(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婚姻斜坡中的上嫁下娶、種族的階層化、大眾傳媒的框架應用等理論概念，並以洋男台女作為受標誌的例子，突顯台灣人在看似鼓勵「自由戀愛」與嚮往「浪漫愛情」的表象下，其實選配過程中存在著配對預設值(default)─未受標誌的台男台女之篩選機制(filter mechanisms)與刻板印象(stereotype)。 　　承上，我們所處的社會，並對受標誌者過度關注且較不友善，甚至容易簡化並貼上具備汙名性質的標籤。此部分則應用Goffman針對污名的論述，以PTT上CCR板的發文與回應，作為主要的研究資料，並蒐集網路新聞文章輔助說明。並採取文本分析方式予以探討。 　　根據研究發現，前述假設─台灣人在選配方面存有預設值為真，當事人不僅意識到自己的不同與壓力，產生相應的情緒與行為，同時亦感受到外界對其不成比例地放大檢視，並從洋男台女的論述觀察到，她們認為自己雖然吃「西餐」，但與「西餐」者有所不同，兩者不可相提並論。並將CCR板作為內團體結盟藉以取暖、宣洩、分享、取經與汙名之策略。 　　又，上述區分預設值與非預設值，具有階層化的劃界工作(hierarchical boundary work)之特性，且這樣的分類劃界方式，並非固定不變、是變動的，此一論點可從第三個問題─時間上的動態變化：洋男台女「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從未婚進入到已婚身分時，加諸其身上之污名反倒消失無蹤得到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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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成功歸因與社會衝突知覺之關聯

本研究以2009中研院「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第五次-社會不平等」的訪問資料為研究問卷，調查受訪者個人主觀認為社會中是否存在衝突（包含富人與窮人、勞動與中產、主管與員工、頂層及底層等面向），並結合個人的成功歸因，與相對剝奪感等多種變項交互分析探討。 本研究將背景因素列為控制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職業、族群、居住地及主觀社會階層)；並以個人對成功因素之認知(家庭背景、先賦地位、人際關係及個人努力)及相對剝奪感為預測變數，以此解釋個人感知與各種關於社會衝突(中產與勞動、富人與窮人、主管與員工、頂層與低層)的不同程度。 本研究的結果指出，當個人認為自己的相對剝奪感越重，越認為社會衝突的存在感。以成功歸因屬「先賦地位」的部分，與各項對社會衝突的知覺均有顯著性的正相關。此研究成果亦與社會不平等理論所主張，社會資源由少數特定族群所壟斷，造成社會階級難以流動，因此屬於性別及群族的先賦地位，更是代表與生俱來的優勢或劣勢，影響個人成功的因素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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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大雅小麥農家考察

西元2000年之後小麥之鄉以及小麥文化節開始出現在大雅地區，本研究考察大雅小麥農家族的四個面向，土地、雇工、技術以及節慶建構。土地面向探討小麥農夫目前的農地取得方式以及農民收入，雇工面向著重工資經驗和農民間的雇工關係，技術面向考察小麥技術特性，社會建構面向則著重在小麥之鄉以及小麥文化節的建立過程，並從這四個面向中分析小麥之鄉的社會建構方式和農民的生活經驗。本研究發現：1.小麥農夫的農地獲得方式，農地的獲得方式為租約形式，契約方式為口頭契約方式，是因地主對於持有土地的未來可能利用考量，例如土地價值上漲出售、挪作己用、開設工廠等。但當下不出售土地的因素可部分解釋為對土地的使命感。農夫的耕作規模如達到一定程度，目前是可仰賴農業維持家戶生計。2.小麥農家雇工關係有兩種模式，分別呈現農村兩種工資文化，與台灣其他產業的雇用模式相近。第一種為短期雇用勞力及機器任務結束雇工關係即結束，雇主與受雇者為對等的關係。第二種為長期勞動雇用關係，長期雇用固定工人。除了基於單純的雇用關係，其雇工可能是基於既有社會關係。3.小麥耕的技術有兩種，第一種為基於傳統農耕方法上的改良，以及與環境協調的功夫，對農田水的掌握，與其他農夫的協調方式。第二種則為具有科學家精神的農作測試，如農藥、肥料、溫度等，更精確的掌握作物特性，而這些技術都有著「技術是看不見」的現象。4.小麥文化節和小麥之鄉稱號是被建構的，因歷史上小麥皆持續的種植在大雅這塊土地上，然而小麥在大雅這塊地上都並非是主要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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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張力：社會學的知識生產策略

研究問題的選擇，通常關乎學科知識發展的模式與方向，而科學家問題的選擇又與其所處的社群位置與知識體系的內在結構密切相關。然而，這兩個因素又如何表現在台灣社會學知識生產的過程中？為了回答此問題，本文以台灣社會學者的名單為基礎，收集1998年至2014年TSSCI與THCI的期刊論文資料，藉此測量各社會學家本土知識生產的策略趨向。研究結果顯示，相對於自然科學，由於社會學多元、獨立、競爭的知識結構，使得發散性思維的知識生產策略相當普遍。而其生產過程也未如自然科學般，會因社群位置的優勢而帶來更多元、發散的策略選擇。不過，「量化研究」卻會因其近似常態科學的研究邏輯，更傾向收斂式的知識累積與整合。最後，社會學有其不同於常態科學的「投資──報酬」邏輯。如果社會學者在知識上達成一定的整合與收斂，反而將有益於在鬆散的知識結構中形成「範例」，提高學者的學術影響力。本文的發現將有助於學術社群重新檢視台灣社會學知識生產的特性及其可能伴隨的優勢與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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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價」創「家」─創價學會性別實踐之探討

國際創價學會（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SGI）是一個由世界各地一千兩百萬名在家信徒組成的佛教組織，於1962年從日本引進台灣，至今在台發展蓬勃。創價學會以性別、年齡和婚姻狀況為組織基礎，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也展現於成員的日常生活或是大型的活動上，譬如女子部需穿著學會制定的裙子套裝、男子部身著筆挺西裝。然而，如此強調傳統性別觀念與僵化的性別框架的宗教組織內，卻有著相當多的大學生與研究生會員。 性別平等教育在大專院校實施有年，性別關係也隨著社會變遷日趨平等。本研究關注的是： 一、以異性戀、性別差異為原則的宗教組織是如何的運作？ 二、受過性別教育的年輕學員──尤以大學生與研究生是如何因應創價學會 的性別框架？又如何接受或排斥其中產生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創價學會透過傳統異性戀家庭模式的性別分工的安排來進行意識形態的實踐，並透過實踐的過程不斷的再現意識形態；譬如以「家」作為組織運作的想像範本，將成員依據性別、年齡和結婚與否進行身分的劃分，並以身分的不同進行分工。除了家庭與個人信仰之外，家庭般的關愛、社會網絡的壓力以及日常生活與職場中的性別框架是讓年輕成員接受並合理化創價學會的性別化安排的三個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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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必有失？明星高中與心理健康

過去針對明星高中的研究中，大多探討明星高中在學業成就上能帶來正向效果，但明星高中學生壓力問題也時有所聞。就讀明星高在升學道路上看似俱有優勢的收獲，但真的只有得沒有失嗎？明星高中的競爭與升學壓力所帶來的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無疑也是一種代價。本研究主要探討就讀明星學校對心理健康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透過大魚小池(The Big-Fish-Little-Pond Effect，BFLPE)的概念，來探討就讀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以及個人所處位置的差異在心理健康上的表現。使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簡稱 TYP)長期追蹤資料，採用反事實分析方法，進一步排除進入明星學校選擇性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大魚小池效應的存在，本研究也同時考慮魚與池的互動效果，發現就讀明星學校確實也有學校的負面效果存在，個人位置不同其效果也有所差異。過去研究大多只關注明星高中學業成就，或只就中學生心理健康進行探討，本研究則直接檢驗明星高中選擇對心理健康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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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真的不是問題？社會變遷環境下的親子年齡差距與互動關係

代溝（generation gap）是否存在？是個長期以來橫亙在親子之間的熱門討論議題。快速的社會變遷又是否真的會造成親子之間明顯的「代溝」，並影響親子間的互動關係？而隨著現代化的腳步，臺灣人父母親養育子女的年紀也愈漸往後拖延，父母與子女之間也可能因此有著較大的年齡差距。而親子之間的年齡差距，又是否可能成為「代溝」的一項潛在根源？較晚生育子女的父母親，又是否真如過去文獻所指那樣，有充足的能力與優勢來加以克服？針對這項議題，在臺灣國內較少有此類討論，因此本文嘗試利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的第一波（2001年）學生與父母資訊來回答這問題。 　　本次研究採用符號互動觀點，分析子女所回報（child-reported）的家庭內部資訊，重新審視代溝可能帶去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發現，在父母親的教養行為上，若父母親與子女相處的時間較長，雖然能夠維持的正面的互動參與關係，但並不能有效減少親子衝突；而父親或母親若是採用「獨裁專斷」的教養風格，則可能會引起較多的親子衝突，且子女評價的互動參與關係也較差。而不同父母生育年齡（與子女年齡落差）在親子互動關係上，年齡差距大的「晚生育」的父/母親在互動參與（involvement）上的確較容易得到子女較為負面的評價，也可能引起較多的親子衝突。值得注意的是，年齡差距小的「早生育」母親在親子衝突關係上也少於適齡生育年齡的母親。除此，本次研究亦發現，父母生育年齡（與子女年齡落差）對於親子互動關係的影響效果其實並非出自於教養風格或父母與子女相處時間的影響，親子年齡差距本身具備獨立於教養行為之外的作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