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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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論文主要議題是臺灣儀式戲劇之表演，以臺灣北管扮仙戲為研究範圍，配合實地田野調查，透過藝師、劇團負責人、資深藝人的訪談，搜集之抄本、劇本、影像、錄音檔資料及對所有相關文獻進行彙整，分別討論儀式的定義、臺灣儀式戲劇的溯源、實際的演出歷程分析，並探究了臺灣扮仙戲儀式的程式化運用，另外也介紹扮仙戲中神仙戲的角色。期能更深入整理臺灣儀式戲劇的內涵意義。 臺灣扮仙戲在搬演時強調是其特殊儀式性，特別在搬演步驟上有其一貫規則，本論文將其歸納為扮仙戲的神仙戲部份所運用的四個儀式程式：1.良辰吉日、邀集眾仙；2.諸神現身、降臨福地；3.群仙獻寶、慶賀賜福；4.賜福完畢、各歸天曹。另外，扮仙戲的人間戲部份亦有四個運用的儀式程式：分別為1.標榜：建勳立業；2.誇耀：君王表揚；3.賞賜：賞官賜祿；4.謝恩：敬天謝恩。經歸納分析，所有扮仙戲的神仙戲、人間戲，皆沒有跳脫此儀式進行的程式，可以說整個扮仙戲的演出皆依儀式性程式來進行搬演。 臺灣扮仙戲儀式進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祈福慶賀，過程都是以儀式為重要內涵，再配合上演出。從表面看來，扮仙戲的演出其文學性、思想性也相對有限。但是，民俗祭祀活動中，這樣在社會各階層有廣泛影響的劇目，其為人們所喜聞樂見、久演不衰的文化現象本身，足以說明其學術、文化和儀式戲劇本體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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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劇月刊》是在台灣京劇面臨轉型的背景下誕生的，由主編者陳小潭先生一人獨立營運，總是艱辛月刊的發刊仍長達十三年的歲月。此月刊見證了台灣社會與京劇的發展的變遷過程。其所刊載的文章內容多元，不同的意見交雜其中。在京劇變遷的過程中，月刊的撰稿群也不斷的修正與檢討自己的看法。然而有一個前提是不容質疑與更動的，那就是：「京劇是一門高深的藝術」不容旁人等閒視之。在這一大前提底下，面對台灣京劇轉型的階段所產生的種種變革，《國劇月刊》始終是採取一種保守的態度去因應。 《國劇月刊》的內容多元，包含了約可分為京劇劇藝研討、京劇活動報導、京劇演出評述、京劇環境評論等四大類。劇藝研討的文章記錄了京劇最輝煌的時期，當時著名伶人們的翩翩風采，隨著老戲迷飄洋過海來台，一直活在他們的心中。也因此在面對京劇的沒落，這些京劇的精髓與靈魂便更需要被提出來，做一個指標。無論是當代的演員、劇目的改良乃至於劇評人都必須以此為依歸，這樣的心態，隨著京劇創新的浪潮襲來，雖然有漸漸鬆動的情況，但是不可諱言的是，整體而言《國劇月刊》仍是一本風格保守且立場堅定的雜誌，也因此其讀者始終不能擴大，而使月刊對台灣京劇發展的影響始終有限。但是主編陳小潭先生因對京劇的喜愛而無私奉獻自身的力量，只為能對發揚京劇盡一份心，這樣的精神雖然保守固執，但是在求新求變，現實殘酷的工商社會中，仍為台灣社會保有一絲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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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研究上海開埠至今(2013年)的崑曲活動及發展。 西元1843年11月17日在南京條約的五口通商章程協定下，上海正式開埠，從此展開了不同於中國其他城市的炫麗面貌。此際的中國，除了鴉片戰爭的失敗，尚遭遇太平天國及小刀會的侵襲。內亂與外患使得百姓大規模地自蘇浙遷徙到滬；通商重心的轉移造成崑曲演出及發展重心的轉移，崑班或因逃難、或隨錢潮一同來到上海。 然而清末以降，近代的中國王朝更迭，戰爭不斷。上海占有地利之優勢，使得局勢相對穩定，在文化上則是中西交會、百家爭鳴。這塊土地孕育了「海派」戲曲的誕生，而當古老的崑曲，在海派潮流的衝擊下，會有甚麼樣的遭遇，能撞擊出甚麼樣的火花。放眼上海崑曲跨越兩個世紀，超過一百五十年，起起落落磕磕絆絆，苦難大於順遂、寂寥裕於榮錦；透過這段歷史，本文將雕塑完整的近、現代崑曲在上海起伏流變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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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研究台灣現代主義世代的小說，並以「戰爭」、「存在」、「世代精神」為切入點。戰爭背景與意象、存在主義思潮、世代精神三者在冷戰時期台灣的空間，既是並列關係，也是層遞關係。現代主義世代作家，他們從拋不掉的歷史與世界的「戰爭」框架，促使其對西方存在主義的媒合與接受，戰爭意象與存在主義在現代主義世代作家當中成為一種交織混雜的元素，最後表現在他們文本時，成為這一代作家特有的世代精神面貌，此為本論文從台灣現代主義世代小說家的境遇書寫題材當中所欲探究的核心論題。 在學術研究史上，本論文延續七○年代以來鄉土文學論戰的第一讀，與解嚴前後為現代主義平反並經典化的第二讀，自我定位為現代主義經典的第三讀，期能從現代主義的研究中，細部分殊出一條存在主義文學的研究脈絡，並考察其與台灣「戰爭背景」之間的在地生成關係。 本論文前後分七個章節，從歷史、記憶、思潮到作品，多面向考察台灣存在主義文學作品的媒合歷史成因及在地化面貌，並特別串聯世代作家在「戰爭」與「存在」之間的關係性思考。首先回到中國的戰爭及東亞的冷戰歷史框架，再加上戰爭世代回憶錄所呈現的存儲記憶，共同形塑現代主義世代所承接的國族創傷記憶究竟為什麼樣的景況，為歷史與記憶層面的背景考察。其次存在主義思潮從西方的興起便與戰爭背景相關，從哲學內涵、文學範式，到傳播途徑的考察，再到對台灣文壇產生的影響，是思潮發展層面的背景考察。最後以現代主義世代作品所表現的「處境」觀察面向，從當時時空的國族流離處境，到回溯根源的戰爭歷史處境，最後回到在地化個人處境，從三個層面去觀照存在主義如何受到現代主義世代作家的接受與轉化，並在世代作家的小說文本當中，形成在地化與經典化的現象，並從中呈現出世代作家整體的精神史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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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劉備與諸葛亮管理蜀漢」為題，將蜀漢定義為現代的企業集團，將劉備定義為集團領導者兼管理者、諸葛亮定義為集團管理者。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引用近代管理學的理論，探討劉備與諸葛亮對於集團之管理。以期能於蜀漢人物之研究中翻出新意。 在研究進路上，分為四個部分進行。第一、管理者的工作內容首要即策劃，所謂的策劃乃是設定目標，並且帶領集團成員以實現這項目標，因此本文第二章即說明蜀漢集團成立的目的，以及管理者實現願景的計劃與行動，另外，劉備與諸葛亮的職權分工也將於此部分作說明。 第二、探討劉備與諸葛亮對於人才的招聘與集團成員的任用，這屬於組織活動的範疇，組織之所以成立，除了願景以外即必須有人，換句話說，組織活動即是集團將人才組織起來並予以運用，因此招募及擴展人才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而蜀漢集團在招募人才方面有何困境與措施？劉備與諸葛亮在任用人才時又有何特色？從此處即可分析他們在管理集團內部人力的才能。 第三、探討劉備與諸葛亮與集團成員間的協調活動，在管理事務上，即集團事務的決策以及集團內部人事的溝通最需協調，劉備與諸葛亮在集團事務上的決策有何特性？而他們與臣屬的意見溝通上又有何特色？此為本處所要探討的目的。 第四、則是綜合討論劉備與諸葛亮管理集團之方式，探討他們在管理集團時，為集團塑造了什麼樣的文化導向？而他們從中反映出來的領袖特質又是什麼？劉備乃是以寬厚人和的處事原則來凝聚集團之向心力，諸葛亮則較強調集團的制度性，有這樣的個別特色，與劉備與諸葛亮所處的集團職位有很大的關係。 本文的結論即針對劉備與諸葛亮在執行集團的管理上，各種面向的管理特色，最後則合併他們的職位與對於集團的管理是否適任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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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濛初是晚明戲曲家，現僅存兩部雜劇和一部傳奇。雜劇《識英雄紅拂莽擇配》和《虯髯翁正本扶餘國》取材自唐傳奇《虯髯客傳》，將小說中主要人物虯髯客、紅拂女和李靖，構成三部劇作描述，意在彰顯豪俠義氣。凌濛初的「紅拂三傳」有別於張伯起的《紅拂記》，剔除風花雪月的文人習氣，藉由北曲雜劇的形式寄託自身抱負。此外，他所評點的《西廂記》，經暖紅室翻刻後，歷久不衰。他的戲曲理論以對「本色」和「當行」探討為主，並評論各曲家看法，在晚明戲曲風潮蓬勃發展下，凌濛初試圖以客觀和理性，對劇作評論作出較為中肯的分析。本文就凌濛初劇作、戲曲評點和理論，結合當時曲風和現況，探討凌濛初在晚明戲曲發展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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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現當代文壇，近年來興起了一股研究飲食文學的風潮，致使以飲食為書寫對象的散文，逐漸由原本依附在文化習俗的從屬地位，轉化為創作者在建構自我生命景深的情感出口。有鑒於臺灣現當代飲食文壇上，書寫最多的主題乃是在歷時性評價的淬煉下歷久不衰的「親情滋味」，且，為了證成：「飲膳書寫不僅是涉及腦認知和身體感官的心智活動而已，潛意識也在此過程扮演著要角」的假設是成立的，筆者決定以文學心理學為分析取徑，把飲食散文中最質精量眾的親情倫理書寫，置入與我們的存有最息息相關的生活元素：「空間場域」裡，以釐析隱匿在始源性記憶與飢餓情結之轇葛下的理想家屋追尋。 為了讓前述的預設目標能逐漸在各章節中昭然若揭並獲得證成，筆者在第貳 章裡會先以縈繞在尋常料理之中的親情滋味作為探源的主軸，並架構起兩條互補的追憶路線——溫馨愉悅的親情追憶之旅和衝突矛盾的親情回溯之旅，期能透過這兩股「對而不立」的情感脈絡之開展，以逐漸從五味雜陳的飲食符徵間，提析出食物於飲膳記憶裡所扮演的媒介角色；並由時光意欲抹銷而回憶卻一再重訪的矛盾欲求裡，發掘出懷舊況味下所匿藏的曳引情感結構。 接著，為完整具現化人對理想家屋之盼求所形成的曳引情感結構，筆者在第參章裡，將進一步把書寫者對攝食經驗的抒情銘記，交叉置放在人類學、社會學與眾心理學的論述下來進行檢視，以抽絲剝繭並漸次還原：內在意識的象徵，透過飢餓情結的根源性失落附著和替罪羔羊的補償性機制的啟動，把我們尋常飲食活動的外在實踐，互為表裡地鍵結在一起的動態歷程。 最後，為完整探索理想家屋的本質在飲膳物語中所透顯的意向性追尋與深廣意識，第伍章則會結合存有現象學的圓廣性想像與集體潛意識的始源性表述來進行釋名，以完成自我對理想家屋這座魂繞空間在本質上的廓析，並回應人對跨界空間，即兼具了愛與安全感之「理想家屋」的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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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有不少畫中女子走出畫作成為真人的故事，本文從古籍及民間故事中搜集畫中女現形的相關故事，分析故事情節的增刪情形及人物形象的特色，及探討「畫像成真」的心理思維。 畫中女故事或因時代氛圍或受作者創作意圖影響而有情節的增刪。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志怪小說即有畫中女現形的故事，至唐代真真的故事，形成固定故事敘事結構，明清傳奇中則是以「畫中女現形」的情節作為一種藝術的手法，旨在呈現「至情思想」。民間故事中畫中女故事中的男主角多因熱心助人而得到畫中女現身相助，呈現「善有善報」的道德觀。 畫中女故事中畫中女美貌又主動熱情，而故事中與畫中女互動的男子多為文士身分，風流倜儻或輕狂不羈，如此的人物形象塑造，乃因男子的孤寂心理期待得到補償所致。故事中「畫像成真」的情節或因「存想致神」，或因「心誠則靈」、或因「真幻相通」、或因「移情作用」等心理因素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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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小說」一詞，在台灣首先由葉石濤提出，並在鍾肇政《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的創作實踐中逐漸形成，其後李喬《寒夜三部曲》、東方白《浪淘沙》的承繼書寫，使這一系大河小說壯大成一個醒目的符號，為台灣文學創造了豐厚的佳績。但有別於法國大河小說(Roman-Fleuve)，此一系列台灣「大河小說」因歷史語境的不同，有著書寫台灣史的在地化特色與時代意義。隨著台灣社會中「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強化對立，楊照指出在本土文學論述中台灣「大河小說」有著書寫「外於中國史的台灣史」的內容取材目的性，使台灣「大河小說」的論述場域出現不同意識形態各自論述、各自贖回的紛雜現象。也使「大河小說」一詞被誤用與策略挪用，限定了台灣大河小說的內容與格局。實則台灣大河小說無須限定只能書寫「相對於中國史的台灣史」的規準，當然，也不該排擠書寫台灣史的大河小說。更何況書寫台灣史這一系台灣「大河小說」，實有其寫作的歷史動因與社會緣由，與建構台灣人主體性的積極意義。 本論文以整體脈絡性的觀照，釐清台灣「大河小說」的始源性，有著向世界文學看齊的精神立意，同時爬梳台灣「大河小說」觀念的演變脈落與延異軌跡，從而揭櫫台灣「大河小說」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可能發展，為此一文類的多元開展予以樂觀的期待。另外針對書寫台灣史這一系列台灣歷史大河小說，體察其在解嚴前與解嚴後的不同創作意識與寫作動機，從而理解作家書寫的功能性意義與價值，有著戒嚴時期對日本殖民異軌歷史的贖回，以及解嚴後對二二八歷史不得不書寫的歷史使命性，以及新世紀對台灣主體性的強力塑造建構。 在國家機器宰制的主導文化下，台籍作家及作品曾位屬相對邊緣的傳播場域。因此吳濁流、鍾肇政…等人由私領域到公領域的集結，以編輯身分主導《文友通訊》、《台灣文藝》、《民眾日報》等傳播媒介，以及遠景、前衛等出版社的努力，使本土作家作品有了發聲管道，同時也相對集結了屬性相似的文藝集團。台灣歷史大河小說便在如此的環境中因應而生，從戒嚴到解嚴，從解嚴到新世紀，與社會持續交互作用下，書寫出《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楊梅三部曲》、《台灣大風雲》、《台灣三部曲》……等大河巨作，從搶下一席之地到逐步打開文學傳播場域，台灣歷史大河小說在銳不可擋的反動衝撞下，在文壇逐漸受到正視與肯定。 台灣歷史大河小說的文本發展方面，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堪稱台灣「大河小說」的精神源流，尤其小說中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身份認同的意涵結構，更成為此系列「大河小說」的精神基調。台灣歷史大河小說的文本發展，可分成解嚴前、解嚴後，以及新世紀三階段。首先解嚴前由於政治時空的囿限，作品斷限於台灣光復，直至解嚴後作家才敢書寫二二八事件，而21世紀初的台灣大河小說，除了承繼20世紀的大河小說外，更開展出女作家、女性視角的台灣大河小說，為台灣「大河小說」開創了新的局面，與其他更多元的可能。 文本分析方面，則從歷史母題的書寫、認同議題的變遷，以及語言角力的演進三方面，探析作家所欲突顯的意涵結構與歷史觀。最後，歸納標舉出台灣「大河小說」的存在意涵：解構中原中心論述、補述歷史抵殖民、開展本土集團文學場域、邁向世界文學為標竿、刻劃建構台灣人身份認同脈絡、抗拒壓迫、台灣人精神的重構與主體性確立，最後回望過去大河作品，並展望未來作品的新視野與新面向，期望作家能在反省與抵中心的立場上，持續為大河歷史中的弱勢族群書寫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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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1763-1820），字理堂，後改字里堂，晚號理堂老人，治學博通群經、學識淵博，為乾嘉時期揚州地區重要學者之一。焦循於《春秋》學的相關資料流傳至今者十分稀少，僅存三本：手批《春秋左傳註疏》與手批《春秋公羊傳註疏》為焦循研讀《十三經註疏》之筆記，內容多為鈔記前人之說而少有案語；而《春秋左傳補疏》為唯一一本具體成書且刊刻出版的作品，論述較有系統性與思想性。目前學界對於焦循如《孟》學、《易》學、《論語》學等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然對其《春秋》學的研究卻不多見，大部分集中在《春秋左傳補疏》一書，且對該書的評價普遍貶多於褒。然，考察今人對焦循《左傳》學的相關論述，本文認為，現今的研究成果中有許多論點未必公允，或有可再商榷或保留的空間。 焦循《春秋左傳補疏》一書共一百二十八條，主要是針對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一書而發，內容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為針對杜注之地理、名物、文辭等訓詁考證進行補充申述與訂正考誤，與乾嘉時期所盛行之考據學風並行不悖，重在明訓詁以求經典之真，最終目的在探求原始的孔孟之道；第二為以杜預生平為考察基礎，乃透過「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的方法，著力於揭發杜預作《集解》實含有為自己、為司馬氏政權所「諱飾」的隱衷，焦循並以其心中所認定的儒家君臣觀為標準，大力的批判與否定《左傳》和《春秋經傳集解》的義理思想。故《春秋左傳補疏》一書充分的展現了焦循對儒家人倫之道的堅持，使其《左傳》學中呈現出濃厚的捍衛儒家君臣大義的使命感。雖然焦循極力批評《左傳》義理思想，但是並不因此而全面否定《左傳》的價值，仍給予《左傳》的敘事極高的評價與讚譽之辭，可見焦循通達而不局礙的治學理念。 本文透過重新分析焦循《春秋左傳補疏》一書，輔以其《孟子正義》、《論語通釋》與《雕菰集》等書，試圖建立焦循《左傳》學的全般樣貌，期能填補現今對焦循《春秋》學中的研究空白，還以《春秋左傳補疏》一書更公允的評價。